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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一位匈牙利老人的过世，在中国的经济学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当地时间10月18日，匈牙利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去世，享年93岁。雅诺什·科尔奈是世界经济学界大师级人物、社会主义经济的深入研究者，他曾多次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对如何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提出了改革理论。可以说，他的学术生涯与体制改革紧紧相联。

曾参与了“巴山轮”会议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已启动改革开放，科尔奈的思想正是在此时传入中国。短缺经济、投资饥渴症、扩张冲动、父爱主义、软预算约束……他对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描述词汇引起了中国学人的注意。

“年龄超过40岁的经济学家应该都知道这本书。”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永钦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

王永钦说的这本书是科尔奈的代表作之一《短缺经济学》。

“这本书出版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大家也是觉得中国是短缺经济，就是感觉什么都缺，什么都不够用。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当时中国很多人穿的衣服只有蓝色等少数颜色。科尔奈就观察到计划经济时都有这个特点，他追根溯源找到了‘软预算约束’这个概念来解释计划经济中的这一现象。”王永钦说道。

早在1956年，科尔奈就撰写了《经济学管理的过度集中化》。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深入分析和批判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学术著作。这部著作受到了东西方经济学家高度重视，因为它分析了计划经济体制内部的严重问题。

最早接触科尔奈的中国学者是吴敬琏。1981年，51岁的吴敬琏前往雅典参加国际经济学会的圆桌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他见到了来自匈牙利的科尔奈。科尔奈在这次演讲中阐述了自已的观点——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里，将必然出现短缺现象。吴敬琏不仅对科尔奈顿生“一见如故”之感，也把他的思想和观点分享给了其他中国学者。

1985年8月份，科尔奈和夫人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坐上了前往重庆的一艘游轮，参与了“巴山轮”会议。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参与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人物，很多当时的参会者并没有意识到，“巴山轮”会议后来成为了中国改革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

1985年9月2日-8日，中外30多位经济学家共同乘坐一艘从武汉开往重庆的邮轮“巴山号”，在轮船上召开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巴山轮会议”。其中中方最年长的经济学家是薛暮桥先生，时年81岁。最年轻的参会者是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时年29岁。巴山轮会议是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一共讨论了七八个议题，讨论的议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改革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推进？

《短缺经济学》 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科尔奈曾经历在匈牙利进行的局部的经济改革，这使得他的发言能针对更基本的改革方式问题，也就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办法会有几种，哪种更可行。他的分析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短缺经济学》一书更是使他在中国名声大噪。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黄少卿向澎湃新闻表示，上世纪80年代，《短缺经济学》刚刚被引入中国，大家纷纷读科尔奈的书，讨论他的观点，用他的理论分析中国的改革现象和存在的问题。不过到了上世纪90年代，科尔奈教授对中国经济学的影响就急剧的降温了。

“事实上，我们这代人基本上就很少有人再读他的书了。我认为科尔奈教授迅速被中国的学者遗忘，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经济一直顺风顺水，很多人认为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规范的市场化道路，对于传统计划体制的分析就显得不再重要了。但事实上科尔奈教授和其他学者相比，不但有非常深刻的思想，也受到了很好的数理训练。他更重要的价值取向在于对普世价值的坚持上来进行社会科学研究，这一点是很难能可贵的，也充分体现在他的自传《思想的力量》当中。”

在推荐《思想的力量》一书时，作为科尔奈在哈佛大学的门生，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许成钢曾说，“作为匈牙利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创建者、改革者及批判者，全世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先驱，在经济思想史中独树一帜的理论家，雅诺什·科尔奈的回忆录《思想的力量》以人格化的角度、大师的高度、学者的深度揭示了经济改革、体制转轨、制度变迁的过程及规律。科尔奈是唯一在新古典、新制度，在计划、改革、转轨等方面同时作出过开创性贡献的经济学家。此书是集制度变迁及经济学思想史为一身的经典。”

