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概念—丝绸之路概念是西方学者提出…

丝绸之路上的驼队

古都西安

洛阳龙门石窟

古罗马圆形大剧场

自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后，这条横贯亚洲大陆及地中海的贸易大通道开始名声鹊起，享誉世界，而“丝绸之路”一词也逐渐广为人知，跻身当今“热词”行列。

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从汉唐的两京长安/洛阳出发，途径玉门关、阳关、葱岭、中亚、西亚直到欧洲地中海地区，全长1万多公里。通过这条“世界级”的贸易大通道，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东方文化艺术）源源不断传向中亚、西亚、欧洲古罗马等地，西方的诸多商品（文艺）也由此流入中国。

丝绸之路开通于公元前2世纪（也有说是公元前4世纪），直至16世纪仍然在长期运行。它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我的旅行成果》一书中，第一次提到“丝绸之路”这个新名词。

然而，围绕究竟谁才是丝绸之路东方起点，洛阳与西安，这两个中国历史上交相辉映的“双子星”，均以厚重的历史底蕴和辉煌漫长的建都史傲视同侪、不遑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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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经济贸易中心（丝绸之路东方“中心城市”）大都是以都城的变迁、更替为转移的。

分析中国古代的发展史，人们不难看出一个清晰的都城变迁“脉络”，她就是“洛阳→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北京。”

被誉为“十三朝古都”的洛阳曾是夏商周都城所在地（司马迁《史记》中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而西周的都城原在“宗周”（西安）附近，但是由于公元前771年，犬戎攻占都城“宗周”丰镐二京，杀死周幽王，周平王不得已迁都“成周”洛阳，建立东周。

到公元前650年的东周襄王时，经过长期的繁荣发展，洛阳城常住人口已达11.7万人，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世界级大城市、经济贸易中心。

东周灭亡后，西安又成为秦、西汉时期的政治经贸中心，自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开通商道，长安城成为连接欧亚的桥梁、“丝绸之路”的起点。

西汉末年，长安城毁于战火，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洛阳开始取代长安成为丝路东方起点和国际大都市。

隋唐时期，为了加强对东方和南方地区的控制，伴随着京杭大运河的修筑开通，实行的是“两京制”，即国都为双政治经贸中心的“东都（洛阳）——西京（西安）”两颗交相辉映的“双子星”。

据史书记载，唐代的长安、洛阳均为人口超百万的国际性大都市。

北宋都城汴京为当时全国经济最繁荣的城市，市区面积达193公里，11世纪末人口达到百万以上，每年消耗粮食高达600万石，史称“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

宋代大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写实性地反引出了宋代经济贸易的发达盛况，图中高楼林立，酒肆、茶坊、庙宇鳞次栉比；汴河中满载粮食、丝绸、茶叶等工艺品的大船穿梭往来；商店经营的商品（珠宝、香料、绫罗绸缎、书籍瓷器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宋人孟元老更是在《东京梦华录》中描述了当年都城汴京的繁胜：

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

北宋汴京被金兵攻陷之后，大批的官员、士族、百姓纷纷南迁逃亡至杭州，南宋的都城临安（杭州）人口急剧增长，在发展高峰时期人口居然高达250万人。

“（临安）户口蕃息近百余万家，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自大内和宁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穰（《都城纪胜》）。”

丝绸之路路线图

西安古城墙夜景

洛阳定鼎门夜景

丝绸之路上的古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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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北魏、西晋、隋唐的“丝绸之路东方起点”应该是洛阳。

01 西汉末东汉初，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让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由长安延伸至东汉首都——洛阳。

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西汉末年，自“王莽篡位，贬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复受制于匈奴，丝路为之中断。直至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始“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阗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

至此，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由长安转换至东汉首都洛阳。

当时的洛阳还是史书唯一记载的古代超100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

于是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后汉书·董卓传》）。

到了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河南尹（洛阳）城户口达281486户，人口100.0827万人。

《后汉书·郡国一》记载：河南尹二十一城，永和五年户二十万八千四百八十六，口百一万八百二十七。

东汉帝国为经营西域，“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于是，“驰命走驿，不绝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西域传》）。”

一时之间，丝绸之路又重现昔日繁荣，洛阳也取代长安成为国际性大都会。

对外贸易的发展，将许多异国商人吸引到洛阳定居，由此而来的异国风俗和服饰器物，对洛阳的贵族阶级、社会上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在东汉灵帝时期（公元168年－189年）竟然出现了一股“胡化”的时髦热潮。

