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为什么下台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法律文件，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在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签字后同各国代表一起举杯庆祝。图/中新）

入世：中国拥抱世界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胥大伟

发于第910期《中国新闻周刊》

2001年11月10日晚，卡塔尔首都多哈。

世界贸易组织（简称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正在这里召开。会议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中国加入WTO的决定，从开始审议中国入世议题到一记槌声落下，仅用了8分钟。

然而，自1986 年7月10日中国正式向WTO前身——关贸总协定（简称GATT）递交复关申请起，中国跨入WTO的门槛，整整用了1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感慨地说：“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

在这15年间，中美之间共进行了25轮“马拉松式”谈判，这场“世纪谈判”进程几度跌宕，数次山重水复。期间，中国换了4任团长，美国换了5位贸易谈判代表。

随着多哈的这声槌响，中国长达15年的复关和入世谈判历程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中国敞开臂膀去拥抱世界经济，揭开了改革开放新征程的序幕。

此后的18年间，中国加入WTO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中国需要WTO

当改革的大幕徐徐拉开，中国的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包括对关贸总协定GATT是“富国俱乐部”的看法，双方的接触也随即展开。

1981年 ，GATT纺织品委员会的成员之间展开谈判，分配全球的纺织品配额。当时，纺织品占整个中国出口份额的三分之一，不是GATT的缔约方，意味着中国分不到配额。中国选择参加谈判，通过谈判拿到配额。尝到“甜头”的中国开始积极考虑恢复中国GATT缔约国地位的问题。

1982年，外经贸部给国务院写报告，建议中国申请恢复GATT缔约方地位。报告称，GATT的成员在当时的贸易总量占世界贸易总量的85％，同时中国与GATT成员的贸易量占中国整个进出口贸易量的85％，不管中国参不参加，它的各种规则对中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约束力。所以，复关对中国是有利的。

此时，在世界3个主要经济组织中，中国已先后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取得合法席位，只有GATT尚未参加。

1986年7月10日，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大使钱嘉东代表中国政府，向GATT递交申请，要求恢复中国的缔约方地位。

自此，中国复关、入世谈判拉开了序幕。

1987年3月，GATT设立中国工作组，并于同年10月举行了工作组第一次会议。

按照GATT的规则，中国复关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中国的外贸体制进行审议，第二个阶段是进行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并起草议定书。

对中国外贸体制的审议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审议。工作组在审议中国外贸体制时一共提出了４万多个问题，核心问题就是“中国搞不搞市场经济”。

彼时，市场经济在中国还是理论“禁区”。1984年10月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仍然延续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

复关谈判中，欧美缔约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翻了词典，英文里也没有“商品经济”这个词。这使得中国复关谈判的外贸体制审议迟迟得不到通过。

中国复关进程受阻。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此后中共十四大召开，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让中国复关谈判再现曙光。

当年，对中国经贸体制的审议基本结束，中美开始围绕中国复关的市场准入问题进行谈判。

在谈判开始阶段，美国认为是中国急于要达成协议，因此态度非常强硬。

谈判过程中，美国常常漫天要价，还常受国内保守主义因素影响，“极限施压”“滚动式要价”是其常用手段。中国复关第二任谈判代表佟志广曾评价，“美国人就像一个被惯坏了的孩子，跟他们谈判非常困难。”

时任外经贸部长的吴仪在一次会议中为谈判划出底线：决不会为复关而不惜一切代价，不会拿国家的根本利益作交易。这条原则始终贯穿在以后的谈判中。

1995年1月，WTO取代GATT。同年7月11日，中国正式提出加入WTO的申请，自此复关转为入世。

入世谈判，对于中国而言也是认知世界的过程。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已近20年，日益壮大的经济实力，使得中国在诸多领域已具备了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能力，但因长期被排斥在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之外，中国不得不依靠双边磋商和协议来协调对外经贸关系，使国内企业和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时受到了许多歧视性或不公正待遇。

加入WTO，意味着中国不仅有分享经济全球化成果的权利，还能够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

中国开始明白：中国需要WTO。

面对中美谈判的僵局，中国入世谈判变得更加有策略性。中国开始尝试先绕开美国，与其他国家先行达成协议。

在这一思路下，1997年8月，新西兰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双边协议的国家。同年，中国还与韩国、匈牙利、捷克等国签署了入世双边协议。

