厉以宁90年代提出的“第三次分配”，成为这场重磅会议的热词

厉以宁教授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提出和研究股份制的学者，“厉股份”这一称呼也广为人知……但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近期备受热议的“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最早也是由他提出。

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提到“三次分配”，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理论，在国内最早是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厉以宁教授提出。1992年，他在《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影响收入分配的三种力量”，在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与市场经济》一书中又做了进一步阐释。他表示，收入不应只有市场、生产要素进行首次分配，而是要政府加强调节、引导慈善事业的“三次分配”，通过“三次分配”可解决收入分配难题。

厉以宁教授迄今已出版50多本经济学专著，对于“第三次分配”的研究也一以贯之。在《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经济学的伦理问题》、《文化经济学》等书中，厉以宁教授又从经济、伦理、文化等不同角度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与思考。

摘自1992年厉以宁发表的《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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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和政府以外的“第三种力量”

近期举行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提到“三次分配”有何深意？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这一明确的信号与“十四五”期间“缩小收入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直接相关。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会议强调，“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

如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厉以宁教授始终关注与研究的问题。2018年出版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一书，集结了厉以宁从改革开放至今的40篇代表性论文。其中，在《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一文中，厉以宁教授深刻分析了“富强”的内涵与现实意义，并提出“争取实现最大的制度红利——社会和谐红利”，并用专门章节对“三次分配”进行解析。

厉以宁教授指出，所谓“第三次分配”，是相对于“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而言的。市场主导的分配是“第一次分配”，是指在市场发挥调节作用情况之下，参加工作或进行投资的人，按市场规律取得自己的那一份收入。但由于每个人获得的收入多少不一，总会形成收入的差距，而收入差距过大是不利于社会和谐的，于是就会有“第二次分配”。

“第二次分配”是政府主导下的收入分配，是指政府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政策等进行收入调节。比如，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也包括了对于财产较多的人征收的财产税（如房产税），对于贫困户则给予津贴、补助等，都属于“第二次分配”。政府通过收入的调节来缩小社会上的收入差距。通过这种方式，每个人的收入都成为税后收入，而低收入人群不仅不用缴纳所得税、财产税，而且还能得到政府发给的津贴或补助。

“第二次收入调节”以后，社会上还存在较大收入差距，这时就进入“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通常是指基于道德力量作用的收入再分配，包括通过社会公益事业把人们捐赠的钱财用于帮助低收入家庭，也包括人们自愿从事的帮助低收入家庭脱贫的捐献，如帮助孤寡老人、病人、残疾人、儿童，还包括人民自愿提供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奖学金等。此外，在针对洪水、地震、泥石流、长期干旱的地区救灾活动中，也会有不少人或向慈善机构捐献，或自行向受灾群众捐款，这些都属于“第三次分配”的范畴。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第三次分配”的捐款数额是逐渐扩大的。中国也有相同的趋势，相关的法律法规正日益完善。

“第三次分配”与伦理、文化息息相关。厉以宁教授在《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专门列出“重视第三种调节——文化调节”一小节。他提出，在我国过去的几千年历史中，相当多时期处于动荡阶段。那时市场是失灵的，政府是瘫痪的，但社会之所以得以延续下来，靠的就是道德的力量。有了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后，道德调节也应发挥作用。我们要重视第三种调节，即通过道德力量来调节，也就是文化调节。

02

如何做好“三次分配”？

厉以宁教授认为，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之后，社会协调与发展方面依旧会留下一个空白。不管留下的空白较大还是较小，都意味着在社会协调发展方面还有一些工作要去做。因此，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性就突出了。由于“第三次分配”是人们自觉自愿的一种捐赠，因此它的影响是广泛的，它所发挥作用的领域是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无法比拟的。

关于“如何做好三次分配”，厉以宁教授也指出过解决路径。

厉以宁教授表示，第一次分配中，可以通过三个途径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第一，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因为物价上涨，最低工资标准不提高，当然无法提高劳动收入水平，那么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就下降了。而且一旦最低工资标准有所提高，其他相应工种和等级的工资待遇就会提高。第二，农产品销售价格要逐步提高。在农村，种粮食是最不挣钱的，种粮食的人是很穷的，所以农产品销售价格需要逐步提高。第三，要大力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推行农业产业化，让农民从延伸产业链条中得到更多实惠。

厉以宁认为，在第二次分配中，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第一，对贫困户和灾民进行救济。政府要加大对贫困地区扶持力度，出台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实施不同的扶贫项目。第二，利用税收调节。如个人所得税问题，不仅仅在于提高征税的起征点，更重要的是根据家庭的负担，根据家庭的收入来调节税收。因为单身的人与有家庭有孩子的人，他们的负担是不一样的。第三，现在是到需要考虑遗产税、赠与税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了，这是第二次分配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关于第三次分配，厉以宁表示，凡用于公益事业的捐献，应该免税，让更多的人把自己的财产用于公益事业，这也是国外的一些经验。从第三次分配着手，相信可以缩小现在的贫富差距。

收入分配问题，事关人民切身利益，也关乎改革发展稳定之大局。第三次分配也越发受到高层和各方关注：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此次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再次释放出重要信号。经济学家们认为，要进一步扩展第“三次分配”的范围，增加个人捐赠的规模和总量，将潜力发挥出来，还需要制定好相关的制度和政策。

厉以宁教授，男，汉族，中共党员、民盟盟员，1930年11月出生，江苏仪征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他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参与推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主持起草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参与推动出台非公经济36条以及非公经济新36条，对我国经济改革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在国有林权制度改革、国有农垦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低碳经济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荣获教育部第六届及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