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珍年’刘珍年印花税票?

编者按：1928年至1930年，中共中央利用蒋介石与军阀刘珍年的矛盾和刘珍年的“容共”政策，派遣党员到刘珍年部队中，发展党的组织，坚持革命斗争，在烟台开创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新局面。

（刘珍年）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为部分已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寻找公开工作，以掩护其身份继续开展斗争。1928年秋，原在西北军工作的特别党员刘锡九(驻烟台军阀刘珍年的胞弟)，国民党河北省党部驻武汉办事处负责人、共产党员王冲天，辗转来到驻烟台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军刘珍年部。刘珍年，原投靠军阀张宗昌，后又倒戈投靠蒋介石，通电响应国民党第二次北伐，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军军长(后经整编任陆军第二十一师师长)。

1928年张宗昌、褚玉璞败退冀东，同年9月3日，刘珍年率部进驻烟台，控制了胶东地区。刘珍年虽投靠蒋介石，但自知不是嫡系，恐被吞掉，企图借助共产党的力量扩大势力。刘锡九、王冲天到刘珍年部后，分别被委任为政训处长和驻宁办事处代表。之后，中共顺直省委通过刘锡九和王冲天将大革命失败后辗转到上海和北平、天津的曾希圣、彭雪枫、刘依萍、蒋一屏、师志真、过家和、高云升、李素若、贾洞理、张恒生等一批共产党员派到烟台，由刘锡九和王冲天安排在刘军政训处等单位工作。曾希圣、李素若、贾洞理分别担任了政训处宣传科科长、训练科科长和秘书等重要职务。这些共产党员在政训处成立了由中共顺直省委直接领导的党支部，曾希圣任书记。1929年6月，曾希圣调到唐生智部搞军运，由刘依萍接任支部书记。

（曾希圣）

为了进一步扩大共产党在刘珍年部的力量，1928年11月，经过刘锡九的工作，刘珍年成立了芝罘军官学校。中共顺直省委派共产党员李楚离到该校任政治指导员。不久，顺直省委军委又派张国钧与蒋明治来到军校开展工作。张国钧在军官队发展了张霖之、李菁玉、黄双和、马青云等人入党并成立了党支部，张国钧任支部书记。蒋明治在政治队发展了郑洁曙、王笑竹、李钧、侯立桥、王青石、谷俊岭等人入党，也建立了党支部，蒋明治任支部书记。这两个党支部均由李楚离领导，隶属于顺直省委。

1929年初，李楚离鉴于刘部政训处和军校的党组织分别直属顺直省委领导，相互之间无组织联系，不便配合工作，便向顺直省委报告要求解决这一问题。4月，顺直省委派白之钰到烟台检查军运工作，使政训处和军官学校两处党组织建立起组织联系。白之钰在烟台期间，还与和山东省委失掉联系的中共烟台特支接上关系。烟台特支从此接受顺直省委领导。不久，李楚离为加强军校内党组织的领导力量，请求中共中央派人来军校，中央从上海派安葆珩和侯超众来军校工作。

1929年2月25日至5月初，张宗昌联合在胶东的旧部，与刘珍年部进行了一场所谓的会战。军阀混战，给胶东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当时的一则民谣抒发了民众心中的愤怒与不平：“凄惨好凄惨，穷人哭涟涟。胶东这块富庶地，又起军阀战。张宗昌、刘珍年，都是大坏蛋。狂想和野心，就是起祸根。可叹胶东无辜百姓，无数生灵遭涂炭。”得到胜利的刘珍年，在烟台西郊芝罘屯强占民田，修建操场，准备召开所谓的“庆功大会”，引起了群众的强烈反对。

