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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文明是一种“失落的文明”。在“蛮族”这一多个部落的统称下，“哥特”之所以备受瞩目，很大原因在于西哥特人于公元410年攻破了罗马城。古代哥特部族由北而南，摧枯拉朽，攻陷罗马帝国首都，拉开了西罗马帝国衰落和崩溃的大幕。统治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历代东、西哥特国王，主宰着中世纪早期的欧洲世界。

然而，就在一千多年前，哥特王国灰飞烟灭，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哥特人流落四方。之后的若干世纪中，已经销声匿迹的哥特人既被视为暴力野蛮的破坏者，也被视为追求自由的先锋。暗黑、恐怖、惊悚，这些和“哥特”息息相关的符号是怎样被建构出来的？为何又有人将他们视为自由和光明的化身？在真实存在的哥特人与大众想象的哥特之间，存在着由时空、人为制造出的鸿沟。

下文摘编自《从历史到传说：被“定义”的哥特》一书的第7 章“为哥特而战”，由出版社授权转载，小标题为编者所加。这本书在众多以“哥特”为名的社会文化现象间寻找规律与联系。它并非仅仅局限于历史上攻克罗马、随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建立起兴盛王国的哥特人，同时也关注了那些生活在后世传说中的“哥特人”。这些传说中的“哥特人”，修建了中世纪欧洲的诸多天主教堂，撰写了18世纪的哥特小说，甚至再接再厉，开创了当代的哥特摇滚。

《从历史到传说：被“定义”的哥特》，[英]戴维·M.格温 著，曹磊 译，鼓楼新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2月。

原作者丨戴维·M.格温

摘编丨董牧孜

哥特文化遗产，

促进了19世纪欧洲不同民族的融合

19世纪是西方世界急剧转型的时期。巨变始于美国和法国的两场革命，随后演变为横扫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一股洪流。每个被裹挟其中的国家，都希望保护自身独一无二的政治、文化和民族传统，然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冲击，教育的普及，再加上大众传媒的发达却让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越发深入人心，很多国家因此爆发了摧枯拉朽的革命。当时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可以将哥特文化遗产视为自己国家认同的核心，国与国之间的频繁冲突不可避免。

西方诸国围绕哥特人及其文化遗产的争端由来已久。西班牙就曾试图凭借哥特传人的身份，强化哈布斯堡家族对整个欧洲的控制。与此同时，作为哥特人起源地，传说中的“Scandza”，瑞典王国也曾雄心万丈。对德国的宗教改革者而言，日耳曼民族的英雄历史是他们冲破罗马教廷束缚的利器。“哥特宪法”这个说法，则体现了英国人对他们以权力平衡为原则的议会制政府的自豪感。

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围绕哥特人构建的话语，或多或少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基调，那就是后罗马时代逐渐形成的“哥特—日耳曼”文化遗产。《圣经》中关于雅弗后裔的记载，约达尼斯对哥特人迁徙历史的追忆，还有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中记载的各种掌故，诸如此类，互相纠结，形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哥特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欧洲不同民族间的融合，而不是相反。

“哥特自由精神”的政治信仰，

与欧洲现代国家的形成

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与哥特文化遗产二者间存在张力。现代国家进行各种社会和政治动员，归根结底是为了强化国民心中本已存在的国家意识，共同抵御外部和内部潜在的敌人。英国人对于他们国家自由精神的自豪感，也可以转化为英国凯尔特人族群的某种优越感，进而形成对欧洲大陆其他民族乃至英国国内不同族群的歧视。

与此同时，大洋彼岸，刚刚脱离英国控制的美国，信仰的也是同一套“哥特自由精神”。德国统一运动中，哥特传统成了强化国家认同的工具，人们通过援引各种与哥特人有关的历史和传说的方式，维护国家统一。虽然历史上的哥特人从来也没有真正统治过英国或者德国。就像此前几个世纪那样，想象出来的“哥特人”，分量远远要比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哥特人重要得多。西班牙作为哥特王国曾经的核心地带，这种情况表现得尤其突出。

直到1900 年代早期，将哥特人在政治领域的重要性，简单理解为一套历史悠久的共同信仰的做法开始降温，旧有的文化想象丧失了魅力，哥特流行文化逐步后来居上。这种文化现象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20 世纪的历史进程。

假如某位生活在1790 年代的人打算回溯哥特人从黑海直到西班牙的迁徙历史，他其实不太容易找到哥特人真实存在过的证据。按照某些旅行者的说法，直到18 世纪，克里米亚半岛仍然有某个民族还在使用以古代哥特语为基础形成的语言。虽然我们找不到这个民族在近现代时期存在过的确凿证据，甚至连他们到底是什么民族也说不清。

