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重恩白重恩哪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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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院长白重恩在近日接受采访时说，“1994年税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泛、内容最深刻的一次税制改革。从根本上说，这次改革源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转型。”那也是一段时代车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滚滚前进的时光。他差点成了一位数学家。

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

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所长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数学博士、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和发展、公共经济学、金融、公司治理以及中国经济。

目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中国信息百人会成员、国际经济学会执行委员会成员以及亚洲开发银行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金斯学会非驻会（non-resident ）高级研究员。曾挂任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

我经常对我孩子用那一年的例子，当一个人所处环境有所改变，其实只要你下点力气，真是可以做到很多。

那一年，我都能记得我是多么的刻苦，因为实在是太落后了，我英语考了8分，那是一个很羞辱的事情。所以以后我每一天上学、放学的路上，都是拿着单词本在背单词，从学校到家大概是15分钟的路程，我们那时中午也回家吃饭，每天至少是有一个小时在路上，这一个小时就是我学英语的时间。当然也很危险，也差点被车撞着，但是到最后，我的英语成绩成为了班上第一。

1978年到1979年那一年，对我命运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年。我在1979年上了大学。我的家庭在1969年到1978年之间下放到苏北农村。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农村的教育质量总还是跟城市的教育质量有差别。我们家在1978年的8月份，从苏北的农村就回到了南京。1978年8月开始，我在南京的一个中学读了一年，中学的最后一年，那一年对我来说就特别的重要。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那一年学到的东西可能是比任何其它时间学到的东西都多。

我的太太，是我的中学同学，我1978年去了燕子矶中学，我认识了她，后来就组成了我的家庭。在中学的时候没有谈恋爱，只是认识了，后来有了基础，然后后来才成了一家人。所以，从家庭来说，那一年也是很重要的。

多年以后，在清华大学舜德楼办公室里，白重恩仍然清晰的记得刚回城时家里住的筒子楼，父母和邻居一起在楼道里做饭的嘈杂，当少年的他拿起书本时，周围的声音似乎都消失了。他说那是一段非常幸福的时光。那也是一段时代车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滚滚前进的时光。他差点成了一位数学家。

我后来上的是中国科技大学，在安徽合肥。那时候科技大学可能是全国唯一一所把教师派到各地去招生的学校。高考成绩出来以后，很快科技大学的老师就跑到我家里面，找我父母，也找我。我记得这也是一个小花絮，特别具有意思。那天因为高考完了嘛，就要放松，放松那天我就去看电影。然后在看电影的过程中，电影院在那个边上打一行字，说某某某，有人找你，然后就看到了这个说，“白重恩，你家人在找你，赶快出去”，然后我就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家人就告诉我说，赶快回家，中国科技大学的老师来了，说是他们要招你。那我就觉得，受宠若惊啊，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那个老师就跟我分析，他劝我报数学系，也是因为数学考分可能稍微高一点吧，就是相对于其它来说，然后对我挺有影响的。

另外，我父母也劝我就是去数学系。我现在回忆起来，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决定，尽管后来没有继续做数学，但学数学对我带来的收益非常大，因为受数学训练，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加严谨。

1978年的春天，是“科学的春天”。国家百废待兴的形势下，那一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那次大会影响了当时很多年轻人的人生选择。

那一年应该说是中国科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对科学是空前的重视，对科学家、特别是对数学家有非常广泛的宣传，那时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就是陈景润，另外两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一个是杨乐，一个是张广厚，也是数学家，都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我当时的思想就是要成为一个有贡献的数学家，我当时给自己立了一个很具体的目标，就是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数学教授。

后来就大学毕业以后，其实是先上了数学所，去做数学所的硕士研究生。然后在数学所期间，了解到有出国深造的机会。如果想做科学研究，出国深造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决定申请出国，也有很好的机遇，当时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华人数学家叫邱成桐，他那一年访问数学研究所，然后数学研究所就安排我去跟邱先生面谈。邱先生对我也很鼓励，我就因为这个就申请去美国读数学博士，也很顺利地被录取了，而且就是被邱先生所在的那个数学系录取了。所以，我非常非常兴奋，觉得能跟邱先生学习是莫大的荣幸。所以，一点都没有犹豫，就去了那所学校。

当时不管是大学生还是研究生，对国家的发展都特别的关心，而那时候又是讨论我们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所以人们讨论最多的就是怎么来让中国的经济变得更加强大，怎么来进行经济改革。所以，我大学毕业以后到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读研究生，那一段时间，因为大学应该说打的基础还不错，所以研究生的课程我觉得不是负担太重，老实说当时逃课很多的。就利用这些时间，就去读一些数学以外的一些书，也去了解一些其它的情况。那时候就对经济学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希望学了经济学，就能够更深入地更系统地来讨论中国的经济改革的问题，希望自己能够在经济改革中能够有参与，能够有所贡献。所以，其实去美国读数学之前，就已经有这个兴趣了，希望能够学经济学。