至暗时刻

进入世纪末，中美之间关于中国入世的谈判已谈了13年。原本是经济问题的WTO谈判，已变成一个政治问题，问题的复杂化使得谈判举步维艰。

1999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访美。出访前，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康比德夫妇采访时，朱镕基表示，这次访问不会很轻松，是两面不讨好。“一方面是一些美国人不欢迎我，另一方面是一些中国人不要我去，所以我想，我的任务是困难重重。”

按照原定计划，朱镕基此次美国之行，中美将签订入世谈判协议。美国的政治舆论认为，如果在朱镕基访问美国期间美中签署协议的话，美国在谈判中让步就会太大了。

国内持续数年的关于中国入世的争论，也因朱镕基的访美而激化。有人警告说，世贸规则会引入大量的国外竞争势力，这将使数百万失业工人涌上街头，成为社会动荡因素。

虽然面对双重压力，朱镕基仍抓住每一个机会尽力施展他的幽默感，以拉近中美之间的距离。

在美国丹佛市十六街的商店里，朱镕基买了两顶帽子，他打趣这是为了“帮助消除中美贸易逆差”。他甚至既忧心又满怀希望地对美国人说：“我们之间会有不同的意见，只有有不同意见的朋友，才是最好的朋友；唯有诤友，才是挚友。”

访美前，朱镕基会见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时发表谈话，表示希望美国人不要以为中国不加入世贸组织就活不下去了。

但当时中方已经考虑就条款做出让步。据媒体报道，朱镕基曾向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透露，中国决定开放市场，包括电信、保险和农业等领域，以加入WTO。时值中国的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朱镕基有意以开放倒逼改革，决定在上述领域给予美方超出预期的谈判条件。

朱镕基访美之行，迅速在美国刮起了“朱旋风”，中国将带给美国哪些超预期的“惊喜”也让媒体记者们充满遐想。面对媒体，朱镕基总理表示，中国要加入世贸组织就必须符合它的游戏规则，“不做出让步是不行的”。记者追问中国“让步”了什么，他就不再往下说了。

但糟糕的是，未经过中方同意，美国在其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网上发布了其单方面起草的“中美联合声明”，并附一份长达17页的附件，将中国并未同意的“出价”全部公开，企图逼迫中国就范。

结果，美国迎来的是中国的怒火，一场厮杀在所难免。

双方代表团互不相让，唇枪舌剑。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说，她要撤出了，时任国务委员吴仪以牙还牙，说中国总理离开华盛顿的日子不会因为谈判无果而延期，言外之意是中国做好空手而归的打算。等在场外的记者一度得到消息称，谈判濒于破裂。

（1999年4月8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举行盛大晚宴，欢迎中国总理朱镕基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图/新华）

这一天也成了朱镕基访美的“至暗时刻”。

当晚，美方为欢迎中国总理的来访，专门在拉德饭店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晚餐会。朱镕基迟到了一个小时，他一进门就向大家解释道，“今天是个糟糕的日子。你们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迟到吗？就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出现了麻烦。”

他接着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已经做了很大让步，但是美国方面还要我们做更大的让步，我不是担心要下台，我担心即使我签了这个协议，我现在没办法说服我们中国老百姓呀！”

晚餐会上，朱镕基间接批评美国说，“美国要求中国平衡贸易差距时，却以种种理由限制高技术出口，把什么东西都当成是高军事机密。计算机不准、卫星也不准，就准给我们小麦、柑橘，我们可以吃小麦、柑橘活下去，但那不可能活得好。”

另一边，中美谈判也陷入“苦战”。巴尔舍夫斯基明白，必须要给中国一个交代。又苦熬了三个小时，中美双方就《中美农业合作协议》达成一致，还同意取消美国单方面发表的声明，删除附在声明之后的三个附件。

次日凌晨6时，中美双方代表在协议上签字。7时许，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美国坚定支持中国于1999年加入世贸组织。

经过通宵达旦的谈判，巴尔舍夫斯基满脸憔悴。然而中国代表团的飞机刚刚离开华盛顿，她就成了克林顿的“替罪羊”。国会议员指责白宫可能失去了与北京达成一项有利协议的机会。

