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陆军大将—日本陆军大将阿南

喜多诚一尽管是日本陆军大将军衔，但是却缺乏实战经验，而是以对华情报见长，在其军事生涯中，几乎没有多少可圈可点的战绩，其一生最惹人注目的，就是在北平沦陷期间，四处奔走物色和游说前北洋政府部长级以上高官，采取威逼利诱等手段，逼迫其中一部分人出任伪职，建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喜多诚一（1886—1947）是日本滋贺县人，1907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9期步兵科， 1916年5月考入陆军大学校第31期，与小畑英良、饭沼守、铃木宗作、秦彦三郎、樱井省三、波田重一等人同学，及至1919年11月毕业时，在同期60名同学中,其毕业成绩名列第9名，他也是该期唯一晋升陆军大将者，而小畑英良和铃木宗作都是因为战死被追授陆军大将的。

喜多诚一

喜多诚一曾长期在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任职，从事对华情报工作，还曾在陆军省军务局任职，这两个部门都是日本陆军的中枢，也是权力最为集中的地方，期间也在野战部队历练，曾在第三师团第5旅团步兵第68联队担任中队长，也在第九师团第18旅团步兵第19联队担任过大队长，1931年8月1日晋升陆军大佐，并出任第四师团第32旅团步兵第37联队长，其时担任师团长的是阿部信行中将。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大本营于2月24日编成上海派遣军，由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出任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少将出任参谋长，其作战序列包括：植田谦吉的第九师团、野村吉三郎的海军第三舰队、厚东笃太郎的第十一师团和松木贞亮的第十四师团，喜多诚一被派到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出任情报主任。

中国守军抵抗日军

上海战事结束之后，喜多诚一于6月27日被调回参谋本部，一个多月之后，适逢关东军司令部改组，由武藤信义大将取代本庄繁中将出任司令官，喜多诚一被调到关东军司令部参谋部出任第二课长，其时参谋长是小矶国昭中将，冈村宁次少将担任副参谋长，从武藤信义之后，担任关东军司令官者必须是陆军大将军衔。

1934年8月1日，喜多诚一又被调回参谋本部，在第二部（情报部）出任中国课长，主持对华情报工作，如果你能够认真盘点一下日军侵华将领的履历，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些人几乎都有在参谋本部第二部任职的经历，尤其是在中国课及中国班任职的经历。

1936年2月7日，喜多诚一晋升陆军少将，不久就爆发了“二.二六事件”，陆军被严厉整肃，擅长对华情报工作的喜多诚一也被逐出参谋本部，于3月23日被派往中国，出任日本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副武官，任内经历了“西安事变”，被中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氛围所震撼，尤其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定了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逐步形成。

喜多诚一与蒋介石合影

喜多诚一感受到了中国正在全力进行抗战的准备，中国日益高涨的抗日形势，对日本极为不利，因此他上书日军大本营，要求对苏、对华两面作战，企图趁蒋介石抗日准备不足之时，采取对华一战的策略，给立足未稳的蒋介石政权断然一击，喜多诚一可以说是最早鼓噪侵华的日本将领之一。

“七七事变”爆发后，喜多诚一四处游说，谋求缓和中日之间军事冲突，为日军大本营向中国增兵争取时间，8月14日被转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效仿土肥原贤二在京津地区从事特务活动，日军华北方面军成立后，原先隶属于中国驻屯军的特务机关，又被整体编入华北方面军编制序列，喜多诚一于9月4日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特务部部长。

喜多诚一

喜多诚一遵照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的指示，开始物色日本在华北的代理人，第一个目标就是原直系军阀首领曹锟，请他出山组建伪政府，曹锟曾经担任过北洋政府总统，无论是在军界还是政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曹锟害怕背上汉奸的罪名，以身体不好为由婉拒。

喜多诚一又找到沉寂多年的吴佩孚，吴佩孚曾是曹锟麾下将领，其反日立场坚定且鲜明，早在1922年就曾反对梁士诒内阁将胶济铁路权益出卖给日本人，吴佩孚后来势力做大，尤其是在直奉战争中，将张作霖奉系赶出了关外，吴佩孚也是镇压工人运动的刽子手，尤其以镇压“二七大罢工”而臭名昭著。

