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身高到底多少厘米

作者：亓莉 红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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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毛泽东晚年生活琐记》作者亓莉，中央文献出版社

神秘的“外宾”要理发

事情应该从1959年说起。

这一年，23岁的周福明代表理发行业出席了杭州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表彰大会。这次会议上，他被评选为理发行业的“青年标兵”。也许正是因为他当了标兵，才发生下面的事情——

12月26日那天，整个时美理发室热闹非凡。快到新年了，人们都希望以崭新的面貌投入到新的一年。前来光顾的顾客络绎不绝，整个理发室呈现着节日前的欢乐气氛。

临近11点钟，时美理发室所属的杭州市上城区区委赵书记，从紧张忙碌的人群中找到周福明。

赵书记用十分慎重的语气问：“理一个发最多需要多长时间，半个小时能不能完？”

“半个小时估计没有问题。”周福明根据以往的经验回答。

赵书记让周福明随他一起来到店领导办公室。

走进理发室领导办公室，周福明看到那里坐着两个人。经赵书记介绍，才知道他们是浙江省公安厅的。其中有一位叫王文和，是个科长；另一位姓马，叫什么名字记不清了。

见周福明进来，王文和科长开门见山地说：“小周，现在杭州饭店有个给外宾理发的任务，组织上决定你去，请你马上带好工具和我们一起走”。

去饭店给外宾理发为什么还要让自己带工具？哪个饭店没有理发室？却由不得周福明去想，他赶紧回去收拾。所谓工具就是一把推子、一把梳子和一把刮胡刀，一个挎包就装下了。

周福明随着省公安厅的同志来到时美店门口，一辆吉普车正在那儿等候。

很快，周福明被接到了延龄路13号，当时的省公安厅接待五处。待了没多长时间，周福明又被送到了汪庄。

到了汪庄，接待人员先陪同周福明吃了饭，然后把他独自安排在2号楼的理发室。

汪庄这个地方，对周福明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它坐落在西湖之畔，为美丽的西湖增加了一分景致。解放前这里曾居住过一位很有名气的茶商，姓汪，汪庄因此得名。茶商居住的年代，很少有人到此。解放后，浙江省委在此设立了省委接待处，这就更少有人到此。这样无形当中就给这绚丽多姿的风景区带来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此时的周福明心里不断地打鼓。去杭州饭店给外宾理发？怎么一个外宾的影子都没有见到。把我接到这，接到那，还等什么呢？周福明思前想后，总觉得有些蹊跷。

时间仿佛也和他作对。以前周福明从未感觉到像今天这样时间难熬，时间都停滞了，半天也不挪动一下。他真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在理发室来回踱步。

门终于开了。随着一阵脚步声，走进两位陌生人。一位年纪较长，一位年纪较轻。周福明马上迎上去，两眼闪着询问的目光。

经他们自我介绍，才知道，那位年纪较长的是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年纪较轻的是王芳的秘书。

秘书十分客气地对周福明说：“我陪首长来是想请你为他理个发。”

“当然可以。”周福明爽快地答应了。

虽说不是他所期望的，可毕竟为苦思冥想的他带来了活的气息。再说王芳这位全省赫赫有名的人物，是周福明理发工作中所遇到的第一位大人物。周福明全身心投入，丝毫没有马虎。

在王芳之后，又陆续地来了三位同志。都让周福明为他们理发。

来的时候他们也都自我介绍：有个自称李卫士长，有个叫侯波的是位女同志，还有个伍处长，是省公安厅的。

从来没有和领导打过交道，也不知道卫士长究竟是干什么的，所以周福明对那位自称李卫士长的人也没有在意。

在给这四人理发的时候，周福明并没有注意什么。他们走了之后，周福明回头一想，怎么同这四位聊天，都是一个内容，有些话如同出自一个版本，几乎一字不差。如问：以前给外宾理过发没有？给生人理发紧不紧张？理次头发需要多长时间？半个小时内能不能完？……

“对！这都是提前商量好的。他们的目的是想通过理发试试我。”周福明暗自地说。

此时，周福明把在时美理发室赵书记找他谈话，浙江省公安厅的两位同志交给他理发任务，到刚才给那四人理发联系在一起，他刚撂下的疑云又悄然而生。

着实吓了一跳

晚10点来钟，周福明又一次坐上轿车出发了。轿车沿着杭州夕照山和南屏山之间的弯曲大道，快速地行驶。

望着窗外那一排排樟树、松树从眼前掠过，周福明仿佛又堕入一个变幻的迷宫。

说是要到南屏游泳池。周福明不断地思索，给外宾理发和去游泳池怎样才能把它们联系起来，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车停了，周福明的思路被打断了。出人意料的是，接待他的就是下午在汪庄理发室那位自称李卫士长的人。

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一天之内能连见两面，按说这也算缘分，何况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此时，李卫士长告诉周福明：“我是毛主席的卫士长。今天接你来是请你给毛主席理个发。”

什么、什么，毛主席的卫士长，给毛主席理发！周福明简直不敢相信。

李卫士长这两句话语调虽然很和缓，可犹如两颗重型炸弹，在周福明耳边爆响。

在周福明的记忆里，毛主席是在首都北京，每当想起他老人家，总是和北京的天安门紧紧地连在一起。怎么能在杭州见到全国人民所敬仰的伟大领袖？周福明既疑惑，又有种说不出的激动。

“给主席理由有个要求，希望能够快一些。”李卫士长向周福明提出。

周福明点头答应。

“去吧，千万不要太紧张。”李卫士长说罢，带着周福明走进游泳池。

游泳池内看上去非常普通，除了由绿色瓷砖砌成的半截墙围，丝绒布做成的窗帘，看不出它的特别。唯一特别的就是在他们进门的这侧池边，往前不远，立着一扇屏风。周福明随李卫士长走到跟前，只见屏风后面不大的地方，顺着墙放着一张单人床，紧挨着床放着一张桌子，桌子旁边放着一把椅子。显然这是主席临时休息的地方。

李卫士长让周福明稍等一会，自己从屏风前的另一扇门出去了。

周福明的心都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他知道马上就要见到毛主席了。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两眼紧盯着李卫士长走去的那扇门。

很快，毛主席在工作人员封耀松的陪同下走进来。

虽说此时的周福明已有些思想准备，可毕竟还是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毛主席身材魁梧、精神抖擞、步伐稳健，在室内灯光的映衬下，他那宽阔的前额上泛着微微的光亮。

主席身着一件长布睡衣，脚蹬一双圆口黑布鞋。从没有系紧的睡衣下露出里面的衬衣、秋裤。他手里还攥着一本书。生活中的主席看上去非常的平易近人，但仍然不失领袖风采。

主席微笑着向他走来，边走边伸出那巨大的右手。

周福明感到周身的血都好似沸腾了，脸也涨得通红。他迅速地向前迎了上去，握着主席那温暖、宽厚的手，一股暖流注入心田。

“主席，您好！”好不容易从嗓子里冒出这几个字。

“你就是要给我理发的周师傅？”主席笑着打量周福明。

“是的，您就叫我小周吧”。周福明连连地点头。

“不，是师傅嘛。”