面对媒体和工商界的“炮轰”，克林顿后悔了。他打电话给朱镕基说，希望中国谈判团队能留下来，“我们做最后的一点修饰，达成协议。”朱镕基回复：不谈了，要谈就到北京谈。

于是，国际外交史上罕见的一幕发生了——美国人追着中国代表团到了加拿大。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两次打电话给时任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询问能否确定在北京会谈的时间。美方要求，中国代表团前脚回国，他们后脚就来。

龙永图说，“你总得给我们一天时间倒时差吧。”

“世界上最伟大的谈判结束了！”

1999年11月10日，巴尔舍夫斯基率领谈判小组抵达北京。

本来谈判预定两天结束，因为中美已经达成了框架性共识。数十轮的谈判交锋，使得双方在中国入世问题上，各自的底牌相互间已经摸清。

然而到了第二天，谈判的形势突然生变。

美方抛出了一揽子方案，提出很多无理要求。他们坚持在电信增值、寿险领域的外资持股比例增加到51％，汽车关税快速降至25％等。待中方次日回复后，时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克林顿高参吉恩·斯珀林暴跳如雷，他说“中国不会得到最惠国待遇”，并在“不会”前面连说了6个“永远”。

11月13日，美方代表团把行李运到了机场。这时朱镕基突然接见了巴尔舍夫斯基，美国政府也立即回应说，尽管谈判进展缓慢，但双方都决定继续下去。

到了11月14日，谈判基本破裂。美方代表团退掉了他们在王府饭店的房间，并将行李再次搬到车上。

但就在汽车发动的一刹那，巴尔舍夫斯基突然说要再在北京留一个晚上。

然而到了晚上7点，整个美方代表团突然“消失”了，唯一给中方打的一个电话是请求中方礼宾部门在第二天的回程中予以配合。

当晚11时多，朱镕基询问龙永图美方代表团联系上没有。根据朱镕基指示，龙永图从美国驻华代办那里找到负责美方工作谈判的卡西迪。电话中龙永图表示，经历这么一个世界瞩目的谈判以后，双方总得见一次，商量下对新闻界有个交代。

一个小时后，美国助理贸易代表给龙永图回电话，说美方很愿意“小范围”再见一见，时间定在次日美方出发之前的凌晨四点半。

龙永图敏锐地觉察到，美方要有“真动作”了。

11月15日凌晨四点半，龙永图与卡西迪各带几个人开始了小范围的工作会谈。此时，美方已把谈判的协议文本全部准备好了，并提议把这些年达成的几百页协议逐一校对，严谨到每一个标点。

这是一个重要信号，龙永图意识到，美方真的有签署协议的愿望。

“应该给最高决策层传递这一重要的信息。”龙永图设想了所有可能的结果后，清晨6点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总理办公室主任李伟。龙永图说他有重大的情况要向总理汇报。李伟告知，总理昨晚接了奥尔布赖特的电话，还没有起床。

7点，龙永图又打了第二次电话。8点，中美双边谈判代表开始协商撰写媒体稿，美方代表团定于8：45赶往机场。

9点半左右，朱镕基给龙永图回电话。朱镕基在电话里问龙永图：你谈判这么多年，你给我一个判断，美国到底愿不愿意签？龙永图说，根据我多年和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他们是想签的。朱镕基接着问：你有什么证明？龙永图说，他们已经开始跟我校对文本了，说明他们准备签了。朱镕基决断地说：好，我相信你的判断，你一定要和美国人谈成，不要让美国人跑了。

然而，中美之间仍剩下7个问题无法达成共识。美方要求中方必须接受，“如果不接受，前面谈的上百页的东西都不作数。”龙永图则说很抱歉，如果要签订协议，那7个问题免谈。

谈判再度陷入僵局。

接到龙永图的汇报后，朱镕基亲赴会场。这一天，正是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日子。美方听说朱镕基来了，便不再提赶飞机的事。“其实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有订那天的飞机。”龙永图后来回忆说。

