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正是各自站位、利益不同,各方对国企改革各怀心思。然而,任何带有多目的、多诉求的改革都难免会发生偏离,这其实缘于没有认清国有企业改革的真正本质。
01
过去一年的国企改革
早在2017年年末及2018年年初,有专家学者预言,2018年国有企业改革将有突破性进展。
然而,一年过去了,虽然2018年年末新华社特意刊发《回望国企改革2018 “中心地位”背后的改革深意》 一文,总结过去一年的改革成果,但国企改革的动静显然不及当初某些专家学者的预期。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偏差?首先从2018年国企改革的政策方向说起。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表述有所调整。
一是“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第一次把国资改革放在国企改革前,一改以往国企国资改革顺序;
二是明确“制定出资人监管权责清单”,意味着十九大提出的授权经营体制进入操作阶段,“一场自我革命”即将展开;
三是在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等改革试点的基础上,“赋予更多自主权”;
四是首次写入“提升主业核心竞争力”,将国企竞争力明确聚焦在“主业”上;
五是“落实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制度”,扭转过去国资委一家报告国资管理情况;
六,在“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后面一段是“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与“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突出民营企业地位。
很显然,政府工作报告的每一处表述都是字斟字酌,并非任性而为,隐含着国企改革的真实意图与本质。
至于如何理解、把握与执行,就看各地政府和国企的悟性,甚至是屁股坐在哪了。
02
中央的战略意图
就中央而言,源于高瞻远瞩的国家站位,国企改革的真实意图在于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含国际)和抗风险能力。
鉴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国企对内集中代表着党和中央对国家经济的执掌,是“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肩负着“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任,因而国企改革就要从行业、技术、项目、领域等方面着手,“使国企走在高质量发展前列”,实现国企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
对外,国企则代表国家战略意志,参与国际间竞争,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把“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当作目标。
03
被边缘化的国资委
就国资委而言,部委站位决定了其制定的2018年三大任务——重组、混改、降杠杆,是为了完成中央“高远深”的目标而谋划“施工图”,并彰显出国有企业改革的亮点、成果。
然而,一个“指哪打哪”的高执行力者并不意味着永远待在安全岛上,因为改革一动牵全身,国资委在这场国企改革中也被边缘化了。
继2017年5月国务院下发《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授权43项权责下放,出台出资人监管权力和责任清单,界定出资人监管边界,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制定出资人监管权责清单”;十九大之后中央深改组通过的第一个文件就是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报告国有资产制度,形成“全国人大——国务院——国资委、地方政府——企业”的代理链条,一改过去只有国资委一家独大报告国资管理情况。
事实上,国资委的成立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误会(参见2013年4月福卡分析特别报告),再加之,当集团一级法人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后,这时国资委监管企业已经不再是国有独资或多元国有股权的国有企业,而是含有非国有股权的监管企业,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指手划脚”,这对于当惯“婆婆”的国资委而言,调整和适应身份转变无疑是一次“来自灵魂深处的革命”。
04
地方政府各有算盘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各地国企改革侧重点并不相同,或重兼并重组,或重混合所有制,或重公司制改革,或重整体上市,实现国有资产证券化。
目前绝大多数国企是分拆上市,控股公司是以国有独资公司注册成立,而国企的下属业务单元则分割单独上市,披上了“公司的面纱”,一个国企集团旗下众多上市公司,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特定产物,造成利益格局混乱不堪。
从理论上而言,整体上市可以使母公司与子公司利益趋于一致,减少代理成本和利益输送,改善国企盈利情况,但问题是在全流通没有得到解决之前,将严重侵害二级市场所有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因此,从资本市场和国企改革两个层面而言,要想做国改的弄潮儿,还得做改革的排头兵,如此才能真正体现出政治经济的平衡点作用。
04
对国企改革本质的误读
正是各自站位、利益不同,各方对国企改革各怀心思。然而,任何带有多目的、多诉求的改革都难免会发生偏离,这其实缘于没有认清国有企业改革的真正本质。
国企能否不改革?
显然不能。从内在逻辑上看,当人类进入社会化大生产时代,分工与协作是必然趋势。
在市场经济中,实现资源禀赋交换的最简便媒介是金钱(货币),金钱积累成财产,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分配又促使产权制度出现,当现代公司出现时,法人成为公司的代表则顺理成章。
但当国有企业出现时,情况就变得愈发复杂了,因为产权具有天生的排他性,不是政企不分,就是产权不明,所有者、出资人、代理人、经营者等权责搅合成一锅粥。
从前车之鉴来看,苏联解体并非因为缺少血性男儿,而是因为计划委员会被几十万种商品压垮,无法将经济运转下去,在此行政主导计划过程中,又出现权力寻租导致腐败、滋生利益集团,当历史被公开,苏联帝国便轰然倒塌。
如何认识国企?
国企是大市场与大政府的结合部,也是勾兑的主战场。
国企拆开后是“国”、“企”两个字,作为国家部分,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需要有管控力,但容易丧失效率;
作为企业部分,是社会最活跃因子,具有天然的活力与独立性,对此,将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统一到一个事物中,存在天然的悖论。
因此,对国企这一特殊物种而言,用“大政府、小市场”模式,或者“小政府、大市场”模式都无法驾驭,更何况这两者分别在计划经济与西方经典市场经济中出尽了洋相。
计划经济已退出历史舞台,经典的市场经济走邪入魔,第三条道路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勾兑和混搭,至于大政府与大市场在国企改革中如何勾兑,则需要在实践中逐渐探索,总结经验教训。
如何认识混改?
混改是二次公私合营。建国初期的1956年,以改造私营企业为主,曾出现过公私合营——在私营企业中增加公股,国家派驻干部(公方代表)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由资本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
而当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以改造国企为主,对民营企业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实行多元化、多样化、混合化,从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各方面优势,实现共同促进,共同发展。概言之,合营是共性,但上一次公私合营是消灭私有制,这次主要以招安、管控为主。从某种程度而言,尽管带有一定的历史回归感,但时势已变,不会再重复昨天的故事,否则BAT就不会溢价60%参与联通混改了。
竞争性国企与功能性国企如何对待?
就功能性国企,政府给资源,以承担重大科技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对竞争性国企,自主改革、自我创新即好。
如此,将国企改革的认识统一到本质上,就会少去许多纷扰。尽管国企改革过程中还有种种难点和“坑”,但问题出现就是为了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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