工作人员小封从屏风后面搬出把椅子示意主席坐下，然后出去了。

整个游泳池就留下主席和周福明了。

主席坐下，随手打开手里的书看了起来。

周福明这时才发现主席带的那本书是《二十四史》的一本分册，书不厚，是线装的。

这次理发按主席的意思没有洗头，上来就理。

这是周福明平生以来最紧张、难度最大的一次理发。主席当时正在聚精会神看书，周福明想绝不能同以往那样，随意摆弄老人家的头。要随着主席看书的姿势为他老人家理发，决不干扰他看书。

当时正值杭州最冷的天气，周福明来的时候，身穿一件丝棉棉袄。此时他的心情比较紧张，再加上冬季室内游泳池里的热气一蒸，身上的棉袄也穿不住了，汗珠从额头上渗出。

他索性脱下棉袄，只穿里面的衬衣。

主席似乎看出他的心情。为了消除他的紧张情绪，他放下手里的书，主动地和周福明拉家常。

“你叫什么名字？”“周福明。”“多大岁数了？”“24岁”“结婚了没有，家里还有什么人？”“我年初刚结婚，家里还有父亲、母亲。爱人同父母生活在一起。”随着一阵浓重的湖南口音，周福明倍感亲切，一股脑地全都告诉主席。主席又问：“你是本地人吗？”

“不，是江苏人。江苏邗江县。我小的时候，老家叫江都，后来不知怎么又改成邗江了。”连周福明自己也不知道，主席的一句话，怎么引出他那么多话。

“对，是应该叫邗江。”主席十分认真地说。“你的家乡在历史上就叫邗江，只是后来划到江都去了，现在重新划归回来是正确的，要尊重历史。”

主席还能把邗江所隶属的扬州地区其他县说得一清二楚。这些就连周福明这个本地人也搞不那么清楚。

头发理完了。主席似乎知道接下来该轮到刮胡子了。他的嘴不由自主地鼓涨起来。

周福明想这一定是主席为了配合自己而作出的姿势。

周福明告诉主席，就像平常一样自然放松。至于刮到哪，他自己会用两个手指撑一下的。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周福明凭着他自己过硬的技术，不到20分钟，干净、利索地为主席理了发，修了面。

“谢谢你，周师傅。”主席一边起身一边微笑地对周福明说。“主席，不用谢。”“你为我服了务，哪有不谢的道理。”

望着主席认真的样子，周福明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能够为老人家理发这是他一生的荣幸。

“周师傅，会游泳吗？”主席问。”“会！”周福明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好，我让你同我一起游泳。”

周福明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晚上在杭州能够为全国人民所仰望、崇敬的伟大领袖理发，这已是他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居然还能同主席一起游泳。

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不知何时进来了。主席也到屏风后换衣服去了。

周福明经过和主席刚才的接触，浑身轻松多了。他换好游泳池备用的游泳衣，跳到水里，痛痛快快游了一番。上岸后，周福明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主席。

这次之后，周福明住进汪庄，留在浙江省接待处工作。当时由于毛主席的行踪对外是绝对保密的，周福明暂不能回到时美理发室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走进中南海

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主席带领一个读书小组外出，杭州就是此行的第一站，后来主席还去了上海和广州。

主席在杭州期间需要理发，就从浙江省公安厅把周福明叫来。

周福明再次为主席理发时，主席说：“小周，你同你们领导商量商量，我想让你和我走一趟。行不行？小钱是从你们杭州走的，我想把你和小钱换一换。你愿不愿意？你的爱人愿不愿意？”

周福明毫不含糊地回答：“听主席的。”

周福明马上请示省公安厅的领导，组织上当然支持他，并且明确表示：“只要主席需要，什么时候走都可以。”

主席提到的小钱是杭州饭店的一个理发员。主席来到杭州，一般是派他去为主席理发。这次主席来杭州，恰巧小钱生了病。就这么一个偶然的机遇，奇特地转变了周福明的命运。

1960年4日，周福明第一次随主席北上来到了他日夜向往的首都北京，住进了中南海。

初到中南海，周福明住在丰泽园东面的勤政殿。那时他的工作单一，两三天去趟丰泽园，为主席理发或刮刮胡子。有时他也去主席的伙房，帮助厨师韩阿富拣拣菜。

主席此时对比较闲暇的周福明也很关心，理发时主席对周福明讲：“让别人带你逛逛北京城，你初来北京，也很年轻，出去走走。”

周福明想，刚来北京就出去玩，还要麻烦别人，怪不好意思的。可主席提到了又不好拒绝：“好吧，等有机会再说。”

大概是周福明回答得不那么干脆、肯定，主席接着说：“一定要去，这是项任务。北京不同你们杭州，杭州的风景多，北京的名胜古迹多，只有看了才能了解。”

周福明随即答应；“好，主席，我一定去。”

周福明一口气跑遍了北京好些名胜古迹，记得去故宫、香山和颐和园还是搭负责陈云警卫的、当时警卫处长毛崇横的车。

过了几天，周福明再为主席理发时主席问到这件事，他高兴地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告诉了主席。

“主席，过去就听说过故宫里的宫殿多，如果认真地看起来，3天不一定能走遍，这次一看，果然名不虚传。”

“是呀，光宫殿就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主席跟着讲。

“一个皇帝干什么用这么多的房子。”周福明不理解地问。

“噢，想不出来，那我给你算算。”主席伸出右手，大拇指在四个手指上按“子、丑、寅……”一个个地点。这是主席惯用的动作，他看书、说话过程中，经常是这样。“皇帝干什么事都有个专议宫殿，有发布命令、为皇帝过生日、皇帝读书和休息的地方，那些大臣、皇后和妃子也各有宫殿。你知道清末的溥仪吗？”

“就是3岁当皇帝的那个人吧。”

“就是他，别看他只有3岁，往太和殿一坐，殿外的大臣全都跪下磕头。”

“这么厉害，3岁的孩子能管什么国家大事？”

“权力可大着哩，过去只要是皇帝，谁都得怕他，要不然，皇帝一生气，下个命令，说哪个就把哪个推到午门外边挨打或是砍脑袋。”

“真是可憎，腐败。”周福明嘀咕着。

“可憎、腐败岂止这些。”主席似乎也有些激动，说话声音大了起来。

“小周，你是党员吗？”主席忽然转个话题问。

“是预备党员，回杭州就该转正了。”周福明回答。

同主席谈话历来如此，很少就一个问题自始至终，他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思路，讲起话来也具有跳跃性。

“作为党员更要了解历史，学习历史，不能让统治阶级的腐败在我们社会重演。”主席的话语重心长，令人深省。此时周福明恍然明白，主席一定要让自己看看北京名胜古迹的真正目的所在。

周福明郑重其事地回答：“主席，我明白了。”

“好，小周，北京你基本去看了，第一个任务完成得不错，我现在再交给你个任务。”

