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4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随后,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接班,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统治东北。

1929年1月10日晚,张学良邀请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到大帅府老虎厅会客室谈事。杨宇霆、常荫槐刚落座,张学良预先安排的卫士就冲上去,称“奉长官命令,你们反对易帜,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你们二人处死,立即执行。”当场开枪将杨宇霆、常荫槐处决。

杨宇霆、常荫槐二人来头不小,堪称奉系军阀的重量级人物。杨宇霆是张作霖的首席军师,手握重兵,身兼要职。常荫槐也是东北政界大佬,还做过交通部代理总长,黑龙江省长一职更是封疆大吏,权倾一时。张学良主政东北仅半年,正是需要拉拢人才之际,为何就将这两位奉系军阀的重量级人物同时处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杨宇霆、常荫槐二人自己找死。

杨宇霆、常荫槐二人是奉系军阀的元老级人物,素得张作霖信赖。正因为此,他们也就养成了除了张作霖,谁也不服的专横作风。张作霖死后,他们根本就不把张学良看在眼里。杨宇霆不服从张学良的工作安排,不尊敬张学良这个新上任的领导。常荫槐则对张学良阳奉阴违,一度写信给蒋介石,称“东北之事不必找张,他每天打毒针,跳舞,不务政事,有事找杨督办或是我即可。”

轻视领导,不尊重领导,这在任何一个朝代,都可能分分钟带来杀身之祸。

然而,杨宇霆、常荫槐二人虽有致死之由,却无应杀之罪。张学良在处决杨宇霆、常荫槐二人之后,曾对外宣传他们七大罪状,分别是:“暗结党羽,图谋内乱,勾结共党,颠覆国府,阻挠和议,把持庶政,侵款渎职。”

这七大罪状中,除了“阻挠和议”、“把持庶政”这两条能够成立外,其余均属于欲加之罪。杨宇霆和常荫槐关系虽好,但并未勾结任何人,至于“勾结共党”“颠覆国府”更是无稽之谈。“侵款渎职”则更是毫无根据。杨宇霆死后,张学良派人到他家去清点家产,只有区区60万元,还是数十年的积累而成。在聚敛家产成风的军阀时代,这简直就是“清官”啊。

而且,张学良处决杨宇霆、常荫槐二人,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事前,张学良也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张学良用这种几近于“暗杀”的方式,处决杨宇霆、常荫槐二人,是相当草率的,让许多奉系军阀元老级人物心寒。

现在来看,张学良之所以匆忙处决杨宇霆、常荫槐二人,与日本人的挑拨离间有很大关系。

早在张作霖去世之时,日本军界高层前来吊唁。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就告诉张学良,“好自珍重,注意有人虎视眈眈,暗怀阴谋,企图伺机取而代之”。担任东北军军事顾问的土肥原贤二多次“向张学良进言,如不排除杨宇霆,即将危及司令的地位”。日本外交官林权助则说得较为含蓄,他:“今天的东北实际情况,同我们日本当年幕府时期德川家康时代很相似。”

张学良听了这段话,特意买来日本《东洋史》,得知日本大军阀丰臣秀吉死后,儿子丰臣秀赖继承了大权。可丰臣秀赖的岳父德川家康却发动政变,逼死了女婿,篡夺了大权,建立了德川幕府。

张学良看到此,自然心惊胆颤,还在书上作了朱笔圈点。

我们相信,到了这里,张学良已经有了杀掉杨宇霆、常荫槐二人的想法。

及至后来,杨宇霆、常荫槐二人自己作死,屡屡冒犯张学良,一意孤行地要张学良同意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甚至要张学良马上签字同意,只不过是给了张学良一个借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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