5月24日，中共烟台特支和刘军中的部分党员借刘珍年在操场开庆祝大会之机，在会场内外张贴了“打倒军阀刘珍年”、“劳工神圣”等标语，在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一斗争，虽然鼓舞了民众，但由于忽视了斗争策略，对后来党组织在刘珍年军队中开展工作带来不利影响。事后，刘珍年将其在政训处任职的共产党员刘依萍逮捕，后又将其驱逐出境。顺直省委为了加强刘珍年部队和烟台地方党的工作，1929年8月和9月，连续两次派白之钰到烟台。他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直接领导烟台军事特支和地方特支的工作。为了加强对烟台党组织的领导，他改组了中共烟台特支，成立了特支干事会，徐约之任书记，许端云等为委员，把烟台市区的党员划分为4个党小组，同时还加强了对蓬莱党支部的领导。

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刘珍年部队朝气日增，为了进一步借用共产党人的威信和力量，1929年夏，刘珍年派刘锡九赴上海，请求中共中央派干部帮助他训练部队。刘锡九到上海后，几经努力与当时在中央工作的陈赓取得了联系。陈赓根据他的组织关系和要求，要他代其兄向中央写了请求报告。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看了报告，即派柳直荀(化名克明)到烟台进行考察。

（柳直荀）

10月，柳直荀经过考察，确定了近期工作重点：(一)利用日常事实，加紧宣传反对军阀战争，反对进攻苏联，反对世界大战；(二)职工运动，要注意有斗争经验和关系重要的工人；(三)农民运动，要注意海阳农民的斗争，并设法将海阳有斗争经验的农民加以训练，派到各县去发动农民运动；(四)青年工作，应注意将反基督教运动扩大到反帝、反世界大战。柳直荀于10月25日将此意见给周恩来写了报告。周恩来根据柳直荀的报告，又派胡允恭为中共中央驻烟台军事特派员。

周恩来指示胡允恭：(一)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事实上已经帮助了刘珍年，但他对我党并没有什么帮助。我们的同志到一个地方，重点应是在地方党领导下，帮助地方党工作最为重要；(二)此后，要力争刘珍年对我们工作予以方便，以便开展多方面工作，蓄积力量；(三)烟台可设三个特支：军事特支、地方特支、警察特支。这次随同胡允恭前往烟台工作的还有在广州起义中立过功的黄埔军校特务营营长、刘锡九的同学刘满西，曾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贺果与其弟，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唐嵩夫妇及段寄桥、陈桓乔(女)、赫道述等十几人。

党的组织调整加强后，为了推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发展，中共烟台地方特支和军事特支共同创办了共产党在烟台最早的报纸《胶东日报》(后改为《胶东新闻》)，由地方特支委员许端云负责。该报发行量最多时达到6000份，在烟台及周围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推销到天津、上海等地。

1929年初，徐约之、陈恒荣、王洪发等组织了一个文艺团体，取名“崆峒社”，以群众团体形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不久，许端云、陈恒荣等又以烟台益文、先志、八中青年学生为主体，建立了一个新文学研究团体，从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名句中取“野火”二字命名“野火社”，作为党的外围组织。还在《胶东日报》上开辟《野火》文艺副刊，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在出版《胶东日报》的同时，中共烟台地方特支和军事特支联合创办了平民夜校，夜校分为男校和女校，男校学生主要是印刷、拉水和挖粪工人，由许端云、过家和、洁曙任教员；女校学生主要是花边厂和发网庄的女工，由彭雪枫、张恒生和陈桓乔任教员。

通过夜校学习，工人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党组织从中发展了6名党员。为了发动烟台附近地区的农民，中共烟台特别支部派彭雪枫到福山县古现一带以教学为掩护开展农民运动。彭雪枫到福山后，首先是开展反军阀宣传。当时山东各地军阀为竞选省议员而到处贴标语、作演讲、拉选票。彭雪枫编写了《新军阀》儿歌，教学生们演唱，很快“新军阀，瞎胡闹，贴标语，喊口号，救国救民做不到，伸着巴掌把钱要”的歌声在福山县群众中传唱，有力地揭露了军阀们祸国殃民的丑恶嘴脸。其次是举办农民夜校，组织贫苦农民学文化，提高觉悟，进行反贪官污吏、反土豪劣绅、反卖国军阀的教育。