主席又要交给自己任务，周福明的劲头又来了，他竖起耳朵准备听。

“你去北京饭店理发室向老师傅学习学习按摩、推拿技术，顺便再向他们学习做女生，以后江青、李敏和李讷还会让你为她们理发。”

提起江青、李敏、李讷，周福明并不陌生，上次随主席去广州就见到了江青和李讷。1960年春节前夕，主席对和他一起到广州的江青和李衲讲：“我从杭州带来个小周，春节了，你们去让他为你们理理发。”江青和李讷很快就找到周福明。

给周福明留下较深的印象是，当时她们母女很谦虚，没有主席让她们来，周福明必须给她们做的感觉，说话、办事都是商量的口吻。特别是李讷，那时李讷也就20来岁，圆圆的脸庞，高高的个子，穿着打扮极为朴素，看不出是一国领袖的女儿，但仔细地看还是有主席的神态。李讷的头发很短，周福明为她理发就像给男孩子理发一样，头发底边也用推子推，李讷显得非常的精神，就好像是个精干的小伙子。

同李敏的接触是到了中南海之后。李敏、李讷都住在丰泽园南院的“松树斋”，她们姐俩头发长长了也来找周福明，请周福明为她们理发。

北京饭店就位于中南海东侧不远的地方，周福明每天来回步行就行了。它是当时全市最大的一家老饭店，有着先进的设施和一流的服务水平。除毛主席之外，像总理、少奇、朱老总等其他领导人理发，都是来到设在北京饭店的专门理发室。这里有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朱殿华，理发技术全面，男、女生都会做。周福明来此基本上就是向他学习。

周福明毕竟是科班出身，有着理发的专业技术，只需师傅一指点，很快就掌握了女活的操作技能。可是学按摩、推拿技术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对以前从没有接触过的周福明来讲，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周福明不止一次地看到朱殿华师傅为朱老总按摩。每次理发之后，朱师傅在朱老总的头部和四肢，这么搓搓、揉揉，那么推推、按按，做的得心应手。

周福明先后到北京饭店学了半个多月，掌握了按摩、推拿的基本要领，以后每次为主席理完发，周福明都在他的头部做上几分钟。主席感觉良好。

“小周，你同别人不一样”

1960年底到1961年初，主席视察浙江、广东，周福明又随同服务。

广东佛山，给周福明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1961年初，广东佛山已成为全国卫生先进城市，主席在广州期间就决定去一趟。驱车行驶在佛山市的街心道路，柏油马路干干净净，道路两旁自始至终见不到一片落叶。主席当时情绪很高，在这风景迷人的城市，在幽雅僻静的市招待所，主席让周福明为他理了发，刮了胡子。

那天主席照例手里拿本书，可看了不大一会儿却和周福明说起话来。

“小周，你同别人不一样。”

正在理发的周福明听到主席这句话，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推子在手里越推越慢，几乎停下了。

主席又补充了一句：“我是说你理发。以前也有个理发师，为我理发，他见了我总是紧张，他紧张，我也跟着紧张。”

原来，从北京饭店挑选过一位年轻理发师为主席理发。由于主席的地位和他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所处的位置，这位年轻的理发师一听说是为毛主席理发，特别地高兴、激动。按说高兴、激动都是正常的，可在为主席理发过程中，理发师表现得异常紧张。主席终究是上了年纪的人，看到理发师手里握着的刮胡刀不停地发抖，他也跟着紧张起来。就那一次，主席再也不让这位理发师为他理发了。

为主席理发服务，不仅要有较好的技术，还必须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周福明之所以一次理发就能引起老人家的注意，关键在于他的理发技术的娴熟，动作的干净、利索，不折不扣的认真态度。

周福明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暗暗地庆幸自己这几年的心血没有白下，功夫没有白花。

菊香书屋写真

提起中南海丰泽园，人们就知道它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其实主席居住的地方只是丰泽园里的附属建筑，一个典型的四台院。这个院在清朝时取名“菊香书屋”，是个藏书的地方。

四合院的房屋前有宽敞的明廊，四面明廊分别由六个柱子支撑。东、南、北三面的柱子是水泥的，西面是木头的，显然后来这里重新修整过。院内有碧绿的草坪，矗立着7棵参天古柏和1棵老槐树，整个院落显得古色古香，清雅幽静。

1949年3月至1966年8月，毛主席在这里居住。东房是毛主席建国初期曾经用来办公和开会的地方，后来在这里吃过饭，再以后就很少使用。西房是毛主席的书房。北房是毛主席的卧室兼办公室。周福明来到主席身边后，主席的全部活动就在北方。

毛主席经常是一起床就办公，所以他的卧室就成了他的办公室。他常在卧室里批阅文件，也在卧室里会见中央和一些部门的领导人，周恩来总理经常到这里来和主席商谈工作。

从北房正门进来，就是毛主席吃饭的饭厅，房间的西墙立有三个书架，专门摆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还有诗词、随园诗话之类。经典著作主席基本上读过，有些书还不止读一两遍。许多经典著作是精装的，而且还很厚。

主席曾经对周福明讲：“这么重的书，不是人看书，而是书看人。”

主席一天除了睡觉、吃饭就是看书、批阅文件。他看书的姿势时常是躺在床上用手举着看。厚厚的一本书在主席的手里长时间地举着，甚至经常持续十几个小时，他的确是累得受不了。

周福明根据主席的意思开始把超过二百来页的书分装成册。把第一本分装成册的书是范文澜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厚厚的一本书变成了三本，每本都包上了封皮。主席还在每个封皮上认真地写了书名。

主席看书的数量很多，需要分装成册的书还不少。后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与印刷厂联系，把需要分装成册的书由工厂去做。像《资本论》一、三卷分别分装成6册，二卷分装成4册。

北墙的西侧还有两个书架，主要摆放《二十四史》、《红楼梦》和各种史话、诗词，还有满满一书架的字帖，都是各个朝代的名家名作，主席十分喜爱。

北墙剩下的部分和东墙的大部，靠放着四个单人沙发和两个茶几，左边的两个沙发之间没有茶几，毛主席的专座就是左边的第二个沙发。四个沙发前还放有一个圆形茶几，茶几上有许多画册和各类杂志，画家徐悲鸿的作品也在这里。开饭前主席就坐在左边的第二个沙发上等饭菜，圆茶几上的书就是供主席这时翻阅的。

从沙发往南就是通往主席卧室兼办公室的房门，它不置于墙的正中，而是偏南的位置。

屋子当中还有一张主席和家人吃饭的方案。主席同家人吃饭的机会不多，一周只有星期六的晚上吃一顿。平时饭桌的北边就放一把主席专用的竹藤椅，家人吃饭的凳子就搁放在屋子里的东南角，现用现拿。屋子的东南角还有一个衣架，是专挂主席的大衣和帽子的。在这里有一扇通向主席的卧室兼办公室的门，主席出来进去就从这门经过。