《时代》周刊上的吴佩孚

鼎盛时期的吴佩孚曾拥兵数十万，其势力影响大半个中国，是当时最有可能统一中国的历史人物， 他也是第一个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时间是1924年9月8日，在被北伐军征讨之后，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九.一八事变”之后，吴佩孚更是反感日本人，曾多次参加反日活动，当喜多诚一登门请其出山建立伪政权，他说：“要我出山可以，贵政府必须退兵，由我恢复法统。”在民族大义面前，吴佩孚立场坚定且毫不含糊，以至于后来被日本人谋害身亡。

喜多诚一又找到已经过了气的亲日派曹汝霖，曹汝霖受五四运动冲击，此后不再过问政治，已到花甲之年的他，更是不为所动，让喜多诚一吃了闭门羹，但此后王克敏、王揖唐等人组织伪华北临时政府时，为了拉大旗作虎皮，为曹汝霖挂上了“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和“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等虚职，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不参与任何汉奸卖国活动，算是保持了自己的晚节。

段祺瑞、袁克定、靳云鹏等北洋政府时期的高官显贵，也都曾纳入喜多诚一的视线，但也都被拒绝，可谓是四处碰壁，还是前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经不住诱惑，这个有奶便是娘的主，最终接受了日本人的邀请，于当年12月14日出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主席，但这个临时政府不仅在国际上得不到承认，也未以中国政府身份与日本签订任何条约，实际上就是一个地方维持政权。

华北汉奸王克敏（右）与南京汉奸梁鸿志

1939年3月10日，喜多诚一出任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长官，兴亚院是一个负责处理侵华事宜的机构，由日本首相任总裁，外相、藏相、陆相、海相兼任副总裁，柳川平助曾任总务官，具体负责日常事务。

1940年3月9日，喜多诚一被晋升陆军中将，被调回日本出任第十四师团长，该师团于同年8月被派到满洲，在诺门坎一带驻屯，隶属于关东军作战序列，1941年10月15日升任第六军司令官，该军司令部设在海拉尔，是为应对诺门坎战役而组建的，喜多诚一任内更多的是担任守备任务。

1943年3月1日，喜多诚一被调到济南，接替因“馆陶事件”而被撤职的土桥一次中将，出任第十二军司令官，成为日本驻山东占领军最高长官，由于该军所辖各师团、独立混成旅团，始终处于频繁调动之中，因此所辖部队很不确切，但始终保持2个师团外加4个独立混成旅团建制。

占领济南的日军

喜多诚一在山东的主要对手有两个，一是国民党方面的于学忠部，二是共产党方面的罗荣桓部，因此三者之间摩擦不断，小打小闹的冲突不断，喜多诚一是从事情报战的高手，但带兵打仗却是实战经验不足，尽管也当过中队长、大队长、联队长、师团长和军一级司令官等，但也都是为了晋升而镀金，任职时间都很短暂。

1944年初，日本实施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嫌弃喜多诚一带兵打仗经验不足，于2月7日将其调回参谋本部，由关东军第三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继任第十二军司令官。

喜多诚一在参谋本部坐了半年的冷板凳，终于时来运转，于9月26日接替山下奉文出任关东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官， 该方面军下辖第二军、第三军、第五军、第二十军及其它所属部队共30多万人，几乎占了关东军一半的兵力，担任珲春、东宁、绥芬河、鸡西、密山、虎林、饶河、延吉一线对苏警备任务，其司令部设在牡丹江，喜多诚一遂于翌年3月9日晋升陆军大将。

关东军阵地

自美军向广岛和长崎空投原子弹之后，战争形势日趋明朗，苏联于1945年8月8日晚也正式向日本宣战，并兵分三路向中国东北攻击前进，深处中苏边境第一线的日军第一方面军，遭到了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的进攻，日本关东军准备多年的对苏防御体系不堪一击，喜多诚一自从军以来，哪里见过这样的阵仗，因此日军第一方面军被迅速瓦解，一路溃败至吉林敦化。

1945年8月19日正午，喜多诚一携参谋长樱井镣三等幕僚人员向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第25集团军司令员契斯季亚科夫上将投降，并于于9月6日被押解送往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城）关押。

关东军向苏军投降

由于战后苏联劳动力严重匮乏，这些昔日狂妄的日本帝国军人，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被繁重的劳役折磨得彻底没了脾气，大和民族有一个特点，谁对他最“狠”就服谁，而且态度十分的恭顺。

喜多诚一和他的参谋长樱井镣三都没能抗住劳役和改造的折磨，前者于1947年8月7日死于哈巴罗夫斯克近郊的野战医院，而樱井镣三也死于1947年，但具体日期不详，这两个罪行累累的日本战犯，甚至都未能等到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的审判就一命呜呼了，成为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