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琴南,福建闽县人士,本名林纾,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补柳翁、践卓翁、长安卖画翁。有狂生的称号。可以认为他是晚清文坛上最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他一生推崇桐城古文,甚至完成了用桐城古文来翻译外国小说的伟业,他的小说有很多先进思想,他的存在勾连了古典文学与近代文学和甚至启发到了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巨匠。但是在晚年时期又蜕变成一个极端的保守派,这是一个令人进行扼腕的转变。在这个期间的标志可以用他的两本小说来概括——从《茶花女遗事》到《荆生》。
一、 具有原始儒家气质的林纾
林纾的早年家境贫寒,但是他博闻强识,他是桐城派的一条余脉,做着最忠实的儒家文化的信徒,在1882年已三十的林纾考中举人,声名远播。
这里如果想要知道在清朝从一个秀才到举人的身份转变的差异,可以看看《范中进举》里的描写,无论是对于中举的本人还是家人相邻或者其他乡绅名士的态度转变就可以看出来。
此时的清朝科考制度仍是沿袭八股取士的政策,因此有人说八股取士取出来的"士"大部分都是书呆子,甚至有些地方的方言就会用"死八板"来形容读书人,可见一斑,但是很显然林纾并不在这个范围之内。林纾像过去几千年的那些寒门学子一样夜以继日的研读四书五经,但除此之外他并不拘泥于"官方必考书目"他广泛阅读,对于儒家的经典元典进行深入的研读,在对儒家学说为代表的古典文学有着更加深入的理解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思想。
除此之外,林纾从一开始就接受清朝第一古文派——桐城派的影响,在他所处的这个时期,桐城派近乎完成了自身理论的体系化完整化,再保持着"三祖"的灵魂的同时又走向了多元化的时期,所以林纾一开始就练习的"桐城古文"就是比较完备的体系,很显然天资聪颖的林纾将桐城派的文论理解得很深刻,这一点可从当时桐城大师对他的推崇,以及林纾自身采用桐城古文"意译"外国名著这两点就可以看出来。
因此,哪怕不去看林纾的学术思想,也可以看出林纾绝非那些只会做八股文的"死八板",他自身上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这样深厚的功底也就支撑了林纾在学术思想上的成就。一方面他沉迷程朱理学认为里面尽是天下之理,但是也可以指出来"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另一方面虽然林纾一生都在推崇"桐城古文"但是他所处于桐城派的分类当中绝对是开拓创新的那一类,"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这也是我反复所说的林纾采用桐城古文来翻译外国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虽然林纾翻译的书卷里尽是《茶花女》《茵梦湖》《汤姆叔叔的小屋》这一类的看起来与封建正统思想截然相反的书目,虽然可以认为林纾具有先进的思想但这绝不是能证明林纾就是什么反封建的所谓的"先进人士",相反,林纾是一个极重礼教秩序的人,他大肆痛斥那些"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的年轻人,同样也不能因此说林纾虚伪,这样的差异恰恰能说明林纾是一位真正的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儒家知识分子,是具有了孔孟时期的原始儒家学者的气质的一位旧派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思想。他们可以运时而动但是一切的行为都是为了维护正统。
林纾这样的思想决定了他会做出不辞辛苦七考进士,为摇摇欲坠的国家前途奔波,也让他可以看破浮夸,著书立说,甚至自己出资供读那些贫寒的学子的仁人志士之行为,但是也为他晚年激进的思想转变埋下伏笔。
二、 从《茶花女遗事》到《荆生》的转变
回归到写这篇文章的初衷,从我的角度谈论一下林纾的晚年转变,我会选择他的两篇作品来形容——从《茶花女遗事》到《荆生》。