2009年，央广中国之声的一位记者采访了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记者在采访手记里写道：“这似乎不是央行行长而是一位教授的办公室，正中间并不宽大的办公桌，最右边一摞材料上放着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的大作《思想的力量》，书页折了印痕，表明他正在看。”

《思想的力量》

穿透时代的思想

科尔奈出身于犹太家庭，他的家人在二战期间丧生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他本人正是从大屠杀中逃生出来的。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他在苏联红军解放匈牙利之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强烈地信仰共产主义。但随着1956年的匈牙利改革被苏联镇压，他的思想也逐渐改变，开始反思计划经济的弊端。

许成钢将“短缺经济学”评价为科尔奈的一个重大的经济学突破——《短缺经济学》这部著作有两个最重要的内容，第一就是提出了“软预算约束”的问题。这是一个在经济学中具有最基本影响的问题，帮我们认清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许多基本问题。第二是从软预算约束问题推论出短缺经济的现象。这中间还有若干步骤。其中重要的一步是所谓的“投资饥渴症”。所有这些现象，从软预算约束到“投资饥渴症”，再到短缺现象，都是改革前和改革初期的中国大量存在的。《短缺经济学》讨论的软预算约束、短缺经济、投资饥渴症问题，都远远超出了学术著作的范畴，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分析都是基于他对匈牙利和东欧经济改革的观察。

1968年，匈牙利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一个进行了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家。科尔奈正是这场举世瞩目的改革的设计者和策划人，在这场改革中，匈牙利经济改革全面放弃了计划经济。但是在1968年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后的十几年里，科尔奈观察到，放弃中央计划之后，这种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并没有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那样运作。大量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导致投资饥渴症等问题，经济短缺的现象完全没有改善。在《短缺经济学》之后，科尔奈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就是《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许成钢认为，这部著作总结了他前半生的研究成果。

黄少卿认为，科尔奈对于社会主义体制不仅有非常系统的研究和分析，而且有着深远的影响。最著名的当然是他的《短缺经济学》，但是更加体系化的分析，则体现在他那本《社会主义体制》这本巨著当中。他的分析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指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问题，不是计算的错误，不是计划者个人的失误，也不是偶然因素，本质上就是体制问题，是这个体制所产生的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上。

“比如预算软约束这个概念，就是强调当政府想要对于经济活动拥有绝对意义上的掌控权时，其实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国有企业经理人员会隐藏信息，从而提出计划者不了解的要求，不断地突破计划者给企业的预算拨款，导致的结果就是效率不会是企业追求的目标，在资源有限的背景下，最终的结果就是短缺。因为计划者对企业经理人员的要求而不得已或者说必然要去呵护的这种心态，科尔奈称之为‘父爱主义’，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计划体制的运行无法持续运转。”

《社会主义体制》

黄少卿表示，这种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制度性分析，后来也被他称为制度范式，是非常深刻的，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如果不放弃计划，转向市场经济，是不可能会取得真正的改革成效的，而且这样的改革也不能够是一种天真的、通过休克疗法一夜之间就能够完成的。

王永钦向澎湃新闻介绍，软预算约束问题在当前的一个表现就是中国所存在的政府隐性担保，其实隐含着的就是政府在背后兜底，这会扭曲金融市场的定价，会对金融市场和资源配置产生不利影响。

许成钢还将软预算约束这个概念延申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因为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和深度远远超过了计划经济和转轨经济，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也都基本存在的问题。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里，人们不熟悉这个概念，忽略了这个问题，因此导致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一次又一次产生严重的问题，导致一再爆发金融危机。

许成钢回忆，科尔奈非常鼓励这一研究思路。他在生前也很快就写了一篇，讨论资本主义世界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尤其是在金融危机里的问题，曾经送到《经济学家》杂志。但是西方的主流媒体看不到这篇文章的价值，被退稿了；这篇文章的中文稿后来发表在中信出版的《比较》上。

责任编辑：郑景昕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