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新闻客户端1月12日报道,天网恢恢,虽远必追。2014年以来,中国从海外追回的外逃人员从归案地点来看,遍及6大洲,涉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党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有些腐败分子逃亡的地点的确堪称天涯海角,将他们绳之以法历经艰难曲折,展现着承诺的重量。
付耀波、张清曌,“百名红通人员”第39号和第41号。两人在本溪市劳动监察部门工作,但却监守自盗,合谋贪污挪用农民工保证金2996万元,用于炒股和消费,案发后一起潜逃,从辽宁本溪一直逃到遥远的加勒比地区。
两人经过周密策划,13天里辗转了6个国家,最终藏身在一个和中国尚未建交的国家。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竟会因为玩电脑游戏暴露了所在地;而最终被抓获时,付耀波还惦记着游戏里的事儿。
付耀波(百名红通人员第39号):自己设定的路线,策划、精心筹备,甚至包括每个国家,每条路线,最后定居在什么地方,在哪更换护照,在哪定居等等一系列,我认为是很周全很周全了,可以做到是天衣无缝。
付耀波至今也不明白,工作组是怎么找到他的。
赵峰(辽宁省本溪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 时任辽宁省本溪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当时我们同志给他刻画了一下说,他的烟灰缸里烟头可以摆成塔形,然后必须得有一个电脑打游戏,这个就是付耀波。
正是循着电脑游戏这条线索追查,追逃小组最终发现付耀波的位置是在位于加勒比海的一个未建交国,并最终通过国际合作将他们抓捕回国。
王鸿峰(辽宁省本溪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 时任辽宁省本溪市公安局工作人员):抓了他之后,他说我先跟那几个人说一声,我这段玩不了。我说玩的游戏叫什么名?他说就叫攻城掠地,就跟国内的一帮小孩玩。
这次远跨重洋、辗转多国的成功抓捕,释放出强大的震慑信号,它探索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模式,首次通过国际合作从非建交国将“百名红通人员”抓捕归案,让追逃天网的范围再次得到突破性的拓展。
孙新,“百名红通人员”第16号;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财务处原出纳,挪用公款2200多万元用于炒期货,2008年10月出逃,当时有线索显示,他曾经在泰国出现。
孙新(“百名红通人员”第16号):收入很低,有病你也看不起。心里也挺孤独的,周围也没有什么人,身边谁也不认得,也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什么都没有。
外逃7年里,孙新一直过着穷愁潦倒的生活。他孤身一人住在简陋的出租屋或工厂宿舍,收入只够维持温饱,尝尽了在异国他乡为生计挣扎的滋味。
孙新案是“百名红通”公布以来,我国第一个主动出国追逃的成功案例,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强力反腐的决心和意志,更是对企图一逃了之的腐败分子的强力震慑与严正警告。
钱增德,“百名红通人员”第93号;江苏中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涉嫌受贿罪,感到被调查的风险后,2006年3月借随团出访非洲之机故意滞留不归,长达9年。“百名红通”公布之后,一场追逃较量在非洲的土地上展开,涉及苏丹、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三国,最终,钱增德成为被从非洲抓捕回国的“百名红通人员”第一人。
“百名红通”公布让认识钱增德的人都大吃一惊,原有的合作伙伴都停止了和他的往来。中国迅速向苏丹、肯尼亚、莫桑比克三国发出协助请求,提请他们一旦发现钱增德行踪立即通报,三个国家都表示将全力配合。
钱增德(“百名红通人员”第93号):各方面影响太大了。投资的一些计划就停掉了,就没法再进行。
约瑟夫·博内特(肯尼亚警察总监):如果你是心怀善意的人,我们欢迎你来做各种生意,但如果你是罪犯,我们国家不欢迎你。
钱增德:上了回国的飞机我就知道问多也没用,我一句也没问,但是我那时候人就平静下来了,罪有应得的结果,那是没办法的事情,自己要去承担,自己做过的事情要承担。
每一名外逃腐败犯罪嫌疑人的归案,都离不开其逃亡地所在国的支持,都是两国乃至多国共同合作的成果。促成合作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反腐败是全世界都认同的正义事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每一个仍在外逃中的腐败犯罪嫌疑人或许都需要认真考虑那句话:正义有时会迟到,但不会永远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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