《危险中的球形布丁》，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创作于1805 年，蚀刻加手工染色，表现的是时任英国首相的小威廉·皮特（Pitt the Younger ）与法国皇帝拿破仑瓜分世界的场景。

纵观整个巴尔干半岛，斯拉夫民族主义的此消彼长最终在1914年6 月的塞尔维亚，以刺杀斐迪南大公的方式撼动了整个欧洲。相对巴尔干半岛复杂的民族迁徙和定居历史而言，哥特人只是一位匆匆的过客。这片土地上新兴的斯拉夫民族国家，从未动过借力哥特人的念头。无独有偶，占据伊斯坦布尔，也就是曾经的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也对哥特人没什么兴趣。

沿着亚得里亚海曲折的海岸线一路蜿蜒进入意大利，哥特人留下的各种物质遗迹越来越多，尤其是在东哥特王国曾经的首都拉文纳周边。作为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最后一位统治过意大利全境的君主—西奥多里克大帝，现代意大利以1870 年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进军为标志、最终完成的意大利复兴运动（the Risorgimento）自然不能无视他的存在。

然而实际的情况是，意大利人非常希望淡化那段东哥特人当政的小插曲。现代意大利民族国家主义者，更多强调的是文艺复兴时代的荣光，其次是古罗马帝国的丰功伟绩。这两段历史记忆在墨索里尼独裁统治时期使用的徽章上同时得到了体现。

1789 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通常被我们视为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单就哥特这个问题来说，法国大革命围绕哥特人构建的种种话语，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如何通过回忆“过去”的方式实现对“现在”的重塑。

古代哥特人对高卢南部地区的统治，无论从时间长度还是地理范围上来讲，其实都非常有限。而且在法国人已经形成思维定式的历史叙述当中，西哥特王国还曾经长期向法兰克王国和查理曼大帝纳贡称臣。法国知识分子在审视哥特祖先的过程中，因此往往会有意回避“西哥特”这个概念，偏爱使用含义更宽泛的“哥特自由精神”，认为这种精神在后罗马时代的西方由来已久。于是，“哥特自由精神”这个早已在英语世界政治理念中牢牢扎根的说法，便在孟德斯鸠1748 年出版问世的颇具盛名的《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一书中再度得到诠释。

占领罗马帝国的诸多日耳曼部族是一个自由的民族。要想证明这一点，只需要读读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这些征服者散布在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主要居住在农村而非城镇。只有在德国，这个民族被凝聚了起来。当他们分散生活在其他前罗马帝国行省时，则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

面对更加细致入微处理公共事务的需要，以及占领罗马帝国以前建立本民族文化共识的需要，日耳曼民族必须求助于一位代理人。这就是我们国家哥特式政府的起源。

按照孟德斯鸠的说法，哥特宪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哥特人的自由精神，都是在法国由法兰克人，而不是西哥特人建立起来的。法兰克人在广义上，也可以算作“哥特—日耳曼”大家族的一员。

贯穿整个18 世纪，围绕哥特文化遗产引发的争论此起彼伏。就像法兰克人可以被曲解为哥特人的分支一样，保皇派、贵族势力，乃至议会民主派，都可以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对历史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解读。类似这样形形色色的说法虽然不可能对历史走向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它们的持续发酵最终却在1789 年催生了一场暴力革命。变革者们在推翻法国旧君主专制制度以后，自然需要重新对法国历史做出解读。接替波旁王朝的共和国，以及后来加冕称帝的拿破仑，就此对哥特人失去了兴趣。

《从历史到传说：被“定义”的哥特》

只有西班牙人始终在自己国家的历史中，为古代哥特保留着一席之地。与法国不同，西哥特西班牙的那段历史始终是这个国家记忆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作为首次统一伊比利亚半岛那个国家的统治者，西哥特人凭借他们制定的法律、他们改宗天主教的往事，从收复失地运动时代直到16 世纪西班牙王国的巅峰岁月，始终被这个国家的人们所铭记。

随着西班牙王国的山河日下，西班牙人也在逐步更新他们对哥特文化遗产的理解。西班牙国王的哥特血缘曾经被用来为收复失地运动提供合法性的支持，随后还被用来强化王室的统治权威。到19 世纪早期，反君主制成为一种潮流。联合英国对抗拿破仑的历史，则让哥特自由精神在西班牙深入人心。