主席的卧室兼办公室

主席的卧室兼办公室的房子面积就比较大了，有两个饭厅大。一进门的南边摆着主席工作用的办公桌和保险柜。办公桌是个两头沉的写字台，写字台前有一把竹藤椅。主席习惯在床上办公、看书、批阅各种文件、考虑国家大事。他办公、看书的时间长了，就坐到沙发上翻翻字帖，到写字台前写写字。在这个写字台上主席不知写了多少文章、诗词，题过多少字。

1963年毛主席发表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就写于这个写字台。当时是周福明为主席研的墨，主席共写了三遍，前两遍他老人家都感到不满意，全让周福明拿去烧掉了。

写字台上有许多的办公和日常用品，台灯、台历、温度计、墨盒、笔筒、铅笔盒、墨水、砚台，加上水壶、杯子和烟缸、火柴，还有一部红色的专线电话。电话通过总机可接通全国各地。周福明在主席身边工作十几年，没见到主席用过它，外边也不往这部电话上打，包括周总理。

毛主席日常工作中的来往函件一般由专门的机要秘书拆阅、处理，重要的才送毛主席批阅。打给主席的电话总是先接到毛主席的机要秘书那里。机要秘书听后，直接通报主席。

总理有事一般是直接到主席这儿来汇报，就是打电话的话，也是打到值班室，让秘书或身边工作人员转告主席。而且，多少年来周总理形成了个惯例，电话接通后的第一句话都是问：“主席睡觉了没有？”有时，周福明一接到这声询问的电话马上就知道是谁。

这里特别要讲的是桌上全铜的墨盒，它还是主席特意从杭州的汪庄换来的。

1966年，毛主席来到杭州汪庄居住。一天，主席指着桌上两个墨盒对周福明说：“小周，你去请示请示地方同志，能不能把我的墨盒和他们的换一换。”主席的墨盒走到哪里都是随身带着的。

这次在汪庄，他发现地方为他准备的墨盒比较大，也好用。经地方同志同意，主席临走时把自己用了多年的小铜盒留下来。这个墨盒至今保存在汪庄。从汪庄换去的墨盒，主席去世后仍留在丰泽园故居。

主席就是这样，无论外出到哪儿，他对当地的党和政府历来尊重，对地方上的同志十分客气，时时处处以身作则，谦虚谨慎。

办公桌东侧的铁皮保险柜，主要放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的绝密文件。平时不说，如果主席出去，绝密文件就锁在这个保险柜里，直到主席回来才打开。

紧挨着保险柜的是个六扇屏风，南北向的屏风遮挡住主席睡觉的床。

主席的床不仅用来睡觉，还用来办公、看书，而且他在床上办公、看书的时间比睡觉的时间长得多。床上有一半的地方放着书，一本一本的摞得又高又多。主席不是躺着，就是盘腿坐在床上看，有时在这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主席也不下床。一天当中只有吃饭或到写字台前写字主席才下来，而且两顿饭里只有一顿到饭厅去吃，另一顿仍要坐在这个床上吃。

1949年，主席进城就睡这张床，经常上下的地方时间一长，床帮的布都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花。

周福明征求主席的同意：“主席您外出时，我把破了的床板重新绷一下，好不好？”

主席看了一眼周福明没有说话，周福明没敢再说下去，他知道为主席做事，特别是用新的更换旧的物品，都要事前同主席商量，搞不好会惹他不高兴。

周福明怎么看都感觉别扭，一溜床帮都是紫红色的，唯独这儿露出一块白，很不雅观。后来他和公务员崔录增商量，利用主席开会外出的机会用了块布把床帮补好了。

主席回来看见了，“喔！这不是很好嘛，既省了钱，又补好了床，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吗？以后办事就要这样，多动动脑子。”

显然，主席是不浪费国家一分钱，从勤俭节约的原则严格要求自己。你本着这个原则为他办事，自然他老人家也会高兴。

床的北边并排放着一张方桌和一张长桌。长桌上放有各种报纸、杂志、文件和书籍，还有台灯等。台灯底座捆着三个电铃开关，一个是叫卫士值班室的，两个是叫秘书的。方桌是主席睡觉前吃饭用的饭桌，平时上面也放些文件。主席批阅完一份文件就往这两个桌子上一搁，到时秘书会来收拾。

1963年以前，主席的这个方桌是藤子作的，同普通桌子一样80厘米高，主席是坐在床上用这个方桌。由于床垫高了10厘米，主席的腹部又大，他的脚只能是脚尖挨地感到不那么舒服。周福明注意到了这些。他心里琢磨，能不能为主席专门做一个桌子。他仔细观察，认真琢磨，绘出了一张草图。

有一天，周福明陪主席吃饭，一边吃一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主席：“主席你这样坐着不舒服，我想为您重新设计个桌子？”

主席这次没有马上拒绝，望着态度诚恳的周福明，看了半天，用探询的口气问：“行吗？”

“行，我看行。”周福明有把握地说。

主席不大相信小周会做桌子，但他还是同意，让他试一试。于是周福明对主席说：“主席，您坐着，我来量一下。”他拿起一张《参考消息》当尺子，量过尺寸。

周福明考虑到主席坐在床沿上吃饭，而床沿比一般的凳子要高出许多的特点，设计了一个75厘米见方，90厘米高的小木桌，比普通的桌子高出10厘米。周福明还在桌子底下设计了一根横衬，特意加宽加高，形成坡度，这样主席的脚就可以踩在上面了。

周福明把制作任务交给了中南海木工班，不久，木工班就按照周福明的设计做出了新餐桌。

新餐桌搬进主席卧室时尚未油漆。毛主席坐上来试了试，感到甚为满意，他的脚也正好踩在加宽的横衬上，很舒服。他还用脚在上面跺一跺说：“嘿，我可以用脚擂鼓了。”

打那以后，屋子常响起“擂鼓”声。主席吃饭前或吃饭后，两脚总在上面使劲地跺一跺。

连周福明也没有想到设计的桌子竟取得了这样出乎意料的效果。这是周福明到主席身边搞的第一项设计。

不久，摆放床边的这张小餐桌刷上了漆，亮亮的，很是醒目。毛主席每天坐在这张餐桌旁用餐，因为饭菜碗碟温度高，时间一长刷亮的餐桌上便烙下了餐具印痕。周福明见此，准备在桌子上铺上一块桌布。主席一口谢绝了，他说：“这样不是很好吗？每天吃过饭，用抹布擦一擦，只是用些水，就干干净净的，不要浪费那个桌布钱了。”

以后，在主席经常外出的地方杭州、长沙和武汉都做了类似的桌子。晚年主席搬到游泳池，床边的方桌也是这种式样。

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无论是谁到主席身边为他服务，依他的性格、脾气，自然要给你设下规矩，定下制度。对此，身边的工作人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不得有半点逾越。相反如果故意违反、明知故犯，那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中南海小整风主席拿稿费退赔

