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超 午夜降临前抵达

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十年前，刘子超去了一趟新疆霍尔果斯，他在国门处看着货运卡车排着长龙，等着通关开往哈萨克斯坦，远处的天山冰雪覆盖。他一下子被唤醒了记忆——历史课上学过的撒马尔罕、河中地区、七河之地，读过的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的纪行，都变得鲜活了。他当即就产生了去实地看一看的想法。

对中亚的浪漫想象转变成为了数次深入亚洲腹地的旅程，接着，就有了《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这本书。该书记录了刘子超在处于全球化边缘和大国夹缝间的土地——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等地的旅行。日前，刘子超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罗新进行了一番对谈，内容涉及《失落的卫星》中记录下的夹缝中的人们，也谈及了旅行和以中国眼光写作旅行文学的意义。

寻找历史夹缝中的边缘人

在《失落的卫星》一书中，刘子超讲述了他在途中遇到的许多人和他们的生活，也包括旅途中险些被敲竹杠的经历。那时候，他在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附近遇到了两个女人，娜迪亚和达莎。她们住在破败的苏联小区的筒子楼里，却盛装打扮、兴致勃勃地邀请他一起喝酒吃饭，甚至计划和招待串通从他身上“捞一笔”。在活动现场，他以理解的心态讲述了这个故事，并认为她们不是敲竹杠，就是“比较寂寞”。因为伊塞克湖很多疗养院在苏联时代是著名的旅行景点，但在苏联解体后陷入没落。两位俄罗斯女人就是在伊塞克湖畔出生长大的，“好长时间没看到外国人，就很兴奋地想跟你聊一聊。”

刘子超说，在中亚的俄罗斯人或俄罗斯族，很大一部分人在苏联解体之后回到了现在的俄罗斯，而留在中亚的一般都是从小就在中亚出生长大的俄罗斯族。他们原本母语就是俄语，在中亚诸国独立之后，俄语仍是通用语言，但他们不会说吉尔吉斯语或乌兹别克语，所以被视为外来人。他们在中亚出生，中亚独立之后继续在这里生活，却没有强烈的归属感，因为这些国家独立之初最重要的事就是建立自己国族的神话和“想象的共同体”，在这时候，这些俄罗斯人就站到了一个边缘的位置上。

另一个令人感慨的团体群体是中亚的朝鲜人。刘子超在乌兹别克的努库斯遇到了路边卖泡菜的中亚朝鲜人。朝鲜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这其中的历史背景是：上个世纪，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后，苏联让俄朝边境的一些朝鲜人穿越西伯利亚，集体迁徙到中亚地区，因此一些朝鲜人今天散落于中亚五国。经过苏联多年的洗礼，除了年长者，年轻人基本已经不会说朝鲜语了，他们的母语是俄语，也不会刻意学乌兹别克语或者哈萨克语。

“当时看到这些朝鲜人，我就有一种感觉：他们变成了流亡的状态。”刘子超说，这些人也会对自己的身份产生质疑，也会问自己：我们算什么人？我们不说朝鲜语，但我们的人种是朝鲜人；我们说俄语，可是我们又不生活在俄国；我们生活在中亚，我们到底是什么人？

中亚的朝鲜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有很多困惑，这也反映在了刘子超在努库斯看到的泡菜上——中亚地区的人是不吃辣的，所以他们的泡菜没有什么辣椒，白花花一片，只有咸味。“这个泡菜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泡菜，好像某种隐喻一样。”

呈现人心是好的旅行文学的标志

刘子超一路上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喝酒聊天，试图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在活动现场，他说，在出发之前，他就有强烈的愿望，想要遇到各种各样的人，要把他们的故事呈现出来。渐渐地，“旅行退后了，人浮现出来了。”遇见人、寻找有时代感的故事，成为了旅行的目的：“只有人的故事才是最打动人的——你去到这个地方之后，呈现出这个地方的人心，这是旅行文学到达最好水平的一个标志。”

刘子超在“三明治”的采访里区分了度假和旅行。他说，度假是解压式的享受，旅行则是有共情地探索。在“一席”的问答中，他进一步讲解了旅行的秘诀——他说，旅游是可以和朋友家人一起的，但是旅行一定要一个人。因为只有一个人，才能打开各种感官，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你对当地人还是当地人对你，都会充满好奇。活动嘉宾罗新也区分了旅游和旅行，他说，普通的游客视角，一般是旅行去看到某个名胜，看一眼就回来表达；而真正的旅行者一定要和人接触。

虽然旅行文学总是涉及到很多历史、文化知识，但是刘子超认为，通过阅读材料理解当地背景固然重要，但如果变成堆砌材料会变得无趣。罗新也指出，比起这些专业角度，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就是写大量的人。读者也可以从阅读的过程当中体会到，不论说什么语言、有什么文化、长相如何，都可以确认“那里的人是和我一样的”，这个确认的过程是美好动人的。

今天，人与人之间仇恨增长，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互相敌对、仇恨的双方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罗新看到，这时候，旅行的意义就呈现出来了。他引用马克·吐温的名言“旅行是偏见的天敌”称，当我们看到、接触到他人，偏见就会逐渐消失。

用中国经验打量世界

作家何伟曾经写到，他在埃及小镇上遇到了在集市里贩卖情趣内衣的温州人，但他们只是来做生意，对当地的文化并不是很感兴趣。在中亚，刘子超也遇到了很多做生意的中国人，比如帕米尔公路运大石头的河南司机，既不会说当地语言，对当地文化也没有什么了解，只是在这里运石头。“我觉得他们应该去了解一些，”刘子超看到，虽然这批人已经凭着自己的悟性或开拓精神走出了国门，但是他们对当地事务的见解缺乏文化的视角。

另一方面，中国的作家也没能跟上他们的脚步，没能用自己的观察去消化和呈现这些世界经验。刘子超说，在19、20世纪，英美等西方国家产生了很多用西方视角去观察世界各地的作品，但中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到更晚近才开始有能力、有机会用中国经验打量世界。

刘子超看到，过去，西方的奖项或多或少以西方为中心，常常是“西方国家的作家才有权力写点儿别的地方的事情”；如果非西方国家作者参与奖项争夺，一般只能写本国的故事。但《失落的卫星》一书中写乌兹别克斯坦的一章，2019年获得了第一届全球真实故事奖（True Story Award）的特别关注奖。该奖项由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担任顾问，评委均为国际知名记者。他在澎湃新闻私家地理的采访中谈到，这说明世界潮流或许正在发生转向，中国作家提供世界经验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刘子超认为，其实西方的作家、知识分子挺好奇中国作家或知识分子怎么看待这些问题，这也是他获奖的部分原因。不过他也看到，一般来说，中国人性格比较内敛，虽然内心有自己的想法，常常不太愿意对国际事务或对别的国家发表观点。在接受公众号“三明治”采访时，刘子超则说，中国人怎样观察世界、怎么和世界互动“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题材”。

参考资料：

刘子超：中国人如何观察世界，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题材｜写作者访谈

如果你想旅行的话，一定要一个人｜刘子超的问答时间

对谈刘子超，获奖旅行作家是怎样旅行和写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