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子冉’康子冉博士?

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武术，并与中国武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彼此借鉴、共同发展。从儒家的“仁爱”观念，道家的“天人合一”、“无为而治”思想，墨家的“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精神出发，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中国武术的深广影响，彰显武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弘扬中华文明。
　　武术是产生于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传统体育项目。它萌芽于原始社会的生存生活，孕育在中国古代的战争中，并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勃勃发展。在人类原始文化形态中，原始宗教、教育、娱乐等活动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些多位一体的原始文化使得武术在其中萌发而共生共长。中国诸子百家奠定了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基础，也赋予了中国武术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他们不仅是武术体系得以形成的重要历史条件，而且是中国武术两千多年来不断发展的思想源泉。中国武术在它的漫漫发展历程中与中国其它传统文化流派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如今中国武术已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儒家思想与中国武术
　　1．1儒家学派创始人对中国武术的影响
　　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文化，它不仅成为两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主流，即使在科学如此发展的今天，也潜移默化地保存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中。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也是将原来属于“王官之学”的武学传播到民间的有功之臣，少为人知的是孔子出身于一个以武勇为家学的没落贵族之家，他的叔父粱纥为鲁国武士，且孔子本人亦是文而兼武。《列子》中载到：“孔子劲能招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说明孔子勇力非凡。《淮南子》中也记到：“孔子智过长弘，勇服于孟愤，足蹑郊兔，力招城关”。也表明孔子身手敏捷。《论语》记孔子多次论及射御：“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礼记·射义》：“孔子射于瞿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均表明孔子精通于军事武艺，射御之术。由此可知，孔子自身对武术的热爱与造诣对武术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稳固的自身基础。…作为教育家的孔子，虽然主张“仁政”、“德治”，但处于战乱频繁的春秋时代，孔子深知文武兼备的重要性。他强调指出：“有文事者，必也武备；有武事者必也文备。”他还主张治国应“足食以兵”、“教民以战”。从文武兼备的教育思想出发，孔子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作为教育的内容。其中礼乐之中的武舞与武术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射、御更是重要的武艺。孔子培养弟子的理想目标是“成人”，即各方面都得到发展的“完人”。《史记》写季康子冉求的军事本领是哪来的，冉求日：“学之于孔子。”亦表明孔子力争把弟子培养成文武兼备的人才。因此，无论从孔子本身对武术的造诣，还是从具体的的治国言论主张或是其培养人才的方法目标来看，孔子都是把“文而兼武”作为一种方向，这对武术的早期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2儒家“仁爱”观念对中国武术的影响
　　儒家文化最重要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核心是其“仁爱”观念，同时这也是中国武术伦理思想的核心，即武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习武之人最重要的就是“武德”。崇尚伦理、讲求仁义忠信，是中国武术文化的鲜明特色。这一特色，至今仍使得中国武术在世界人们心目中不仅是技击、健身之道，更成为精神修养、人格净化的一种途径。
　　何谓“武德”?是在处理武人之问、武术流派之间、武人与其他人之间、武术界与其他社会各界之间等诸方面的关系时，所要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的总和。武德在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体系指导下，在孟子的善、信、美、大、圣等道德观影响下，在民族精神滋润的培养下，不断充实和完善，且带有鲜明的儒家仁学色彩。“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论语》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仁”的内容，并将“仁”与“爱人”联系起来，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近而罗列出忠、孝、智、仁、勇、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一系列内容。孟子又从另一个侧面道出了“仁”的内蕴，“无侧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显然，“仁”是一个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武德”观念恰恰以这些内容为主体而构成。所以，尽管武术界有众多门派，每个门派都有自己的技法、功法，但其拳谱、家法、门规，几乎都是开章明义的阐明武德，同时，历代宗师在择徒授艺之际，都从天资、根骨和德性上选拔，要求门下弟子必须首先具有良好的武德。明代内家拳法有五不传：“心险者，好斗者，狂酒者，轻毒者，骨柔质钝者”不传。以心险者为首恶，因为此种人难望其武德。湖南巫家拳提出：“狂妄之徒不教，轻浮之徒不教，忘恩负义之徒不教”的戒条。《峨眉枪法·戒谨篇》称：“不知者不与言，不仁者不与传。谈元授道，贵乎择人。”
二，道家思想与中国武术
　　2．1道教中“尊道而贵德”对“武德”的促进