周福明参加卫士值班的工作后，心里特别高兴。这下他见到主席的机会越来越多，如果赶上当班，还要为他送笔、研墨、沏茶、上水、擦澡、开饭……

“我为党、为人民服务，你在我这里工作，首先要听我的、为我服务。不行你可以走。”主席微笑着，亲切而严肃地说。

“是，主席，我一定听您的话，尽我的力量去努力工作，为您老人家服务好。为党、为人民做贡献。这一点，请主席放心。”周福明非常诚挚地回答。

“不要学你的前任，千万不要跟他们学。”主席接着说。周福明听了一下子没有弄明白“不学前任”、“不要跟他们学”是什么意思。

后来他才知道，原来在3年困难时期，有个别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在随主席到外地调查研究、巡视工作的过程中，假借主席的威望，向地方搞了点白吃白拿的不正之风。

现在看来，那些事也许不算什么，可是主席知道这种事情发生后，非常气愤。

“我身边工作人员中有些同志作风不正，存在一些不健康的思想，需要进行教育，进行一次小整风，展开自我批评和批评。搞好团结，做好工作，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主席立即让汪东兴负责抓此事。

为了极有成效地做好整风工作，汪东兴认为：进行小整风，首先，要学好主席《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等文件，从思想上提高认识；其次，坚持正面教育，采取漫谈的方法，互相谈心，互相启发；然后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和风细雨地进行自我批评和批评，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把思想作风整顿好。

主席听了汇报后，对这样安排表示满意。说：这样做方向明确，办法对头。希望召集他们开一个会，宣布做法。

1960年10月6日，在主席身边工作人员的会上，汪东兴宣布了开展小整风的安排。要求同志们除了值班的人外，希望每次都能按时到会。在这次会上，他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

主席说：“你们没有犯什么路线错误，只是生活作风、思想意识上的缺点，只要认真进行批评和我自批评，检查一下就完了嘛。如果有人对你批评尖锐一些，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让你不舒服几天、几十天，将来你会感觉到对自己有帮助。”

这次小整风后，主席不仅要求大家吸取经验教训，而且要求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从他自己做起。他宣布，从1961年1月1日起，“我不吃猪肉和鸡了，因为猪肉和鸡要出口换机器。我们欠人家的要还给人家，我看有米饭、有青菜和油、盐就可以了。”“买东西一定要给人家钱，一张纸、一支笔也如此，千万不能向地方要东西。”“过去向各省市要的东西，照价付款，钱从我的稿费内开支。”

主席除了在身边工作人员中进行这次整风，还拿出自己的上万元稿费，专门派人作了一路退赔并道歉，以挽回造成的不良影响。

这件事使周福明也深受教育。主席对工作人员从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帮助成长，平时就非常注意对身边工作人员的严格要求，不允许身边工作人员以权谋私、搞特殊化或者做出任何违纪的事。

“到我这来别吓着我”

在生活服务上主席有他自己的要求，他曾对周福明讲：“小周，你每次到我这里来要想办法让我知道，但不能打扰我。”周福明乍一听主席所讲的很不理解，如果不是亲耳听他所说，自己肯定不会在这方面注意的。

主席喜爱一个人静静地办公、思考或者是静静地读书。为了不干扰他，谁进屋的时候都是尽量的轻声慢叫，生怕发出异常声音。但是仔细琢磨一下，这番好意的确容易使老人家感觉突然，产生惊吓。

毛主席毕竟与普通人的工作性质、生活环境不同。他常常为党和人民的利益，为民族的利益和国家前途呕心沥血，昼夜操劳。每天除了专心致志地办公、批阅文件，还要聚精会神地看书，他的大脑总是处于高度集中和极为紧张的状态。

身边的工作人员进去之前如果不故意地发出些声响，让注意力高度集中的主席感到有人进来的思想准备，当你站在他的面前，他就感到很突然、吃惊。特别像他那样上了年纪的老人，遇上这么一次，情绪半天才能平静下来。

其实，这种类似的感觉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可能遇见过，只不过是人们不注意罢了。但在主席这里这点显得极为重要。

主席的卧室中有张大木床，与走进卧室的房门正好相对。可在这张大床与房门之间立有一扇屏风，挡住了投向屋门方向的视线。类似这样的布局，不论是后来搬到游泳池，还是主席外出去过的地方上海、杭州、武汉、长沙、南昌……全都如此。屏风立在此处，主席对进屋人的感觉也得到了缓冲。

以后，周福明每次进屋都要有意识地在卧室的门口用脚在地上使劲地蹭一蹭，或者成心地咳嗽一声，“嗯”一下，隔着卧室的屏风让躺在床上办公、看书的主席只听其声，不见其人，注意力分散，做好有人来的心理准备。这时工作人员绕过屏风再走进去，老人家就不会感到突然、吃惊了。

“睡觉前说的话不算数”

“我睡觉前说的话不算数，必须要等我醒来后再定。”这是主席对周福明常说的一句话。

一次，主席已连续工作了40多个小时，这期间除了吃过两顿饭，连眼睛都没有合一会儿。安眠药都服下去了，他仍没有休息的意思。周福明打心眼儿里希望主席能尽早地吃上晚饭，这样老人家才能够尽快地休息、睡觉。

因此，从上一次为主席上水、上毛巾时，周福明就提醒老人家该吃饭了，可他当时没有答应。现在周福明又要给他上水了，这次主席总该同意了吧。

周福明用盘子盛着热毛巾、安眠药走到主席面前，先让主席把安眠药服下，把毛巾递到他的手里，又为主席派添上水，站等在他的身边。主席双手捧着毛巾不停地在脸上搓呀搓呀，脸都变红了，仿佛又焕发了精神。

趁主席擦脸的工夫，周福明又关心地问：“主席，是不是该吃饭了？”

主席用毛巾最后擦擦手，眼睛在堆满案上的文件打量了一番，用商量的口吻说：“再过一会儿吧，我把手头的工作处理一下。”

周福明的心里特别着急，可嘴上又不能说什么。只好端着毛巾盘走了。

好不容易盼到主席答应吃饭了。周福明立即去通知灶房的师傅准备饭、菜，返回来又为老人家服药、擦澡，做一天晚饭前必做的两件事情。这次服用的安眠药也比前几次量大得多。

周福明很快又从伙房里把饭、菜提到主席的卧室，陪老人家一起吃饭。是安眠药起了作用吧，主席似乎心不在焉，吃饭的动作也很机械，筷子在手里握了半天也不见动。可他的大脑仍在考虑问题：“小周，打个电话问问总理在哪儿，请他来一趟。”

周福明没有马上接着他的意思去做。由于主席有言在先：睡觉前说的话不算数，必须要等我醒来后再定。像请总理、召集常委们开会都是些大事，搞不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只有等主席一觉醒来再与他定一次。

果然，第二天主席醒来周福明得到的答复是：“不用了。”

为主席开饭

主席一天就吃两顿饭，吃饭的时间也不固定，从来没有到点吃饭这一说法，因此很难找出时间规律。如果非要找的话，周福明只能这样讲，两顿饭时间相距10个小时左右。

毛主席工作或看起书来非常专注，用废寝忘食这句话来形容恰如其分。每顿饭前，周福明当班的时候总是提醒主席是否该吃饭了，由主席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