1929年底，彭雪枫建立秘密农会，发动农民开展抗租斗争，由于身份暴露，被迫离开福山。设在刘珍年部的中共军事特支，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利用一切机会开展工作，使党能在刘部与其所辖地区公开或半公开的活动。共产党员除不插手刘珍年军队的控制权外，均可以合法身份开展党的活动，如在士兵中宣传苏维埃政权，教唱《打倒列强》等革命歌曲；在军校讲授《社会发展史》、《什么是帝国主义》等课程。

1930年初，蒋介石加强了对刘珍年军队的控制，并多次密令刘珍年杀害在该部的共产党员。刘珍年在蒋介石的干预下，由容共转向反共，先后镇压了烟台印刷工人的罢工运动，查封了《胶东日报》，并驱逐在该部的共产党员。中央军委据此认为，在该部工作已无多大意义，决定撤出在刘军中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并派中共中央委员关向应到烟台传达中共党员撤出刘部的指示。1929年12月，早在关向应到烟台之前，刘珍年为敷衍蒋介石的命令，被迫采取变通的方式，通知被蒋介石指名逮捕的共产党员李楚离、张国钧、彭雪枫、高云升等10余人离开了烟台。

1930年3月，胡允恭、李素若、赫联基等先后离开烟台。留下来的烟台地方党支部、蓬莱党支部、刘珍年军队中的党支部及花边厂党支部合并成立了中共烟台市临时委员会，隶属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中央军事特派员胡允恭指定许端云担任临时市委书记。不久，山东省委派汤汝贤到烟台巡视工作。同时，帮助中共烟台临时市委筹备开展“赤色五月”活动等工作。同年，中共山东临时省委在青岛恢复。4月下旬，中共山东临时省委派韩连会到烟台组建中共烟台市委，原烟台市临委改组为中共烟台市委，韩连会任书记，许端云、段寄桥、郑洁曙、孙殿斌等为执行委员，辖7个支部，有党员40余人。同时，还有青年团组织和工人运动委员会、劳动妇女会等组织。

在中央军委决定撤离刘珍年军中共产党员的时候，中共烟台特支于1930年1月发动烟台泗兴印务工人举行罢工。1929年底，中共烟台特支成立了烟台工人运动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市工人运动。不久，烟台印刷工会成立，领导印刷工人向资本家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等合理要求。1月下旬，烟台泗兴印务公司老板趁农历春节之际，无故开除20多名工人，其中包括10名工会积极分子，激起了全公司200多名工人的无比愤慨。29日，工人们向资本家提出强烈抗议，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全厂罢工。烟台地方特支以工人运动委员会的名义两次发表宣言，号召全市的工人团结起来，同资本家开展斗争。

