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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关于山东问题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大爆发。5月4日，北京的大、中学生，在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等同志的领导下，举行了游行大示威，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五四”的号角很快吹向了全国。山东是响应“五四”运动较早的省份。5月5日早晨，济南市各学校知道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后，立刻响应，纷纷组织学生会，选出学生会长率领学生，集中西门大街，分赴商埠、城郊，进行讲演，抵制日货，不坐日本人霸占的胶济路火车等等。当时，济南参加运动的学校有济南的省立一中、省立一师、省立女子师范、私立正谊中学、私立育英中学、趵突泉工专、黄花馆商专、东关外农专、北园医专、齐鲁大学、东关蚕桑学校等。唯独皇亭街武术传习所的学生，受济南镇守使马良的压迫，不让参加。各县来信联系参加运动的，有曲阜二师、聊城三师、四中、十中，济宁二中、泰安三中、临沂五中、蓬莱七中、潍县八中、惠民九中、烟台石益学馆等13个学校。学生约计4000余人。均在各地发动抗日活动，抵制日货。后来济南高小学校及其他各界也派代表参加运动。
　　　 济南各校学生会成立后，选派代表在省议会开会，成立全省学生联合会，选出正副会长，下设组织部、评议部。工专学生张文英被选为会长，刘文言被选为副会长；正谊中学的学生李怀珠为组织部长，一中学生王建兴为评议部长。学生总会对运动的目的与要求制定如下几项：
　　　 1.惩办卖国贼；
　　　 2.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
　　　 3.拒签“巴黎和约”，无条件收回青岛和胶济铁路；
　　　 4.抵制日货，提倡国货；
　　　 5.争取学生有游行示威和讲演的自由。我当时是省立一中的学生，被选为代表回本县宜传抵制日货，开展抗日爱国运动。5月8日，我和法专学生刘士林从济南出发，坐船回到原籍寿光县辖区羊角沟。中国陆军第五师的一个连驻在那里，连长姓王，对我们欢迎又招待。在义隆公土产店大院开会讲演，王连长怕在羊角沟的日本人捣乱，派岗警备。我们讲到日本人怎样侵略中国，怎样剥削和欺侮中国时，听讲的劳动群众和商人们感动的痛哭失声，表示誓为学生后盾，坚决不买卖日本货物，不坐日本霸占的胶济路火车。当时日本人霸占的火车跑空了数月之久。5月底，我们回到济南，听说其他回本县的学生代表宣传抵制日货等活动，也都很顺利。
　　　 砸省长公暑
　　　 5月的一天上午，同学们在一大马路胶济铁路火车站附近游行示威，宣传抵制日货时，日本浪人多人突然架走学生4名，交到日本领事馆去了。同学们去找省长沈铭昌，叫他向日本领事馆要人。沈铭昌避而不见。同学们见军阀省长不支持学生运动，非常气愤，就把省长公署里的玻璃砸碎了。郊区的农民听到这个消息，赶来支持学生，也动手砸了省公署的门窗玻璃。当日没有结果，学生准备次日大干。第二天，沈铭昌被迫命令济南道尹兼交涉使唐柯三出面交涉，叫唐柯三“豁上去蹲下，也得把学生要回来”。唐柯三到日本领事馆把被绑架的学生要回来了，但军阀政府欺内媚外，压迫学生不准开会，不准游行。同学们以齐鲁大学是美国教会学校，中国政府不能干涉，商得齐鲁大学当事人的同意，在齐鲁大学开会，改选齐鲁大学的学生夏德霖为学生会会长。夏德霖每天与各校学生代表联系，照常开会，照常到马路上游行讲演，开展各项抗日爱国活动。
　　　 打《大东日报》馆的编辑
　　　 5月20日，济南《大东日报》发表评论，攻击学生“以父兄的血汗钱出来求学，应该好好读书，不应该出来满街胡闹；国家的事，有政府处理，不用学生干涉”等语。学生看到《大东日报》这些无理诽谤，非常气愤，当即派出代表和该报社论理。这个报社的编辑张某，态度恶劣，拒不认错，并说，“学生干涉政事是违法”等等。学生怒不可遏，除向该报社人员宣传爱国道理外，还将这个编辑拳打脚踢一顿，以示儆戒。该报社负责人刘某见事不好，自觉理亏，向同学们赔情道歉，保证以后不发类似的言论。同学们见该报社认错，这才各回本校。