往往是主席答应了，周福明再去通知厨师，等周福明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来时，主席又忙于手头上另一件事。周福明知道，主席手头上的事办不完是绝不吃饭的，这时你叫他也是徒劳。周福明只好把端上来的饭菜再拿到厨房重新热。有时来回地热上两三遍，主席才吃上这顿饭。

主席有自己的伙房，伙房就像一个小食堂，既有固定的厨师，又有食堂管理员。可主席的食堂管理这项工作，不局限于管理食堂的事务，还要负责主席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和开销，实际上也是生活管理员。

主席每顿饭吃的东西都有食谱，食谱是先由厨师和管理员提前一天写下来，再拿给周福明他们卫士看，最后商定。为什么要经过卫士呢？主席每天临近睡觉的这顿饭，必须由卫士陪着吃，对卫士来讲这是一项工作任务。卫士陪主席吃饭，除了负责照顾主席，同时也观察了解主席这顿饭吃得怎么样，饭菜是否可口，把观察了解的情况与厨师通通气，最后共同把食谱商定下来。

60年代，贴身的卫士就周福明一人，可以说这顿饭几乎就是他一个人陪主席，偶尔医务人员吴旭君也陪陪，到了70年代，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所增加，这项任务开始分散。

周福明就是不陪着主席吃这顿饭，可饭还必须由他开。凡去过中南海丰泽园毛主席故居的人们就会发现，主席饭桌旁有一个竹提篮，周福明当时就是用它一次一次地为主席开饭，一次一次地把饭菜从厨房提到主席的饭桌摆好。

从1962年周福明正式值班到1976年5月主席病重，周福明按每天为主席开两顿饭计算，15年累积下来，为主席开饭的次数达10800次之多。所以说周福明对主席吃的饭菜，了如指掌。

苦瓜和辣椒

主席吃得最多的要数蔬菜，每天都能吃上三个素菜。主席自己吃饭时的大菜是一荤一素，睡觉前这顿饭，由卫士陪着吃，厨师就要打出两个人的量，从一荤一素做成两荤两素，这样一天就能吃上三个素菜，常吃的蔬菜有马齿苋、木耳菜、冬汉菜、苋菜、空心菜、龙须菜、紫菜苔、水萝卜、小油菜、蒜苔和苦瓜等等，种类很多。

提起苦瓜，还有一段小小的故事。

1962年的夏天，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游泳。周福明给主席提来了一盒饭，里面盛着粥、两块面包和一小碟苦瓜。主席光把粥喝了，其余的留给了周福明，让他吃掉。

这时周福明和主席也随便了，主席叫他吃，他二话没说把面包吃了，只剩下那一小碟子的苦瓜。

“苦瓜为什么不吃呀？”主席发现了问题。

“苦瓜，太苦，我吃不了。”周福明回答。

主席一听这话，一本正经地用手指着周福明：“你连这点苦都吃不了，还能在我这干什么？你这个人不行。”

为了表现自己能吃苦，周福明三口两下地把苦瓜消灭了。

今天，周福明提起这件往事，他自己也觉得好笑：“主席这么一说，我还能不吃？再苦也得吃。”

不过这次之后，周福明倒还真喜欢吃苦瓜了。

主席每顿饭的小菜里，其中必有一个是主席最喜欢的湖南特产腊鱼或腊肉。另一个小菜就不怎么固定了，像众所周知的主席爱吃辣椒。

主席吃的菜里一般很少放辣椒，辣椒平时吃得也不算多，但吃得很辣。厨师把小青椒放到锅里煸一下，翠绿翠绿的，主席就爱这么吃辣椒。一般人是吃不了的，非得有真功夫不可。再有就是湖南的豆丝、广东的豆腐乳和湖南、杭州的臭豆腐，都是主席小菜里常有的。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主席每顿饭必不可少的不是辣椒，而是一小碗蒜泥。用剥好的一头蒜砸成蒜泥，再用盐、味精、香油一拌，就可以吃了。主席的这一生活习惯对他的身体很有益处，蒜本身就有杀菌作用。

主食里，主席喜欢吃粗粮，如玉米、红薯，每顿饭里总得有一样，面食吃得很少，主要吃大米。主席吃的大米也和普通人的习惯不一样。一般人吃米都喜欢吃好米，可主席不，他吃的米都是糙米。只去掉稻谷的一层外壳。

周福明曾不解地问过主席，主席说：“这种米维生素多，很有营养，人吃了后还可以不长脚气。”

陪主席吃饭趣闻

周福明陪主席吃饭的时候一般不拘束，周福明照顾主席为老人家夹菜，主席也不时地给周福明夹菜，他们你来我往，十分随和，犹如在自己家吃饭一般。

周福明从陪主席吃饭，为他老人家开饭中还观察出主席在饮食方面有几个特点。这些特点有些科学，有些似乎不科学；有些合理，有些似乎不合理。就是不科学、不合理的，人们往往也很难改变，它们都是主席多少年来养成的生活习惯。

主席吃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油性特别大。他之所以一天吃两顿饭，两顿饭间相距时间能够达到10个多小时，也有油性大这方面的因素。

给主席做菜用油是猪油和植物油两种，它们之间猪油要比植物油比例大。身边的医务人员从科学角度建议主席要少吃些动物油。可主席不听，他自己就认为这样好，用他的湖南话讲，这样炒出来的菜吃起来感觉“滑”。

一次，一位医务人员考虑人到老年动物油吃多了，容易对身体产生副作用，不符合老年人的饮食卫生，决定把动物油和植物油的比例颠倒过来。他没有征得主席的同意，就让厨师按他的意见去做了。

周福明陪主席吃饭，看见主席只吃了一口就感觉有些不对劲。

主席问周福明：“这是怎么回事？”

没有听完周福明的解释，主席就打断了他的话，显得十分不快的样子：“谁让这么做的，谁去吃好了。”

这次以后，人们再也不向主席建议少吃猪油了，随他的习惯去了。

主席饮食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喜爱清淡。有人不禁会问，不是说主席爱吃油性大的吗，怎么又爱吃清淡的了，这样岂不矛盾吗？其实不然。为主席炒素菜，要保持原色原味，基本不放酱油，口味也不重。做鱼清蒸的多，红烧鱼吃得很少，因此还算清淡之类。

主席饮食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吃带骨头、带刺的鸡和鱼。像武昌鱼刺特别细，而且还很多，可主席不怕，吃起来也不觉得麻烦。鸡肉也是如此，不带骨头的鸡肉，主席吃起来就感觉不那么香。

1963年以前，一天中的荤菜大致是这样安排的。起床后的这顿饭基本上是吃鱼，睡觉前的这顿饭基本上是安排肉和鸡。到1963年以后，临近睡觉前这顿饭就不许安排带骨头的鸡了，把它们安排到睡觉以后的那顿饭了，这顿饭的荤菜就吃不带骨头的肉。这是主席生活习惯的一大改变。这次改变是经过主席同意的。一种生活习惯的改变能得到主席自己的许可，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主席饮食就这几个特点。如果把主席这几个生活习惯把握好了，你就会感觉，主席吃饭根本不讲究，至于吃什么，做什么，而且怎么做，对他自己来讲也都无所谓。相反，你打破陈规、标新立异，哪怕在别人眼里是错的，主席也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给予你支持。因此从主席的饮食上也可以窥探出主席的性格魅力。