　　中国古代的道教是成人成圣的朴素哲学，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也使得道家思想对武术文化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其“尊道而贵德”中的“道”这里指的是道教中的教义、教理。在《道德经·德篇》中老子进行了详尽的阐发：“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天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道教将“德”立于“道”之上、之前，说明道教的创始人老子已充分认识到“德”在道教教育人方面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从古至今，在武林中始终流传着“未曾习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学德”和“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武林名谚，而且在很多拳种中和文人侠士都着重阐述了“艺”与“德”之间的关系。苌家拳的《初学条目》中就明确规定：“学拳宜以德行为先，方是正人君，学拳宜以涵养为本，举动问要平心静和，善气迎人”，且将其定为苌家拳的门规和戒律。。鲁国大夫孙叔豹日：“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为三不朽”。在修业、学道和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等方面强调了“德”的重要作用。
　　2．2道教“神形兼修”与中华武术的“神形兼备”
　　道教修炼的基本主张是“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其对“神形”的认识已经上升到哲学的范畴，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哲学上是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一种特殊现象。《太平经·四行本末决》说：“今是委气神人者，乃与元气合形并力，与四时五行共生。凡事人神者，皆受之于天气，天气者受之于元气。神者乘气而行，故人有气则有神，有神则有气，神亡则气绝，气亡则神去。故无神亦死，无气亦死”。强调神与气是相合的而不是相离的，神气绝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存在了。
　　中国武术既究形体规范，又求精神传意，内外合一的整体观是中华武术的一大特色。所谓内，指心、神、意等心志活动和气息运行；所谓外，即手眼身步等形体活动。中华武术“内外合一，行神兼备”的特点主要通过武术功法和技法来体现。如太极拳主张身心合修，要求“以心行气，以气运身”，形意拳讲究“内三合，外三合”，少林拳也要求精、力、气、骨、神内外兼修。此外武术套路在技术上也要求把内在精气神与外部形体动作紧密结合，完整一气，做到“心动形随”，“形断意连”，“势断气连”。以“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八法的变化来锻炼身心。这一点充分反映了中华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与道教文化的依附关系，同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具民族风格的练功方法和运动形式。
　　三，墨家思想与中国武术
　　墨家是存在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学术流派和社会团体。它虽主张兼爱、非攻、尚贤、节俭，但在战国时期的特定历史背景下，由于战乱频繁，墨家崇尚武力，主张以武力反对一切侵略与不义。其创始人墨子身先士卒，“自苦而为义”，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其门徒也竞相效法，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表现出英武豪爽、见义勇为的侠客义士。故墨者由任侠尚义而学军救守，组成一个带军事性质的学术社团，一旦战争爆发，墨者也可以去指挥、组织和参与小国小城的防御战斗，从而促使武术向更为广阔的领域发展和传播，这也是墨家的一大特色。
　3．1墨家思想兼爱、非攻与武术精神实质的联系
　　墨家思想的兼爱因主张无亲疏近远的博爱而被儒家门人指责为无父、无君，并被诉以“侠以武犯禁”。因其主张兼爱而非攻即主张平等地爱众生而反对不义之战，而面对“春秋无义战”的残酷现实和封建社会地主贵族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血腥镇压，主张兼爱、非攻的侠者为保护弱小必定是生存在自下而上的夹缝中，同时因为主张“非攻”，平息不义之战必然形成一种以暴抗暴的武装力量或组织，然而地主阶级强势群体作为当时的主流或当政者是绝对不允许第二种秩序的存在，因此武侠也注定成了受平民阶层爱戴而被封建阶级镇压的对象。纵观历史，具备武侠精神的都是在大义面前有所必为的圣者。如墨予本人以及唐朝安史之乱中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孤身退回纥的郭子仪；近代为民族复兴主动放弃逃生机会，有民族责任感和“我自横刀向天下，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侠之情而献身的谭嗣同；以及为民族大义、抵御外辱，达成国共统一战线后孤身犯险被终身囚禁的张学良将军等人均可称之谓顶天立地富有武侠精神的千古义士。当然也包括金庸笔下的乔峰乔大侠以一已之身换得宋辽边境几十年的安宁，故事虽纯属虚构但历史上的确也不乏与之类同的人物与事件。
　　3．2墨家对军事武艺的影响
　　在墨家所处的时代，先秦各大诸侯国不断争城夺地，战争频繁。墨子是我国古代史上精通武艺的军事家之一，在他少年时代曾学过儒者之业，受孑L子之术，精通“六艺之论”。这其中就包括射(射箭)和御(驾车)等项目。墨子教学生，也有军事科目。《旗帜》篇说：“勒卒中，解前后、左右，卒劳者更休之”，可见，军事科目是墨学的基本科目之一。墨家对于军事学的影响很大，墨子主张“非攻”和“救守”的观点。“非攻”是反对“大攻小，强执弱”，即大国、强国攻伐掠夺小国、弱国。“救守”是“守小国”。《备城门》篇载禽滑厘对墨子说：“吾欲守小国”。《非攻下》载墨子说：“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全面表达墨子积极防御战总方针的一句话是：“人守则固，出诛则强”。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军事武艺的发展，并为墨家门徒培养出了“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英勇果敢精神。此外，《墨子》城守中有“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号令”、“杂守”等十余章，透过守城战斗的军队编制、武器装备、工程构筑和战斗过程，论述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对中国军事武艺乃至整个中国武术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意义，也体现了它在中国军事学史上的特殊价值。
　　四，结语
　　中国武术萌生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武术，并促进它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了具有完整体系的武术文化，与此同时武术文化又贯彻、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因此，儒家、道家、墨家等中国传统文化流派对中国武术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正是由于中国这些传统文化的渗透，武术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因西方体育传人产生的巨大震荡之后，仍在我国学校体育教育和国民素质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我国国家地位和民族威望在国际社会中迅速提升，武术也必将会以其自身特有的魅力，独特的文化内涵征服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