《茶花女遗事》是林纾桐城古文翻译的代表作,只要但凡对中国文学史有点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这部作品。虽然林纾是看不懂外文,但是他通过别人的"直译"来了解故事的来龙去脉,在融汇自己的思想感情来实现"意译",虽然很多人对这种"二次创作"抱有很多的质疑,但是这个确实是比较文学的范围中一个很高文学标准。一部作品尤其是不同文化系统的文学作品想要到完全不一样的文化语境生存下来并能得到广泛传播,除了自身永恒的无国界的艺术魅力之外,意译成符合本国读者阅读习惯的翻译也是极为重要的。因此林纾的翻译小说的意义很大的程度上并非传播了所谓的西方先进思想,而是做了窗户的作用,给中国的读书人们打开了另一扇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化绚烂的世界,吸引他们,引起兴趣,仅此而已。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味指责林纾思想的退化是没有道理得到,我认为林纾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更多的情况就类似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些儒家知识分子面对崭新的佛教文化的吸收容和的态度。
就像我在第一部分叙述的那样林纾是一个具有原始儒家文化气质的一个旧派知识分子,他的行为出发点就是维护他的"正统"。
《荆生》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十分的陌生的。确实,《荆生》是林纾原创的一篇文言小说,作于1919年的文言小说,很显然划分到古代文学当中是不合适的,同样划分到中国新文学上也是不合适的,如果非要做一个归类那是可以归类到现在让处于冷门的近代文学。所以在各类文学史都很难看到他的踪迹,但是翻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任意一部著作就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详细的可以翻一翻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的评论,而在王彬彬的《多元视野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有详尽的分析,我在这里就不在班门弄斧,贻笑大方。
我只简述我所认可的观点:《荆生》的创作是代表徐树铮这一安福派系的军阀统治者对于新文化的态度。绝非所谓因为"林纾性急,急匆匆写下《荆生》,《妖梦》来讽刺新文化人士"这之类荒谬的理由,从外部原因可以参考王彬彬的《多元视野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阐述,从林纾本人的性格来看也完全是无稽之谈。但是不可以辩驳的是林纾在《荆生》中体现出来的思想早也不是翻译《茶花女遗事》那种只是站在人的角度表达同情与唏嘘的林纾,而是绑架在政治阶层上的文学的立场对决的林纾。这种选择让我们现在来看是让人叹息扼腕的,但是却也是能反映出林纾从来没有变过的最根本的思想立场——维护正统,所以与其说是林纾思想转变,还不如说是他寻求维护正统的方式的改变。
三.浅论林纾晚晚年方式的转变的原因
我所任何认可的一种史观就是把历史上的人与事思想与行为都放到原来的时代背景来进行讨论。任何脱离时代背景站在后世文明来批判早前文明的行为都是极其不负责的。所以对于林纾的转变后人可以叹息扼腕,但绝对不可以痛骂甚至无理指责。
前两部分我一直在力图证明林纾是一个具有原始儒家文化气质的知识分子,他终其一生都在维护的就是他所认可的正统。那么什么是这个正统呢?思想文化上就是那些具有原始儒家文化灵魂的文化思想,并以此为根基产生的一切,包括伦理关系也包括各种制度等。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林纾所作所为,原始儒家文化具有很多特质,包括从'仁'到"人本思想"为体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道主义,因此会有对茶花女的同情。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会和维新变法的人士有着共同的追求,因为光绪帝给了他重回他心目中的那个"正统"的希望,这也是为什么他会认可徐树铮这个军阀势力,同时这也可以揭示为什么他会对于破坏"正统"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人士那样的仇视。
实际上,林纾状况和王国维一样,是旧派知识分子面对自己一生的熔铸到灵魂骨髓,与自己血肉同为一体的古典文化消逝的恐惧,只不过王国维选择自杀,以身殉他的文化,而林纾不断尝试着拯救,但是由于从原始儒家时期就埋下的缺陷——无法脱离政治独立生存具备力量——使得他不断的将求助的目光一次又一次投降那些给予他希望的人的身上。
可悲可叹林琴南,叹息在这样的大师的悲剧性的自救行为,悲哀在历史发展规律面前一个人的无能为力,但是绝不可以嘲笑他是蚍蜉撼树,夏虫语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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