到了18 世纪下半叶，哥特人的自由精神催生了英国议会制度，这种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凭借制度保障自由，从而避免像法国、西班牙等君主制国家那样造成对人民的奴役，这是英国人民族自豪感的来源。

不过，哥特文化遗产毕竟隐含着一种促进西方民族、国家融合而非加剧孤立主义的逻辑。这种逻辑同时体现在英国人处理爱尔兰问题，以及处理与欧洲大陆关系等问题方面。盎格鲁—撒克逊族裔的英国人与英国土著的凯尔特人，因此被解释为同属雅弗，也就是挪亚儿子的后裔。基于同样的逻辑，哥特文化遗产还为那些建立在前罗马帝国土地上的国家提供了达成共识的可能。1707 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实现联合。1714 年，乔治一世国王的即位进一步加强了这种纽带关系，哥特文化遗产则被用来构建和加强国民对这个新联合国家的认同感。

基于同样的哥特文化遗产，英国和法国却分别衍生出了议会民主制和君主专制这两种水火难容的不同政体。面对这种尴尬情况，主流的做法只能是借助历史的偶然性、英国海岛地理环境的独特性、民族文化或性格上的差异等说词加以解释。事实上，对英国来说，哥特文化遗产在其他西方国家的热度衰减本身就是个值得引起警醒的现象。

哥特文化遗产只是构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帝国意识众多源流中的一支，它所起到的作用不能说完全是负面的。哥特文化与凯尔特文化两种模式相互融合也推动了英国的统一，在大英帝国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感召了数量众多的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子孙为这个国家贡献力量。大英帝国在给那些“劣等族群”送去“文明”的同时，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内心深处都保留着一份真情实感。也就是说，对哥特自由精神的信仰，只要得到恰当引导就可以起到积极作用，比如废除奴隶制。

毋庸置疑，19 世纪的英国像其他国家一样，凭借具有号召力的民族主义核心、个性鲜明的民族文化和清晰的种族界限，凝聚起了一个地域辽阔的现代国家。与此同时，英国哥特文化具有的那种包容特性却在此前两个世纪中逐渐消退，从而在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之间不断引发矛盾冲突。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

哥特文化遗产在美国，

与共和主义关联密切

围绕哥特人形成的这套“知识”，还可以被用作其他用途，比如充当反抗大英帝国统治的理论依据。源自哥特人、被英国人长期坚守的自由信仰，后来借盎格鲁—撒克逊人之手，横渡大西洋来到美洲殖民地。

1620 年，“五月花”号从朴茨茅斯扬帆起航，载着那些清教徒前辈（the Pilgrim Fathers）来到新英格兰。来自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移民开始在美洲大西洋沿岸的广阔殖民地上定居。共同推崇的哥特文化成为凝聚美国东部各州形形色色定居者的一个因素。英国人主张的哥特式法律原则，以及无代表不纳税原则，由此在这片土地上牢牢扎根。

英国政府拒绝承认这些权利的做法直接导致了1760 年代至1770 年代，美国独立意识的抬头。后来对法国大革命持批评态度的埃德蒙·柏克，此时却发声支持美洲殖民地人民，认为他们不光“天赋自由，就算按照英国自己的思想和准则，他们也应该获得自由（英国议会下院，1775 年3 月）”。与此同时，美国独立先驱也在援引与英国相同的“哥特宪法”理念，为己所用。

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约翰·亚当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托马斯·杰斐逊，不约而同将撒克逊人酋长亨吉斯特和霍萨作为他们独立思想的象征。托马斯·杰斐逊甚至还明确建议，把这两位酋长的形象刻在美国国玺上。1776 年，撰写完成《独立宣言》不久前，托马斯·杰斐逊还将当年日耳曼移民跨海定居英伦三岛与移民们横渡大西洋来到美洲这两件事，颇具象征意味地联系了起来。

我们的先辈移居美洲以前，是生活在雄踞欧洲的大英帝国自由居民，拥有上天赋予每个人的各项权利。后来因为偶然原因而非主动选择，背井离乡，寻找新的栖身之地，遵循祖先意在提高民众福祉的法律和制度，建立新的家园。当年那些撒克逊祖先秉持同样的法则，以相同的方式，告别生养他们的北欧荒野和森林，来到英伦三岛。随后在不依赖当地土著居民的前提下，建立了让那个国家在如此漫长的时光中获得荣光和呵护的法律制度。