　　　 军阀政府反对学生运动
　　　 1.马队横冲学生队伍　6月初的一天上午，我们各校学生集中西门大街，准备向商埠游行时，有一队骑兵向我们的队伍横冲直撞而来，冲倒学生多人。学生向骑兵宣传：“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们的军官不抗日，不爱国，我们抗日，你们不应当反对我们啊！”有一个骑兵说：“我们不愿意反对你们，这是道尹唐柯三叫干的。”我们听了均喊“打倒卖国贼！”“打倒济南道尹唐柯三”！唐柯三的侄子、学生唐子然也起劲地喊：“打倒卖国贼唐柯三”！相持之上，唐柯三对学生的英勇气概莫可如何。我们整理队伍，不顾唐柯三的反对，照常游行讲演，至晚方回。
　　　 2.济南镇守使马良打学生　1919年暑假，济南各校提前放假，这是教育厅长袁庸叟为了破坏学生爱国行动而采取的手法。不愿意回家留校继续工作的男女生有200余人。有一次，我们学生队伍在西门大街游行演讲，济南镇守使马良派队伍将我们赶至济南第师范礼堂内“训话”。不叫我们在大街上游行讲演，说这是“胡闹”，怕引起外交事件等等。一师学生石愚山起来和马良辩理，指出日本强占我们的青岛和胶济铁路，并在中国销售货物及毒品，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我们反对日本侵略，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有何不对？说的马良无词可答，恼羞成怒，蛮横地吩咐卫兵将石愚山打了四十手板，打得石愚山叫苦不迭。同学们一齐叫嚷，怒责马良仗势打人是违法。马良无奈，拿过石愚山的手一看，手被打肿了，感到不对，假惺惺地骂了卫兵一顿，借此下台溜走了。我们学生不顾马良的反对，仍然上街游行，照常进行各种爱国活动。
　　　 3.大舞台事件　济南学生会，因京、津、沪、宁等地学生代表北上南下，路经济南的很多，应酬费用激增，但来源无着。各校学生代表开会研究决定，用学生义演收入，补充学生会的费用。商定借大明湖东南角大舞台剧院作演出场所。第一天由济南一中同学在大舞台剧院演“惩办卖国贼”剧目，卖出戏票3000多张。当一中同学正在化妆准备上演时，警察厅长金荣桂派大批警察包围了大舞台剧院，剧院大门口派警察十多人站岗。学生会长李开久和警察解释：“我们演剧是为了进行爱国宣传，请你们离开这里，以免影响人们看剧。”警察不听，说他们是来“保护”我们的，以防日本浪人来捣乱。看剧的市民也劝警察走开。这些警察不但不走，反而哄然涌进剧院，将大舞台的桌椅、茶具什物砸得一干二净，并将学生衣服撕碎。同学们愤怒了，和警察打成一团。警察把李玉级同学打伤。这些警察打了学生都跑了。我将李玉级同学送进南关共和医院治疗后，和同学们一道赶到警察厅去，准备找警察厅长金荣桂算帐。警察厅关了大门，进不去，同学们在门外喊闹，无结果，后来我们以警察殴伤爱国学生为理由，用呈文向省长屈映光告状，控诉警察厅长金荣桂，要求惩办殴伤学生的凶手，并赔偿砸坏大舞台的家具和打伤学生的损失。省长屈映光以事实确凿，难以推卸责任，即着警察厅长金荣桂拿出3000元给受伤同学养伤和赔偿损失了案。我们将此款赔偿了大舞台的桌椅及同学们的衣服等损失共400多元，李玉级同学的医药费用分文未要，把余下的2000多元全部留给学生会作了经费。
　　　 4.陆军把守校门不让学生活动　大舞台事件之后，因为学生会取得了胜利，同学们活动积极性很高，济南一中、一师和正谊中学的同学每日上街游行讲演。督军张树元为了破坏学生运动，在各学校大门口派上一连陆军把守，不准学生出校门。同学们见此甚为气愤，硬要冲出去，连长下令上刺刀，威吓同学们。同学们不怕恫吓，硬向外冲，军队不敢用刺刀对付学生。连长看威吓不住，又令卸下刺刀，用肩膀向里抗同学不让外出。同学们英勇战斗，奋不顾身，硬是冲出了校门，走上大街，游行讲演，揭露张树元反对学生运动，宣传爱国道理。张树元黔驴技穷，毫无办法，从此，陆军即不再把守学校的大门了。
