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王振飞 撰文/马卿

我叫王振飞,今年54岁,是江西婺源县振飞狩猎社的社长。我当过兵,在银行做过信贷员,后来贩过土特产。2007年,我申请组建了一支护农狩猎队,成为中国极少数可以合法持枪打野猪的猎人。护农狩猎,从这个叫法就能看出来,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帮农民守庄稼,打猎是放在第二位的。

这张是我看起来比较酷的照片,真实的打猎很艰苦,要跟荆棘、陡坡、毒蛇猛兽打交道,大部分时间酷不起来。

愿意牵头砸钱做这件事,跟我是山里长大的孩子有关。婺源是个小县城,处在江西、安徽、浙江三省交界,这里山多,鸟兽也多,森林密密麻麻,但可用的耕地少得可怜。

以前我们家日子过得很苦,父亲成分不好,常年在外地农场劳动,一年见不到几次面,母亲一个人养育着五个小孩。家里仅有的那点土地产量还不高,水稻收成最好的时候也就亩产两三百斤,和现在动辄千斤没法比。所以我从小就体会到耕地的宝贵,粮食不够,总要想方设法找吃的填饱肚子。怎么找呢?无非是下河抓鱼,上山打猎。

记得当时村里成分不好的人都要被派到外面“守山”。我一个小孩子不懂他们在守什么,心想山里面又没有敌人。后来有老人告诉我,守山不守别的,是为了守住地里的庄稼不被野猪糟蹋。我跑到地里一看,才知道这家伙的厉害。它拱起的嘴巴好像天生适合收割稻谷,偷吃之后会留下整整齐齐的稻秸,让人恨得牙痒痒……

被野猪糟蹋过的庄稼地,颗粒无收,只留秸秆。

农民没办法,每天凌晨两三点起来敲锣、放鞭炮,结果四点人刚回去,野猪就钻空子下来继续偷吃庄稼。野猪是杂食性动物,生存力本来就很强,少了虎、狼、熊、豹这些天敌,繁殖起来根本拦不住。母猪一年可以生两窝,一窝七八只崽,数量涨起来蹭蹭的。经常可以看到大猪背后跟着一群小猪,一到稻谷灌浆的季节就成群结队地下山。

那时候村里的一些老猎户有土铳和土枪,打死一头野猪能得到1块钱奖励,肉还可以自己留着吃掉。偶尔蹭上一顿,香得我几天都忘不掉。大野猪的肉柴一点,小野猪肉比较嫩,放点白酒白醋,小火慢炖,味道好极了!那时候的我光顾着吃肉,怎么也不会想到,将来自己竟成了打野猪的猎人。

我19岁那年入伍,这是在部队训练时拍的照片,手里端着一把冲锋枪。

1982年初中毕业,我跟着老师傅学了几年木工,1985年报名参了军。我在武警部队开过汽艇,做过后勤班长,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射击训练,从那时候起就爱玩枪。

1990年转业回乡,我去了父亲平反后被分配到的农业银行工作。信贷员的工作我并不喜欢,可能天生对数字不敏感,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就像锁链一样,把我缠得心烦意乱,迫于生计,我只能当个饭碗端着,直到2003年国企改制,不知深浅一步踏出了体制外。

我当时看中了婺源大山里的竹笋,觉得这么好吃的东西应该不愁卖,就去村里找挖笋的农民收购新鲜竹笋,再加工成笋干销往外地。清明节前的笋质量最佳,我对尺寸和新鲜度都有要求,收购时坚决不要以次充好的货。但收着收着,我就发现竹笋的质量一年不如一年。村民们跟我抱怨,说不是他们不好好挖,是好笋还没长出来,就被野猪给拱了。

这是晒干的笋干,可以用水泡发。

竹笋减产只是野猪祸害的冰山一角。在我收笋的地方,大多数村民都指望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过活,种点水稻和油菜。野猪从山上下来,一拱,一捋,他们的血汗就全白搭。

土铳土枪已经在往年的收枪行动中上缴,村民们只能想一些土办法对付野猪,比如拉电网、下夹子,但都不怎么管用,而且很危险。电网能伤野猪,也能伤其它动物和人,夹子也一样,夹住野猪还不能致死。我们县曾经有个村民眼看野猪被夹子夹住,本想上前打死它,结果反被那畜生活活咬死。

