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行之不易(金银岛配图)
随着亚太经合组织峰会(APEC)在北京召开,加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设立相关协议的签署,中国出资400亿美元设立丝路基金,“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概念在网络上被热炒,不少研究机构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详细解读。这一概念最早出现,是对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提出的“共同发展计划”的解读。理想中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能够通过增加对外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同时达到增加对外投资、化解过剩产能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三重目标。
之所以舆论对“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再次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以AIIB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具体实践正式展开。因此,无论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还是“一带一路”战略,实质上都体现着在国内外形势同时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对以往“走出去”战略开始进行全面深刻的调整。
乍看起来,以“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为代表的新常态下的开放战略,正是帮助中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妙药良方。当前,中国三四线城市普遍存在的住房供给过剩局面,预示着前一阶段集团式的“造城”运动基本宣告结束。而由房地产为核心带动的众多上下游产业,也因此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因此,姑且不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这一提法是否值得商榷,单就化解产能过剩一项作用,就足以引起决策部门的足够兴趣。但是,现实往往要比理想骨感的多。通过对比“马歇尔计划”和“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就能看出,两者其实是内容迥异的两个概念。
“马歇尔计划”,真实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二战之后,欧洲满目疮痍,基础设施受到严重破坏,生产能力大幅下滑。美国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和自身战略的综合考虑,开展了一项总规模达130亿美元,为期4个财政年度,旨在帮助欧洲经济复兴的贷款援助。由于这些贷款援助中的大部分资金都用来采购美国生产的产品,因此美国因战时而增加的产能得到了有效利用,美国经济发展也一改战后初期出现的颓势,回到增长的轨道之上。而正是这一点,成为那些希望通过“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化解中国过剩产能的人眼中的“历史经验”。不仅如此,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奠定了美国在欧洲的政治影响,这一点更成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拥簇者手中的王牌。
我们认为,要理解这两个计划的核心区别,关键要理解原计划中的“复兴”二字。该计划之所以被称为“欧洲复兴计划”,原因在于二战之前欧洲的制度和经济,已经达到在当时看来相当发达的水平了。欧洲大陆虽然受到二战的严重破坏,但是无论是制度还是人力资本,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下来。按照人力资本理论提出者舒尔茨的说法,德国和日本之所以能从二战的破坏中快速恢复,恰恰是因为其人力资本在战争中受到较少的损失。
总之,在当时的背景下,欧洲就像一辆出了事故的汽车,只要适当修补之后即可重新驾驶。而美国提供的贷款援助,虽然是实现欧洲复兴的最关键要素之一,但确实很难独立解释欧洲整体的复兴。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无怪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修正主义派历史学家们会坚持认为,“美国的援助对于欧洲的复兴来讲,并没有那么关键”。
更值得注意的是,复兴的背后是援助,而援助意味着计划双方的地位存在不对等。在“马歇尔计划”中,美国不仅占领了道德高地,而且还享有绝对优势的地位。修正主义派的历史学家甚至认为,“马歇尔计划”是“美国经济帝国主义的表现,其实质目的是控制西欧,就像苏联控制东欧一样”。
反观“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不难发现该计划的本质:是探索,而非复兴;是合作,而非援助。具体来说,“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其涉及到的伙伴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新兴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更像是一种通过“合作”共同探索,而非通过援助实现“复兴”。两者的关键区别就在于后者已经有现成的经验和制度,而前者没有。这就意味着,“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所涉及的所有具体措施都是一种发展尝试,而尝试就必然暗含着失败的风险,以及为了应对风险而面临的实践中的挑战。
首先,对“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概念的解读有太多一厢情愿的成分。正是由于合作的本质,“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涉及到的双方或多方原则上享有平等地位,这决定了无论任何计划设计都面临着对等的谈判过程。仅此一点,就决定了当前所有对“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所有解读都有某种程度的一厢情愿。例如,如何保证其他新兴经济体会欣然接受中国递出的橄榄枝?由此看来,近期墨西哥对中铁建的违约行为或许是个好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给一厢情愿的思维方式发出了提醒。
其次,如何顺利实现本土化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面临的重大挑战。“马歇尔计划”涉及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或者都曾是发达国家。而无论是“一带”还是“一路”,涉及的各国都仍在探索符合本国的发展道路。面对不同国家之间差异颇大的具体国情,很难想象能存在单一计划满足所有差异性的需求。因此,即便是这些国家都愿意参与“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如何保证合作许诺的愿景会顺利实现?特别是一旦计划在最初出现挫败,很难保证后续的合作会持续下去。从理想到实践,再到结果,始终都有着巨大的鸿沟。
最后,海外输出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冲突不可忽视。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地位已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如何巩固和强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扩大国际影响力,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战略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探索国际新秩序的战略,而非具体的战术布置。然而,即便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仅代表某种发展战略,这种国家主导的产能输出和资本输出计划,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遇到意识形态的冲突。而这种源于意识形态层面的抵制,恰恰是最需要隐讳的原因,会让人直到最后都无法找到合作出现问题乃至最终失败的原因。因此,这种国家主导的性质一旦摆在了台面上,意识形态的暗流就会开始在台底下涌动起来。
总之,“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虽然只是一种坊间的说法,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但这一概念背后的故事却值得我们反思。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历了超过30年的高速发展,GDP已经跃居全球第二。然而,这一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历史问题,如资源消耗严重,收入分配不均和产能过剩等,而这些问题都在当下得到了集中体现。再加上4万亿的外汇储备早已成了炙手的山芋,如何化解过剩储备,实现资本输出,是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巨大考验。不仅如此,虽然中国经济实力已经不容小觑,但是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依然与经济实力不相匹配,现有的国际体制中,留给中国的空间越来越小。而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比较落后,严重制约着当地的经济发展,而当今发达经济体又经济复苏泥潭而只顾自保,这又仿佛是中国难得一遇的最佳战略时期。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认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在坊间的流行,恰恰是代表了一种对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升当前中国国际地位的强烈渴望。而当这些问题在国内看不到合适的解决途径之时,舆论自然而然就会把目光和希望投向外边的世界。但是,中国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自己解决,中国的地位还是要靠实力说话。无论是产能过剩还是资源消耗,无论是人民币国际化还是争夺国际话语权,最终都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努力和实力。中国要想实施真正意义上的“马歇尔计划”,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胡俞越为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教授,朱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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