多年的谈判经验，使得龙永图明白，在最关键的时候，没有政治领导人的推动，谈判很难进行。

朱镕基让龙永图用一张纸，把7个问题都写下来。朱镕基看了以后说，我来谈。

谈判桌上，美国人抛出的前3个问题，朱镕基都说“我同意”。龙永图一看着急了，不断给朱镕基递纸条，上面写着“国务院没授权”。朱镕基一拍桌子，说：“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

当美方抛出第4个问题时，朱镕基说，“后面4个问题你们让步吧，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

（1999年11月15日，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前右）与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前中），在北京签署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这一长达13年的谈判终于有了“双赢”的结果。图/中新）

5分钟后，美方同意了中方的意见。

1999年11月15日下午4时，经过6天6夜的艰苦谈判，中美终于签署了中国入世双边协定——中国入世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清除了。

谈判成功后，在外经贸部一间女厕所里，美方代表斯伯林第一时间拨通了克林顿的电话，向美国总统报告：“世界上最伟大的谈判结束了！”

影响超出预期

入世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如今，回过头看，这种影响甚至超过了当时所有人的预期。

在世贸组织中，成员的权力和义务是相互的。加入WTO，意味着中国需要兑现承诺。

WTO对中国在外贸体制、关税、财税、国有企业、市场化等方面的改革都提出了具体要求，一场系统性改革拉开了帷幕。

​（加入WTO，对中国、对世界，影响都同样是巨大的。图/IC）

入世让中国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过渡到“登记制”。服务贸易领域成为中国履行承诺，改革力度、开放力度最大的领域。中国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华设立代表处，并取消对驻华代表处的地域和数量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向中国企业和个人提供人民币业务等。

在关税方面，中国自2002年1月1日起开始全面下调关税，到2010年1月1日，所有产品的降税承诺履行完毕，关税总体水平由入世前的15.8％降到9.6％，并取消400多项非关税措施。以汽车为例，中国大排量汽车整车入世前平均关税高达100％，小排量汽车整车入世前平均关税高达 80％，履行承诺后降至25％。

2000年，中国修订了《海关法》，涉及海关体制改革、关税等诸多领域，目的是让中国海关体制可以跟国际标准接轨。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徐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入世相关的一揽子协议里，很多内容是跟海关密切相关的。入世使得中国海关实现国际标准，国际标准的高度标准化会促进贸易。徐晨认为，2000年《海关法》的修订，所确定的海关基本的管理体制非常有利于海关职能的发挥，形成中央垂直领导的管理体制，并建立了综合打击走私体制。

不仅仅是《海关法》的修订，基于WTO规则的要求和中国的入世承诺，在中国入世后的过渡期内，全国共修改了2200多项法律法规。在入世后的3年内，地方政府清理出19万件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措施，分别进行了修改或废止。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国企改革。

当时，政企不分是中国加入WTO面临的最大体制障碍。中国承诺入世后，政府不对国有企业施加直接或间接影响，以保证各类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

中国希望通过引入竞争机制，以开放来倒逼国企改革。

全球化智库理事长、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得益于当时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大，中国的民营企业才得以发展，而WTO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具有推动作用。

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认为，入世给中国国内的贸易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动力，开放促进了改革。回顾中国入世的历程，整个过程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着明显的互动关系，WTO潜移默化地“塑造”中国。

中国加入WTO的这18年间，进出口总额由 5000 多亿美元扩大至4.62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1.75％，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国”。贸易额的巨量增长提升了中国在世贸组织的地位，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核心成员，并逐步掌握更大的话语权。

与此同时，中国入世也改变了世界。

屠新泉认为，中国加入WTO，使得中国这个人口占全球五分之一的巨大经济体融入到一个统一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下，为全球贸易贡献了一个体量巨大的市场。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使得世界上多了一个同样体量巨大、物美价廉的商品供应商，丰富了整个世界市场，也降低了企业的市场价格。

王辉耀认为，中国对WTO的贡献是助力世界财富的增长。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的制造商和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进出口的国家，这对WTO本身在全球经济繁荣、全球稳定和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方面，显得越来越重要。

如今，随着美国推行单边主义，WTO也陷入改革的困境。屠新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WTO目前的困境需要成员国共同努力，对WTO制度做出一定的完善，来维护争端解决机制，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WTO是中国最好的天然贸易防线！”王辉耀说，“中国最需要做的就是守住WTO这套体系，并在其中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