老百姓种粮没收成,就去县里反映,可野猪不会听人话,照样满山跑。很多人干脆不种田了,纷纷跑去外地打工。劳动力一少,我的竹笋生意也跟着受影响,收益大不如前。农民的呼声越来越大,我也很为猪患的事发愁。

200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向县里提出了组建护农狩猎队的想法。县里很支持我,觉得这是帮百姓解难,经过开会讨论和逐级上报后,终于同意我成立护农狩猎队。有了文件,我跟那些非法偷猎的人就完全不同了。有些人不是为了护农打猎,而是为了吃野味或者卖野味,他们什么动物都敢杀,什么工具都敢用。而我的目的只有一个:保护农民,保护庄稼,顺便把它当作一种休闲运动。

狩猎社虽然是民办非企业单位,但也归林业局和公安部门协同管理。

打野猪不是一个人就能干成的事,我成立狩猎社之后便开始招募猎人,每个社员都亲自面试。我挑人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一个合格的猎人除了懂打猎的基本技能,还得经过镇委会的同意、公安局的政审,所有条件都满足后才能入社。林业局和公安部门还会定期给我们做培训,讲解野保和打猎方面的规范。

我和社员一起接受护农狩猎培训,这类培训班会不定期举行。

打野猪需要有枪,在我们这种严格控枪的国家,枪支管理非常谨慎,哪怕是有持枪证的合法猎人。我们的枪平时都要存在派出所保管,哪天计划去打猎,当天早上再去派出所领枪。那里的保管室有专人把守,枪被保存在三层厚的保险柜中,锁要两个人同时到场才打得开。每支枪都装有定位系统,位置随时能被后方追踪到。

这是我们狩猎社的一名社员,手里举着统一采购的猎枪,腰上别着一排子弹。

狩猎用枪需要通过政府部门一层层申请、采购、配发,我们用的是齐齐哈尔产的单发猎枪,好处是轻便,一把5斤重,背起来不累;为了安全,只有在发现野猪后才敢装弹。一天下来,不管打没打到猎物,晚上都要去缴枪,第二天再取。有时候我们要去离派出所100多里地的村子蹲守,光来回送枪就要花几个小时,弹壳也都要回收上缴做台账。

并不是每次接到村民求助,我们就能立刻去山上打一头下来。快的情况下,一个上午就能打到两头;运气不好,蹲守一星期也抓不着。野猪一般天黑之后下山偷吃庄稼,白天就跑到山上躲起来。水稻抽穗的时候,胆大的野猪傍晚就下田了。我们要根据野猪的脚印判断出它的体型和出没时间。

我的社员大多是本地农民,也有几位是热心护农的公益人士,打猎主要靠他们,我是一个组织者。

除了人和枪,很多时候起到大作用的其实是狗。我的十几名队员都养有猎狗,加起来差不多有180条。既有本地的土狼狗,也有广西猎犬、太仓狗、虎斑犬。这几种狗比较灵活,能钻灌木丛,野猪跑时它会追,野猪冲过来它也能躲,但是偶尔也会受伤。据我观察,越凶的狗越容易在搏斗中受伤,有的甚至会直接跟野猪同归于尽。

每次狩猎都是猎狗嗅到野猪踪迹了,我们再跟过去查看,见到猪就开枪。挨了枪子的野猪照样凶猛,打猎这些年,我们已经损失了几十条好狗,每次都心疼得要死……

这些猎狗很勇敢,野猪中枪后会一拥而上。

很多人以为野猪跟家猪差不多,不可能把狗咬死,其实野猪是很厉害的,俗话说“一猪二熊三老虎”,真正见过野猪之后,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凶悍。一头两三百斤的公猪,獠牙能有十几公分长,它们平时喜欢刨土啃硬物,那两只牙磨得简直跟锉刀一样,顶到狗身上很容易就能开肠破肚。所以我们发现野猪后会很小心,尽可能瞄准它前腿靠后的部位,也就是心肺的位置,打到那里才能一枪毙命。

去年我们的社员王新和打到一头野猪,倒地之后被猎狗团团围住。他以为野猪快不行了,就靠近去看,结果那畜生瞪着眼,甩开猎狗猛地窜向他,王新和幸亏躲得及时,猪撞到树上,滚到了山坡下,他冲上去又补了一枪野猪才死。像这样的近距离交锋,我们队员是很容易受伤的。