《英属美洲权利概述》

（A 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 America, 1774）

哥特文化遗产在美国，由此与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紧密结合了起来，融入这个国家的历史叙事当中。托马斯·杰斐逊去世后近20 年，马什在1843 年出版的《新英格兰的哥特人》一书中，最强势地阐述了哥特文化对美国的影响。按照马什的理解，由于受到罗马文化的影响，哥特文化遗产在英国面临着蜕化变质。他认为，“英国的哥特本性是天生的，罗马人的那套东西则源自后天习得。英国人的崇高品质和智慧源自哥特母亲，与此同时，英国的扩张野心，功利主义以及国家性格中的极端自私，则属于罗马帝国的影响”。即便身处19 世纪中期，马什仍将西奥多里克大帝奉为值得美国读者效仿的楷模。

我要让读者意识到，他们已经受到太多那种古老、庸俗观点的制约，将“哥特”这词视为野蛮的代名词。哥特人，作为当今西北欧地区居民的共同祖先，属于高加索人种最优秀的一个分支。

我们是哥特人的后裔。正是在哥特精神的指引下，“五月花”号横渡人迹罕至的大洋。也是哥特人的鲜血，流淌在邦克山上。哥特人并非公众始终误认为的野蛮人和破坏者。他们确实推翻了罗马帝国的统治，同时却也让这个国家的人民焕然一新。他们推翻的只是罗马帝国腐败的政府，同时却对这个国家的功业心怀敬畏。西奥多里克大帝并没有毁掉罗马的珍贵文化，反而对它保护有加。这种珍贵文化恰恰是意大利人的贪婪和迷信一直想要毁掉的东西。

美国人可以自豪地套用英国人构建的那套哥特想象，这套文化想象反过来也可以通过辨析谁才是真正哥特传人的模式，对抗大英帝国的统治。相似的思维方式，还体现在美国学习英国公元8 世纪晚期以来兴起的哥特文化复兴运动方面。

随着催生英国哥特想象的中世纪荒原和神话正在逐渐消失，种族问题，尤其是奴隶制问题却在日益凸显。美国早期哥特小说家，比如知名度最高和马什属于同代人的作家爱伦坡，他创作的哥特小说包括发表于1839 年的《厄舍古屋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还有1842 年的《红死魔的面具》（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虽然拥有自身独一无二的创作个性，爱伦坡就像那个时代从霍勒斯·沃波尔到布莱姆·斯托克的英国同行们一样，热衷演绎死亡主题，发掘人类的恐惧心理。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借助哥特文化想象，为国民描绘了一个光明的未来。美国国父们同样在哥特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擘画了一个新兴国家的蓝图。在19 世纪的德国，哥特文化扮演的角色可能稍有差异，却同样重要。中世纪时，德国人便已对哥特人的那段历史青睐有加，因此还产生了大量民间传说。

1890—1900 年的科隆大教堂。

1930 年代，希特勒着手打造雅利安人神话的时候，政治领域对哥特文化遗产的利用已呈明显下降趋势。两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国际关系的潮涨潮落，令那些现实和想象中的哥特人风光不再。与此同时，某些哥特文化元素，理所当然，也被保留了下来。《匕首》（Dolchstosslegende）是一本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原因的书。这本书通过比附《尼伯龙根之歌》齐格弗里德遭到阴谋杀害故事情节的方式，将德国人的失败归咎于犹太人、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持德国异见人士。英国人则在继承发展盎格鲁—撒克逊精神和英国自由理念的过程中，不断构建着他们的政治话语。无论如何，曾经在若干代西方人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哥特文化遗产的黯然失色，明显意味着西方社会正在大范围地发生转型。

1900 年代早期，围绕哥特文化遗产形成的很多基础性原则逐渐遭到挑战，被人们抛弃。越来越专业化的学院派历史学家开始更清醒地意识到，那些宏大叙事以及爱国主义宣传中普遍存在的历史误区。对于古代哥特部族越发清晰的认识，让人们能够更准确判断他们对后罗马时代西方历史的实际影响。种族主义理论越来越多受到质疑，尤其是在经历过德国纳粹政府的种种极端做法以后。英国和德国反复出现的冲突，也颠覆了日耳曼子孙间表面上的“团结”。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宣传机构就曾炮制过德国人的祖先应该是匈人，而非哥特人的言论。

20 世纪上半叶的喧哗和无序，进一步消解了对于国家或帝国的种种美好幻想。面对日新月异的全球化浪潮，哥特文化遗产显得越来越狭隘，与时代脱节。由于这样的原因，20 世纪末，人们围绕哥特人构建的种种话语，更多出现在文化领域而非政治领域。这意味着以哥特文化想象为基础构建具有普世性的国家和民族主义理论，已经成为过去。

原作者丨戴维·M.格温

摘编丨董牧孜

编辑丨张进

导语校对丨危卓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