　　　 5.田中玉的骗局　大约在12月底，山东新换的督军兼省长田中玉，命警察所长王仲岳把我叫去，田中玉对我说：今后你们学生进行什么活动，先来告诉我知道。政府对你们有什么吩咐，我通知你。我代表政府，你们代表人民，咱们这样做，你们能对起人民，我对政府也好交代。等等。我们听了田中玉这些话，知道田中玉不怀好意，想把学生运动放在他的控制之下。我们研究决定，不上田中玉的当。我们学生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事先不告诉他。我们每天照常出去游行演讲，抵制日货。田中玉见我们不听他的，也无可奈何。
　　　 山东省学生联合总会成立
　　　 我们为了巩固运动的成果和将来的发展，公开成立全省学生联合总会，领导全省学生运动。8月初，我们在济南西门外崇文街赁了一处房子作为会址，用红纸写上学生总会的牌子贴在墙上。我和农专学生张济五、蚕桑学校学生李景尧常住会内。不多日，警察厅长金荣桂派人给我们封了门，将红纸牌子撕去。我们开会决定，各校分别派代表质问警察厅。这事得到国民党王鸿一的支持，省教育会腾给我们6间房子作会址，另有小礼堂作开会用。刻了“山东省学生联合总会”的牌子，挂在教育会的门上。从此，京、津、沪、宁来往的学生代表都到我们学生会商洽工作。我们山东学生联合总会成了南来北往的学生代表联络中心。
　　　 成立“国货研究会”和“华醒国货商行”
　　　 为了提倡国货和抵制日货，8月份，我们在司家码头（街名）赁了一处房子，成立“提倡国货研究会”，挂上大牌子，由菏泽人朱馨斋常住会内，处理商人新进的日货。各校学生轮流值班，起监督作用。从商号查获的不管是早存的日货还是新购的日货，都得运送会内处理。处理时以值论价，出卖之款交给原主，其中扣除一部分钱作为研究会的经费。商人领回货款时，须立“永不买卖日货”的字据。我们学生会和商会集资万元，在布政司街南头设立“华醒国货商行”一处，推举慈显亭为经理。我和王建兴同学为监察，该行购进的货物，如布匹、衣服、鞋帽等，都是国产，适合民意。近悦远来，纷纷争购。
　　　 上述两个组织，对提倡国货，抵制日货，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要求外交总长陆征祥报告“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解决办法
　　　 11月底，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总长陆征祥回国途中，乘专车路过济南。我们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早到济南津浦车站等候。要求外交总长报告“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是怎么解决的。陆总长专车到济南车站停下后，由陆征祥外交总长的随员魏道明代表陆总长给我们作了报告。他说，“巴黎和会”本来决定叫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各国代表怕中国不同意。日本代表说：中国外交是‘不语政策’，只要我们大家把条约议好了，叫中国签字，中国即低头签字。欧美各国代表相信日本的话，议定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叫中国签字时，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欧美国家的代表为之愕然！我们听到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维护了国家主权，都高兴的不得了。
　　　 要求驳回日本的无理通牒
　　　 1920年2月底，关于青岛和胶济铁路主权问题，日本帝国主义野心不死，来通牒和中国当局直接交涉，仍企图强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愤慨，决定要求北京军阀政府驳回日本通牒，怕北京政府不接受学生要求，准备十批学生代表去请愿。每批代表10人。如军阀政府扣下一批学生代表，接着再去一批，同时包围省议会，要求省议会通过决议，派议员代表和学生一道去北京请愿。对所有的省议员，只准进议会，不准出议会。不通过议案，学生代表决不罢休。省议会被迫通过议案，派两名议员同学生一道去北京请愿。次日又召集商界代表在省议会开会，要商会组织几批代表，也到北京请愿，商会也同意照办。我们学生会，即日派出第一批代表出发。并规定一个暗号，政府如同意驳回日本通牒，来电报称“景文出京”，我们即不派第二批代表出发了；如果政府不同意驳回日本通牒，来电报称“景文来京”，我们即派第二批代表去京。学生代表第一批去京的是姚志轩同学等，到京后，来电报称“景文出京”。我们知道政府已驳回日本通牒，问题算是初步解决了。