“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座、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续汉书·五行志）。”

《后汉书·西域传》列专条介绍的西域诸国共二十三国，其中有明确里程记载的十三国，而其起点无不始自洛阳。

大月氏国，居蓝氏城，……东去长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

莎车国，东去洛阳万九百五十里。

疏勒国，去长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阳万三百里。

焉耆国，王居南河城，北去长史所居八百里，东去洛阳八千二百里。

蒲类国，居天山西疏榆谷，东南去长史所居千二百九十里，去洛阳万四百九十里。

东且弥国，东去长史所居八百里，去洛阳九千ニ百五十里。

车师前王国，去长史所居柳中八十里，东去洛阳九千一百二十里。

后王(车师后王国)，居务涂谷，去长史所居五百里，去洛阳九千六百二十里（《后汉书·西域传》）。

02 曹魏、西晋、北魏时期的洛阳，经济繁荣，物流昌盛，仍然是丝路交易中心城市。

曹魏时期，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中原地区的丝织业，在东汉末年的严重破坏之后已得到复苏。洛阳城内“锦绣襄色、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帛清河”已充斥于市（左思《魏都赋》）。

到魏齐王芳时(公元240-253年)，已成为“其民四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方会利之所聚”繁华的国际都市（《三国志》）。

公元265年，西晋王朝继续以洛阳为都。由于西晋实现了全国的统一，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彼时洛阳有三市：宫城西首的金市，城东建春门外的马市，城南的羊市，成为中外客商会聚之所，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西晋时，史载西域焉耆、龟兹、大宛三国，各西去洛阳八千二百里、八千二百八十里及万三千三百五十里，武帝太康中(公元280-290年)，焉耆及龟兹国王均遺子前来洛阳“入待”，及“惠、怀末，以中国乱”，龟兹仍“遣使贡方物于张重华”。大宛国则“善市贾，争分铢之利，得中国金银，辄为器物，不用为币也。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武帝遣使杨颕拜其王兰庾为大宛王，兰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贡汗血马”（《晋书》）。

从西域各国遣使奉献及商贾往来之盛，可见以洛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继东汉之后，仍然久盛不衰。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这里逐渐发展成为新的国际性的贸易都会，城南的“四夷馆”和“四夷里”内所驻各国的使节更多，一所永宁寺竟住有远至大秦等国的三千多沙门，其中天竺沙门县摩流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为最著名。波斯高僧菩提达摩，“历涉诸国”，经扬州来到洛阳，赞叹永宁寺塔“实是神功（《洛阳伽蓝记》）”。

洛阳城里的“四通市”可说是国际贸易市场，住有“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的“商胡贩客”达“万有余家”，“天下难得之货，成悉在焉（《洛阳伽蓝记》）”

北魏洛京之所以成为当时最大的国际性贸易都会，是因为北魏朝延十分注重发展对外关系（贸易）。那时西域“遣使与琬俱来贡献者，十有六国，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辈矣（《北史·西域传序》）”

03 隋唐洛阳作为东方丝绸之路新起点，丝路贸易曾经达到了极盛巅峰。

隋炀帝在洛阳大规模营建东都，将政治中心由长安迁往洛阳，并修建了以洛阳为中心的京杭大运河，使洛阳的经济、商贸、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

唐高宗时洛阳被称为东都，武则天更将洛阳定为神都，而在武则天，而武则天在洛阳48年的执政中，洛阳的经济文化发展到了巅峰。

为了繁荣洛阳的经济，隋炀帝迁徙富商大贾数万人到洛阳，加上修建京杭大运河时的大量工匠、劳力的迁入，使洛阳人口得到了迅速增加，户口人数不下50万，而武则天时期，定都洛阳并从关中等地向洛阳大量迁移人口。

“天授二年（691）七月二十四日，徙关内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唐会要》）。”

洛阳由于处在大运河和洛河交汇处，地理位置优越，史载：“天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洛，商旅贸易，车马填塞，若西京之崇仁坊”。贸易往来的空前繁盛，让洛阳常住和外来人口再度突破100万，成为国际上闻名遐迩的商贸大都市。

为了满足百万级大城市的市民生活和往来客商的需求，当时隋、唐王朝还在洛阳相继建设了超级的大型仓库。譬如含嘉仓，有400多个仓窖，每窖容量少则数千石，多则数万石，《通典》卷十二《食货》载，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全国主要大型粮仓的储粮总数为12656620石，含嘉仓即有5833400石，占将近1/2。