（《告烟台市全体工人书》）

2月中旬，为了声援泗兴印刷工人大罢工，全市300多名印刷工人举行全行业大罢工。要求泗兴公司老板和烟台社会局局长答复问题，并派出代表向国民党烟台市党部提出抗议，而国民党当局施展欺骗手法，企图拖延了事，拒绝工人的合理要求。2月15日，烟台工人运动委员会发表《告烟台市全体工人书》，号召全市各行业工人实行总同盟罢工，把工人运动推向了高潮。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出动了大批军警进行残酷镇压，罢工终遭失败。这次罢工斗争，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造成影响之深，在烟台工运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1930年4月，在烟台印刷工人罢工运动失败不久，在烟台养正学校初中部任教的许端云、徐约之又发动了养正学校学潮。养正学校的校长袁子久非常反动，他和两个反动教员控制着学校大权，极力对学生灌输封建思想，进行反共教育，引起全校学生的强烈不满。针对这种情况，许端云和徐约之选择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自编进步国文讲义。他俩还经常同学生谈心，启发学生的爱国觉悟，受到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的拥护和爱戴。袁子久等人对此恨之入骨，借故排挤打击，造谣中伤。进步学生组织奋起斗争，决心把袁子久及两个反动教员赶走。经过串联磋商，以校长贪污学杂费、反动教员辱骂学生为由，举行罢课，书写标语，高呼口号，上街游行。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许端云、徐约之及时加强了对学潮的领导。在他们的领导下，罢课斗争坚持了一个星期，学校董事会只好辞退了反动教员，答应革新教学内容等要求，罢课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0年12月，中共烟台市委交通员陈凤翥和蓬莱党支部书记赵鸿功被捕。1931年1月，中共蓬莱支部的邢汝海、吕永田、徐士恩、李宗元四名党员被刘珍年部逮捕。2月9日，军阀刘珍年根据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命令，派军警将中共烟台市委执委许端云逮捕，不久中共党员周恩庆、王璋等先后被捕。3月4日，许端云、王璋、周恩庆与以前被捕的党员赵鸿功等9人被押送济南，监禁在山东省第十一监狱。4月5日，蓬莱支部书记赵鸿功在济南就义。8月19日，许端云、周恩庆、王璋、邢汝海等，被国民党军阀韩复榘枪杀于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李宗元、徐士恩、陈凤翥、吕永田等4名党员于1932年2月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党在刘珍年军队中的活动，虽然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却作了大量工作，保护和培养了一批党的干部，发展了党的组织，教育了广大群众，积蓄了革命力量，在革命低潮中有力的推动了烟台市革命斗争的发展。

在军阀刘珍年、张宗昌统治胶东期间，烟台市的招、栖、蓬、黄等县爆发了无极道农民运动。无极道农民运动原是民间宗教领导的农民运动，后来由于官逼民反，发展成为反对军阀政府反动统治的农民武装起义。1928年招远灾情严重，毕郭一带更甚，群众酝酿聚众举义，由无极道设坛建道。10月5日从滕县请来李文正等8人，10月13日在毕郭东大寺布坛传道，并推举张汝勤为总道长，刘殿和、李珍、方义德、王岐松等为副总道长，毕郭村有500余人入道，组成5个坛，购置500多支长矛作为起义武器。后无极道发展至招远南部及东北部、栖霞西部、莱阳北部等地，声势浩大。12月4日，栖霞县保安大队长安思璞夜宿孙家洼，强奸民女，刘殿和率道众将其处死，栖霞县长杨泽荣向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军军长刘珍年请援兵400余人，7日在招远大解家村西与总道长张汝勤率领的200余道众激战，刘部战败。

1929年1月19日，莱阳施忠诚部1000余人在谭格庄准备进攻无极道，无极道集合毕郭、程家洼、张家等村道众700余人主动出击，将其打败。20日，无极道将黄县保安大队长击毙，缴获步枪300余支。之后，蓬莱、黄县相继建立无极道组织，招远道众发展到2万余人，至此无极道在胶东声名大噪。26日，攻克招远县城。3月29日，栖霞、招远与蓬莱的无极道众在黄城集一带，歼灭张宗昌部属300余人，缴获步枪200余支。4月19日，招远、栖霞无极道众8000余人包围栖霞县城，激战3日未攻克。8月，招远县长吴汉对无极道采取分化瓦解，与招远道首结拜为生死弟兄，收买道内动摇分子，并将无极道改编为民团。

1930年1月24日，刘珍年又派旅长梁立柱率800余人乘虚进入招远县城，逮捕并杀害了6名道首和20余名骨干，刘殿和见大势已去，令道众解散，至此无极道在胶东的活动被镇压下去。无极道农民运动失败了，它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但无极道农民运动的影响和意义是深远的。不久，随着烟台各县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一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真正的农民革命运动，在烟台境内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了。

（凤观烟台 素材来源： 中共烟台市委党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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