我到了美国以后，第一次见邱先生，我就跟他提出来，我说邱先生，我实在对不起你，我可能要用您做跳板了。邱先生是华人学者中最有名的数学家之一，他对学生也特别好。我确实是觉得有点内疚，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想以后改学经济学。这一点我特别感激邱先生，他一点都没有生气。邱先生非常宽容，他就一方面鼓励我，另一方面，他还安排，他跟我说他做的那个研究跟经济学可能关系稍微远一点，他就建议我去读数理统计，数理统计在经济中的应用要更多一些，他把我介绍给当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数学系里面做数理统计的教授，然后我就这样搭上了线。后来我读数学就是读的数理统计。用了比较短的时间，用了三年时间获得了数学的博士学位，最后就去读经济学去了。

四十年改革历程中，几乎每个重大节点都伴随着税制改革。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经济体制开始全面转型，经济过热、通胀加剧、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偏低、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偏低、宏观调控能力脆弱等财政经济风险凸显。在这样的条件下，1994年推出了“一揽子”、全方位、根本性的税制改革。

1994年的改革，一方面理顺了税制，在那之后主要面临企业的税种就是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这是主要的，还有一些小的，像车船使用税等等。像增值税，它就是一个很先进的税收的种类，因为它有抵扣的关系，所以就使得避税就变得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就能更有效地来把税给征收上来，也减少了很多为了规避带来的损失。这是我觉得，那个是最最重要的一个税收方面的改变。

另外就是中央的税收占的比重增加了，使得中央来调控的能力加强，尤其是我们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我们对落后地区来支持。如果中央没有财力，就没有办法对落后地区来进行支持。所以，那个94年的税改，改善了中央和地方的税收的关系，使得中央的调控能力得到增强。

1994年税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泛、内容最深刻的一次税制改革。从根本上说，这次改革源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转型。有一位国家领导人曾经说过，对1994年财税改革，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作为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所长，白重恩认为94年税改是价格改革的重要前提。

如果讲中国税收的改变，影响力最大的那就应该是1994年的税改。之后我们也有各种各样，历年有其它税收不断的改善。比如说企业所得税，本来是外资和内资企业是不同的税率，后来两税合并，把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的税率统一了，然后取消农业税等等，然后在最近的是我们营业税改成增值税，在那之前还有增值税的转型等等，这些都是不断地完善税制，而94年那一次是整个的把一个很低效的，带来很多很多问题的这种税制给取消了，建立了一个现代的税制的体系。现在跟94年之后新的体系来比，只是边际上做了一些完善，而94年就是一个脱胎换骨的一个革命性的改变。可能我们普通老百姓不会直接感受到，但是它对于整个经济的有效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94年税改之前，我们对不同的产品都有不同的税率。那个时候就很难说让市场来决定价格，因为那个税率实在是太乱了。如果你那个时候让市场决定价格，因为税率太乱，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94年的税改是价格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么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可能直接感受到的是价格，我们会觉得，哦，我现在买东西价格是基本上由市场来定的了，这是税改的一个间接的影响。

谈到改革开放的开篇，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堪称里程碑。这篇文章在很多改革亲历者的心中重如泰山，因为它历史性的确立了以实践的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前进、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新的实践的科学方向。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如果还是老的观念，被老的观念束缚，就不可能去想那些改革的事。那么在解放思想里面，哪个很重要呢？我觉得就是当时进行了一场辩论，这个辩论就是有一些重要的文章，叫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在改革初期，它是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它重要呢？就是我们要做改革，那就要有一个判断，什么要改，什么要不改，怎么改，也要做判断。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你现在的这个事，在实践中它阻碍了经济的增长，阻力了社会福利的改善，阻碍了社会的发展，那么我们就要把它改掉。如果一个事它有利于社会的发展，那我们就要坚持改。

所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对于改革来说，我觉得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就是它给我们一个判断的标准来告诉我们什么该改，什么不该改，要改的话怎么改。这是我觉得，是我们改革开放中的最关键的地方，我们可能现在仍然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来帮助我们来找更加正确的改革的方法。

40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拉开了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历史帷幕，其中蕴含的实践第一、实事求是、反教条主义、人民至上等精神，至今仍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显示出超越历史时空的价值。

其实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观念，我刚才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坚持这样的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面还有丰富的内容。我们说通过实践看这一件事情是该做还是不该做，但是通过实践看它什么方面，这是我们是随着改革的进行在不断地变，之前我们经济很落后的时候，我们要追求增长。那么我们就要看实际中这样的措施是不是有利于增长。现在我们要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来转变，那我们就要看什么样的事是有利于高质量发展，什么样的事不利于高质量的发展，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的事。

方法论上希望是坚持，仍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判别标准我们是在不断地在变，所以我们说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我们有一些判别标准在变，但是方法本身还是要看这个事在实践中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

可能我记忆比较深刻的事就是取消粮票。我父亲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他因为经过了三年自然灾害那种经历，所以就觉得粮票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到后来取消了粮票了以后，才觉得很后悔，他说他攒了好多粮票，还都没用。

但是那个事，其实对中国的影响非常的大。当时还有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之分，大部分是地方粮票，你拿着地方粮票到另外一个地方，你买不到食品，因为没有当地的粮票，所以对人员流动的限制就非常大，尤其是农村人，农村的因为自己种粮食，是没有粮票的，所以农民进城吃什么呀？没粮票啊。所以，取消粮票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说让价格放开了，对于生产粮食的积极性有了更大、更强，带来更大、更强的积极性等等这些经济学里面说的这些东西。更重要的是使人们流动变得更加自由了，这可能不仅仅对经济，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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