1970年主席外出到湖北武汉。一天，周福明去伙房通知厨师该给主席做饭了。主席的厨师一般也不知道主席吃饭时间，每次做饭他们都按食谱提前把料准备好，接到通知就可随做随上。

当时正是早晨5点来钟，于存师傅还躺在床上睡觉，他一听说该给主席做饭了，就一轱辘爬了起来。可睡劲还没有过去，他迷迷糊糊地炒宫爆鸡丁，本应该放葱，结果却顺手把一盘切好的苦瓜倒进锅里，等他发现已晚了。鸡丁就准备这么些，想改都来不及。于是只好让周福明这样上了，并让周福明对主席如实地讲。

周福明的心里很紧张，他为主席一边上菜，一边观察主席表情。

主席的眼睛总是盯着“苦瓜炒鸡丁”，他自己也觉得奇怪，问：“这是谁的发明？”

周福明告诉主席事情的经过。

主席一听兴趣又来了，第一口就吃了这道菜。

那时组织上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为毛主席服务，绝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马虎。这件事被作为一次工作差错，对于存进行了批评。

主席知道后对于风趣地讲：“他们整你了吧。他们觉得不好，我觉得很好。”主席的话反映了他自己对工作人员的体谅。不过于存也清楚，此时组织上对他的批评是善意的，是从今后怎么为主席做好服务工作为出发点的，因此，他还主动地要求在党小组会上进行自我批评。

主席的衣着也有讲究

毛主席一生节俭。

一床在战争年代盖过的军用毛毯，解放后他外出视察的时仍然经常用它；1945年8日，毛主席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谈判时，郭沫若将自己的手表送他，主席十分珍爱这块表，就是坏了也舍不得扔掉，一直用到临终。

主席嗜好抽烟，一盒火柴用完后，火柴盒也舍不得扔掉，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厂家买火柴棍装到旧火柴盒里继续用。

主席盖过的两条毛巾被全都是补丁摞补丁的，有一条补了56块，另一条补了73块，这在一般老百姓家里也是极为少见的，而主席却一年四季盖在身上，特别是补了这73块的那条，如果不是周福明指出它最初的颜色，谁能知道它最初是个什么样子。

主席留给后人的这一件件珍贵遗物生动地再现了他老人家崇高的思想品德、优良的作风和独特的工作、生活习惯。

主席的衣着穿戴更是简朴、不讲究。

他穿皮鞋从来不穿新的，一双新鞋买回来总是先叫警卫人员或卫士代他穿一段时间，等旧了再要回来自己穿。一双棕色皮拖鞋穿到破得连鞋匠都不愿意花费工夫来补，一件棉毛衫，缩得穿不了了，可主席不让淘汰，只好拿出去请人从棉毛衫两边各加一块，主席接着穿。

他穿破的睡衣连洗衣房的同志洗的时候都感觉非常困难，他们害怕从水里往上提衣服时一使劲把睡衣拽破了，可主席仍不让扔，补了补又继续穿了起来。主席穿过的衣服，没有他的批准，任何人是不能扔的。

主席的衣着穿戴与普通人一样，没有多少区别。他的衣服随季节的变化而穿戴不同，薄厚不一。他的衣服种类算是比较齐全的，衣服的数量也不少。

毛主席穿衣服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穿中山装，从来没有穿过西服，在他留下的遗物里，也没有发现过西服。

他还讲究不穿短袖的衣服，包括短裤，如果要穿的话那也是在游泳的时候。他一年四季、严冬盛夏都是长衣、长裤，就连袜子也是长筒式的。

无论是春夏秋冬穿什么样的衣服，主席在家的时候从不套罩衣，只穿睡衣，除非参加活动非换中山装不可，像些短时间、短距离的外出，主席也是这样。

穿着睡衣在家办公、看书既舒服又随便。所以说主席睡衣的种类也是因季节而异。冬天是带绒的，里面有衬，外面是一层方格的或者是条绒布做成的。春秋穿的睡衣也是夹的，睡衣外层的面料为木薯棉。

到了夏天，穿的睡衣面料要尽可能地选择薄的，主席夏天穿的睡衣就选择了纺绸的面料和一种叫东方呢的，东方呢叫呢实际不是呢，是人造棉之类的东西，做出的睡衣很薄很轻，主席穿在身上也感觉特别凉快。

每种类型的睡衣都有两件，两件睡衣来回倒替，时间长了也就破旧了。木薯棉的睡衣，其中有一件光补丁就67块了，这件就是连洗衣房都害怕洗坏的衣服，可主席又让工作人员补了几次，又凑合着穿了一段时间。

一般来说，人的年龄越大，好像越来越觉得怕冷，而主席恰恰相反。60年代，主席冬天出去的时候，还能穿件大衣、系个围脖，而以后则不穿了，他不仅大衣不穿、围脖也不系，年纪越大穿的衣服反而越少。

1964年3月，周总理从苏联回国，毛主席到机场迎接，周福明跟着去了。周福明当时搀扶主席到机场的举动成为历史的瞬间被摄入镜头，从照片上看，只有主席一人没有穿大衣、戴帽，都在周福明的手里拿着呢。其他的领导同志，几乎全都穿上大衣了。

冬天，主席在家办公、看书，由于坐的时间长了也有冷的感觉。遇到这种情况，主席从不说拿件衣服穿在身上，而是用毛巾这搭一块，那搭一块，身上哪个部位感觉冷就往哪个部位搭。这样搭起来容易，拿下来方便，免了穿脱衣服的时间。为了让主席把毛巾搭在身上方便，周福明除在他的沙发上摆了不少的毛巾外，还把毛巾缝成二合一的和四合一的。

衣服穿时间长了自然要破的，主席的衣服穿破了首先不是从领子开始，而是右胳膊肘处最容易破。他长年累月地在床上躺着办公、看书，想要喝水就用右胳膊拄着睡床旁的小枕头，时间长了，主席的右胳膊肘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穿的衣服可想而知了。

毛主席习惯穿肥大的衣服，还习惯把又肥又大的袖口折起来，把裤腿塞到袜筒里。平时在家，工作人员按主席的习惯，他怎么舒服怎么弄，这块窝着那块掉着也都无妨，但遇到参加活动就不行了，必须由工作人员负责整理。他们自有他们的办法，裤子系上背带，袜筒别上别针，以防主席的内衣因肥大而露出来。

“主席的衣服就不能补吗？”

1963年初夏的一天，周福明来到中南海服务处取衣服。洗衣房的同志对周福明讲：“小周，给主席换换新的吧，你看这件睡衣，袖肘又破了，洗的时候睡衣从水里也实在不好往外提，弄不好就被拽破了。”