这是被我们捕获的一头野猪,棕色的鬃毛又硬又长。

野猪比家猪皮糙,肉更厚实,鬃毛跟钢针一样,用最开最开的开水都烫不掉。平时大家骂人的时候总爱说谁谁笨得像猪一样,这话到野猪身上就不灵了。体型大的野猪也很灵活,跑得相当快。我曾经在晚上看过一只受伤的野猪从面前逃走,结果第二天,有队员在一百公里外看到了它。

如果它跑到了邻县,我们就不能再追了,因为只能在划定区域狩猎。但野猪不像人一样每天到固定地点打卡上班,它会到处跑,我们的活动范围一受限,打起猎来就更难了。

省里每年都给各个试点县下发狩猎指标。一般是每年400多头野猪。如果猪患太严重,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猪患减轻了,指标就调低一些,比如去年到今年,我们的指标就改成了300头。以前,我们打到的野猪可以自由处理,作为山珍售卖还能挣点钱,拿来贴补涉猎社的日常运转。但今年疫情爆发之后,国家明令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我们打到野猪也不能换来任何收入,相当于完全是公益性地在运转。

2018年7月我为狩猎社办公地点筹备了一个揭牌仪式,这是和一些参观人员在门前合影。

我招的猎人一般都有自己的家庭和职业,哪怕是农民,也不完全靠打猎生活,狩猎社只是起到一个合法组织的功能,并不给他们发工资。但即便如此,运营维护的成本还是很高,我用当初下海时买断工龄的9万多、做生意攒下的70万,再加上从朋友那里借的钱,凑成了这支队伍的启动金。车辆、枪支的保养维护,以及饲养猎狗的钱加起来,这些年累计花费已经超过100万。

很多人说我是傻子,这笔钱要用在别的地方投资,早已经到手一笔可观的收益,但其他人没有我这样的成长经历,也许很难理解我有多担心农民和庄稼,对打猎这件事有多上心。

一人一枪一车一狗,这就是我的猎人生活。

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不该杀野猪,认为所有野生动物都要保护。他们可能是没有农村生活经验,根本不知道泛滥成灾是什么概念,也没见过野猪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的危害有多严重。记得有次我种的七八亩黄花菜被野猪拱了,我把视频发给一个相处不错的学者朋友,他回复我说这是件好事,“你喂了野猪,积了德啊!”我听到这样的话还能说什么呢?

社会上很多人都有这种“天真的善良”,他们不知道农民辛辛苦苦种的西瓜,因为怕被偷吃不等成熟就摘掉有多可惜;也不知道一个村子两百亩地,每年被野猪偷吃损失十几万元是什么感受。能理解我的人,大概只有那些遭受猪患的村民吧。到现在,我的电话每天都还响个不停,有时候是村民直接打来,有时候是镇里层层转达,都是叫我去帮忙打野猪的。

这头野猪不算很大,一百多斤,打到野猪我们会砍根木头把它抬下山。

这些年,我去安徽、浙江、湖北、广东等地的护农狩猎试点都考察过,发现大家的处境都差不多,一方面是猪患严重,另一方面是社会上喊保护野猪的声音还是比较大。保护稀有物种当然是应该的,但野猪不属于稀有物种,也不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属于“三有”保护动物,即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法律对“三有”动物的规定并不明确,在实际操作中,地方林业和野保部门是可以根据种群数量适度猎杀调控的。

平时,我也会力所能及地去保护野生动物。婺源有一种珍贵鸟类“蓝冠噪鹛”,4月飞来,7月飞走,据说全世界只有几百只,属于极其濒危的鸟种。我在保护区救护过幼鸟,还帮忙赶走过它的天敌,所以也有媒体说我是护鸟人。

我被好几家媒体采访过,江西台2019年还给我搞了个系列跟拍,宣传我们的护农工作。

不管别人怎么讲,我打猎的主要目的主要还是为了护农。也许有些队员是觉得好玩才加入,这也正常。毕竟打猎不能给他们带来营收,还需要分担开支,有时候我都觉得蛮对不起他们。这里的山很陡,杂草、荆棘到处都是,一般年轻人吃不了这个苦。未来,我想再吸纳10个转业军人进来,把队伍扩充得更大一些。

除了打猎,我还有个田园梦,就是想通过护农狩猎这件事吸引城里人到乡下撂荒的地里复耕。我算了一下,只要凑够100人,一人50亩,就能复耕5000亩地,要知道婺源全域都是3A级景区,我很想把老家的农产品做出品牌。如果计划能成功,到时候放眼望去,遍地都是水稻和油菜,农村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才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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