隋炀帝迁都洛阳后，欧亚各国的大量商船云集洛阳，在丰市内有大量的旅店，那里居住了大量的外国商人。据《隋书》卷六七《裴矩转》载“大业六年，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

武则天定都洛阳的近半个世纪中，来往洛阳的外商日益增多，尤其以西域胡商居多，他们通过丝绸之路来到洛阳，带来了大量的香料，同时也从洛阳地区贩走了大量的丝绸和瓷器。随着商业的不断繁荣，大量商西域商人定都洛阳，为了方便管理，武则天还专门从洛阳城内划出部分区域设立“来庭县”进行管理。

当时洛阳邙山种植了大量的桑树，而同时河北和江淮地区大量的蚕棉也通过运河运往洛阳，依托着丰富的产品资源，洛阳的丝绸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为此隋唐时期在洛阳地区设立了“织染署”来掌管纺织、练染及贸易。

历年来洛阳出土的大量的唐三彩胡俑、壁画、生活玻璃器皿都雄辩、写实地反映了当时丝路中外贸易往来的繁荣盛景。

洛阳出土的一副壁画——“牵驼出行图”，则是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鲜明例证。

这件国家一级文物“牵驼出行图”，出土于唐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洛阳唐代安国相王（后来的唐睿宗李旦）的“孺人”（唐代对皇室宗王之妾的称谓，官职相当于三品）唐氏墓。

只见这幅写实性的壁画之上，一位浓眉深目、高鼻阔嘴、连鬓卷曲的胡人，手牵一匹高大雄健的骆驼，驼背上载着成卷的丝绸等物品，正兴冲冲从丝绸之路东方起点——唐代的神都洛阳出发，沿万里丝绸之路折返西方自己的国家。

这幅一千三百年前的唐人写实画作，生动、客观地反映了当年丝绸之路“商贾贸易往来络绎不绝”的雷人盛况。

牵驼出行图

丝绸之路图片描绘

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塑像

丝路上出土的汉代匈奴金怪兽

山西大同出土的玻璃小钵，带有中西文化交流的浓郁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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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西汉、隋唐“丝绸之路东方起点”应该是西安。

在秦、西汉的200余年历史中，西安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自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开通商道，长安城成为连接欧亚的桥梁、“丝绸之路”的起点，繁盛一时。在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时的全盛时期，城中有8.8万户，24.6万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庞大、居民众多的大城市。

当时的汉长安城位于今西安市区西北郊外，面积约36平方公里，大约是同时期罗马城的四倍。

至盛唐时期，长安发展成为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都市。

据史学家统计，唐长安城鼎盛时期面积约87.27平方公里（古代罗马城的7倍），常住人口高达185万，流动人口51万。

唐长安的人口中，外国的商人、使者、留学生、留学僧等总数不下3万人。当时来长安与唐通使的国家、地区多达300个。唐的科技文化、政治制度、饮食风尚等从长安传播至世界各地。

而西方文化通过唐长安后再辗转传至周边的日本、朝鲜、缅甸等国家和地区。由此，唐长安成为东西方商业、文化交流的汇集地，荣耀跻身8世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际大都会。

多种史料典籍的客观反映也让人们不难看出：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东方起点”应该并列为西安/洛阳。

西安钟鼓楼夜景

日本奈良藏唐代大宝花纹锦袋

洛阳博物馆收藏的唐代驯马俑和舞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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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说法并不十分精准，容易造成“排他性”、“唯一性”的曲解，值得商榷，不如说成“丝绸之路东端中心城市”。

洛阳地区曾是先秦时期夏商周三个亚洲最大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后来的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王朝均建都于此，隋唐大一统王朝并立东都与此，先后历经千年。

而西安作为中国古代王朝建都最多、时间最长的地方，无疑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毫无疑问的，但它并非是唯一的起点（原点）。

从某种意义上讲，洛阳与西安等于是在远古时期西部黄土高原与东部冲击平原之上，形成的两大政治圈、经济圈和文化圈；中国古代南北民族融合、中西方丝路贸易、文化交流的枢纽、中心城市。

其实，堪称“双子星”、交相辉映的洛阳和西安，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丝绸之路东端中心城市”。他们独具风采，魅力非凡，光耀千秋，不愧为中国古代璀璨历史长河中的两颗熠熠生辉的瑰丽明珠！

丝绸之路出土的马踏飞燕

丝路另一端的西方古城遗址

丝路上的阿拉伯古城

隋唐时期的洛阳应天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