周福明不止一次听过洗衣房的同志说这样的话，可他们哪里知道，他也多次向主席提过，可主席总说：“再穿一穿吧，过段时间再换。”主席不发话换他，周福明也实在没有办法。

几天之后，周福明陪主席吃晚饭。对面的主席正穿着这件睡衣坐在床上，他手上的木筷子伸向菜盘夹起菜往嘴里放。周福明又趁机对主席说：

“主席，这件睡衣今年该换换了吧，。”周福明期待着主席的回答。

主席显出漫不经心的样子，他一边吃饭一边说：“现在国家不是还很困难吗，我看再补一补就行了嘛！”

周福明一想睡衣拿到洗衣房去洗，洗衣房的同志提的意见，就小声嘀咕了一句：“您是主席。”

“噢，我是主席，主席的睡衣就不能补一补了？”主席伸向菜盘的木筷子没等夹起菜忽然又放下了，用目光打量着周福明，说：“你不是也穿着补訂的衣服吗？”

周福明听到主席提到自己身上穿的这件补了半截的棉布衫，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有什么办法呢，家里生活很困难，供应的布票不够用，只好在穿破了的衣服上打主意。他发明了二合一的办法，自己动手把两件旧的棉布衫拼凑到一块。

“主席，你和我不一样。”周福明解释道。

“为什么不一样，就因为我是主席。难道我不也是人民中的一员吗？”

主席的话说到这里，周福明感觉自己的脸都涨红了，主席能够跟他一样。周福明激动地当即表示：“主席我听你的，再给你好好补补，你说什么时间换我就什么时间换吧。”

就这样，这件睡衣又穿了一年。等替换下来的时候，周福明数了数睡衣上的补丁竟达67块。

毛主席没有新的想法，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要说主席想吃什么，想穿什么，凭着他的地位，不用吭声，只要他自己不坚决拒绝，什么享受不上！恰恰相反，我们的领袖身居高位，不居功自傲，严于律己，生活俭省，要求别人做到的事情他老人家首先自己做到，从没有享受过什么，讲究过什么，处处以身作则，克己奉公。

听毛主席过去的卫士们说，在陕北杨家沟时，毛主席有一件补丁摞补丁厚似硬纸板的灰军装，卫士李银桥准备扔掉它，于是拿着衣服去请示主席。主席接过灰军装，将它小心翼翼放在大腿上，捋平上面的皱纹。像抚摸伤员一样抚摸那件旧衣，说：“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

主席眼圈忽然湿了，茫然望着那件衣服沉入静静的回忆，片刻，他又历数出旧衣的几件“苦功”，叹口长气：“这样吧，用它补衣服。它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我希望能继续见到它。”

主席在不同时期说过这样一些不同的话：“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多一发子弹。”“没关系，穿里面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行。”“我的标准，不露肉，不透风就行。”“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没有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就是要做难做的事。”

历史为毛主席留下了很多带有一身补丁的形象。其实，他身上的补丁主要集中在外人看不到的内衣、内裤及粗线袜子上。而且这些补丁“千姿百态”，“不成方圆”。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碎布就补什么补丁。

进城后，毛主席要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想找件好点的衣服换上。卫士长李银桥在主席所有的“存货”里翻了又翻，选了又选，竟挑不出一件像样的新衣服。毛主席只好穿打补丁的衣服见张澜、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等知名人士。

主席的粗线袜子上总是带着补丁，往往一伸腿袜子上的补丁就会赫然留出。他接见外宾时，卫士总要事先提醒：“主席，坐沙发上要收回腿，一伸腿就‘露馅’了。”久而久之，李银桥将提醒的话精炼为一句：“小心，家丑，不可外扬。”

到60年代，主席仍然不变，外面的制服破了，便送到王府井的商店织补，内衣、内裤依旧是补丁摞补丁。主席一年四季盖的毛巾被，有两条毛巾被也没有什么“毛”了，简直像块平纹布片，一条毛巾被有补丁73块，另一条有补丁56块。

黄河考察准备就绪，突然发生了北部湾事件

毛主席一生曾两次出国到苏联访问（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1957年11月）。作为经常性的外出活动，毛主席更喜欢在国内旅行，从事调查研究，召集有关会议。

六七十年代，年事已高的主席仍不避寒暑，不辞辛劳，不顾体弱有病，一次次离开北京外出巡视，到各地视察工作，找干部群众谈话，了解情况。他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渤海之滨。

记得1964年，年逾古稀的毛主席决定要亲自实现他实地考察黄河的愿望。开始计划是他率领一个智囊团随行，吸收一些科学家参加，有搞天文的、搞地理的、搞地质的、搞历史的专家和人员，徒步或骑马，从黄河入海口上行直到黄河发源地，一段一段地对黄河两岸做一次系统的社会调查和自然考察。

毛主席已经做好了多种准备工作。选中马匹之后，他多次试验，并且查阅了大量的有关资料。这年盛夏主席在北戴河办公期间，除每天下海游泳之外，就练习骑马，他不仅自己练习骑马，还指示身边工作人员抓紧练习。所有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8月，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此次考察打前站的同志都已经出发了，主席即日便可动身启程。

一天，主席突然对擦澡的周福明说：“小周哇，看来黄河这次不能去了。”

“出什么事了。”周福明感到十分震惊。他了解，除非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否则主席的外出行动是不会改变的。何况这一次准备的又是如此的充分。

“你不知道吗，打仗了。”

提到打仗这两个字，周福明吓了一跳，心里面直犯嘀咕，我们又和谁打起来了？他瞪大眼望着主席，显得十分惊奇。

“北部湾事件，美国人和越南人打起来了。”主席看出了他的心思，解释道。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当然要参与喽！”主席讲得很平静、自然，但却流露出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

1964年8月2日，美国军舰侵入越南领海进行挑衅活动，迫使越南民主共和国海军采取自卫行动。美国政府却乘机制造所谓北部湾事件，大叫大嚷，说什么美国海军遭到了挑衅。接着，美国就调兵遣将，从台湾海峡等地调了大批舰艇，云集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海面。

8月4日夜，这一带天气很坏，连美国的报道也承认能见度很低。突然华盛顿发出了消息，说是美国军舰在近处发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舰艇，于是就发生了一场所谓交战。美国总统约翰逊接着不断召开会议，制造了所谓又一次北部湾事件的神话。美国总统发表声明，并且要求召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这就成了美国空袭越南民主共和国、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借口。

8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郑重声明：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战火是美国点起的。美国既然这样做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就取得了反侵略的行动权利，一切维护日内瓦协议的国家也取得了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反侵略的行动权利。

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坐视越南民主共和国遭受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越南人民是中国人民亲如手足的兄弟，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

有人认为，主席考察黄河的计划如果实现，他将足踏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甘肃、四川、青海等9个省、区（其中大部分为建国后毛主席未去的省、区），行程达5000多公里，这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将成为一个壮举。反过来它也说明了北部湾事件的严重性，它大大影响了主席的外出行动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