　　　 学生代表到北京请愿，要求收回“高徐”、“顺济”铁路抵押权
　　　 济南学生会听说政府没有钱修建“高徐”、“顺济”铁路，怕把修建铁路权押给日本。9月底，河南的学生代表去北京请愿，要求收回“高徐”、“顺济”铁路抵押权。山东也选一师学生曹寿泉、一中学生曹伯褀、正谊中学学生李怀珠、蚕桑学校学生刘菊花（女）4个代表去北京请愿。住山东会馆。当时，计河南、山东、山西、河北等省的代表约四、五十人，想见总统徐世昌，徐世昌避而不见。学生代表探知次早徐世昌出来丁祭，头一天，学生代表即在新华门前坐以待且地等候，准备“拦舆求见”。这天下午5点钟，军阀政府派来20辆轿车，每辆车上有武装警察2名，把学生代表每车拉上2名，全部拉走了。学生代表一部分押在侦缉队，一部分押在警察训练所。我们山东的学生代表押在警察训练所。10月中旬，我去北京给学生代表送衣送钱时，这些学生代表还没放出来，我到北大联系人营救他们，也没有结果。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学生钟少梅每日和我奔走营救，也无结果。我回济南后过了40余天，这些学生代表才释放出来。
　　　 召开山东省学商代表会议
　　　 济南各学校在9月份入学后，山东省学生联合总会为了进一步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活动，决定各县中学以上学生代表和各县商会代表到济南召开学商代表会议。我和一师学生赵酣吾南去通知泰安、济宁、兖州、临沂、曲阜等县的学校与商会，其他东、西、北各路也有专人去通知。10月底，各县代表都到济南报到。各县学校派来的代表，由一师学生崔唯吾掌握开会，商会代表由济南商会代表张正芳主持开会。11月中旬会议结束。这个会开得很好，学商代表一致表示，要认真开展抗日爱国活动，坚决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我和崔唯吾曾与各县学生代表30余人在教育会集体照像，以作纪念。
　　　 全国学生联合总会成立
　　　 为了统一领导学生运动，1920年3月，在上海法租界白尔路延庆里93号成立全国学生联合总会。通知各省选派学生代表2人，筹带给学生总会的经费300元，于3月底到上海开会。我和一师学生曹寿泉是山东派出的代表，带着300元如期到达上海。出席会议的，除全国各省外，国外留学生也派代表回来参加会议。湖南省的留日学生夏某（不记得名字了）为会议主席，主持开会。会议开得很好，决议案很多，记得主要的有：山东问题，督促政府无条件收回青岛和胶济铁路；各省捐款自建“高徐”、“顺济”铁路，绝对不允许将筑路权押给外国人；建议南北政府迅速达成协议（这时正是南北议和期间），南北统一，一致对外；学生总会会址暂设上海法租界，条件成熟时，即迁北京或南京。等等。此时，孙中山先生正在上海，南下护法议员郭子良（济宁人）找山东学生代表曹寿泉和我去见孙中山先生，两次约请，我们都未去。又有高密人刘冠三是跟孙中山干革命的，住上海先施公司东亚旅社，请我们吃饭时，也邀我们去见孙先生，我们又未去。当时我们认为学生搞爱国运动就行了，不想参加其他政治活动，所以不见孙中山先生。有一次我和曹寿泉去游法租界的公园，因我们穿的是北方便衣，清除杂草的孩子撵我们出去。一个巡捕笑着对我们说：“中国人要是穿西装和日本服装的，无人过问；象你们这种打扮，就不让进公园。”我们出来看到公园门上挂着上写“中国人和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给我们刺激很大，真是太欺负人太侮辱人了，中国必须富强起来，因此我们搞爱国运动的斗志更强了。
　　　 1920年暑假，我在济南一中毕业，辞去了学生会长的职务。同学们联合起来送给我屏联四摺，对联一副，只记得对联上有这样两句：“进履圮桥，莫忘国耻；埋轮驿舍，不避权奸”。意思是要我们离开学校，任何时候，也不要忘了抗日救国。同学们满腔热血的爱国赠言，我怎能不终身牢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