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曙光
作者介绍:张曙光,男,1922年生。“五一”反“扫荡”时任冀中八分区青救会主任。建国后曾任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团中央青农部部长、团中央常委,中共云南省昭通地委书记处书记、云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州委第一书记,河北省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河北省委常务书记、省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1995年离休。
1942年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已经过去60年了(本文写自2002年,魏江涛),可是,我亲历的那一幕幕,仍然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不会忘记。
1942年5月12日,我和战友在武强县北岱村地道里隐蔽时曾窒息昏迷,幸被房东大娘所救,才得以死而复生。
从1942年5月12日,离开北岱,几年中没有再去过。直到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11月23日我到武强任县委书记,又忙于组织干部进军东北,进行减租减息反奸清算。其间,我抽时间到北岱去了一趟,想找到大娘。因为有5个北岱,到底是哪个北岱,我当时并不知道,大娘的姓名也不知道,也不知是哪条街,只知道是儿童团长家,结果没有找到。1946年6月14日,我离开武强,到青县任县委书记,就没机会再去找大娘了。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1967年初我被关押后,回忆往事,特别是“五一”大“扫荡”之后的11天犹历历在目,北岱大娘的音容犹在眼前。
时隔39年后,1981年5月,我调回河北省工作,又到北岱村去找这位大娘,但一直没有找到,说法不少,情况不符,未能如愿,只好就此作罢,成为终身遗憾!
在“五一”反“扫荡”中,多次化险为夷,逢凶化吉,都是我们贯彻执行党的战略战术方针政策的结果,都是人民群众支持、帮助、掩护的结果。值此“五一”反“扫荡”6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感谢支持伟大抗日斗争的父老乡亲和广大群众,昭告我们的后代,永远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一、贯彻指示,进行准备
1942年3月中旬,冀中区党委发出准备迎接春季大"扫荡”的指示,指示中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对敌人的进攻进行了分析,认为敌后将更加残酷,为了迎接大规模的“扫荡”,要求所属各级领导机关、各个部队,精简机构,分散坚持,减少人员,坚壁清野,轻装简从。对于隐藏地区、堡垒户、联系地点、通信暗号、交通联络等,也进行了全面部署。
当时,冀中抗日根据地有50多个县,800万人,是晋察冀有名的模范抗日根据地。从地域上讲,冀中根据地指的是津浦线以西,平汉线以东,沧石路以北,北宁路以南。冀中区党的基础好,有光荣的斗争历史。冀中抗日根据地开辟于1937年冬。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参谋长沙克,政治部主任卓雄,是有名的四大军事首长,当时人们称之为“吕程沙卓”。冀中区地方党委领导成员是:书记黄敬,组织部长刘亚球,宣传部长周小舟(刘光人回忆文章里,在家乡遇到了周小舟,详见刘光人回忆五一反扫荡,魏江涛),抗联会主任史立德,农会主任逯开山,工会主任周续辉,青救会主任周克刚,妇救会主任韩朝新,回建会主任马玉槐。
我当时在冀中八分区青救会工作。冀中区青救会的成员:主任是周克刚,组织部长先是赵槿樟,赵牺牲后是刘国华;宣传部长先是张少峰,张病故后是吴大发,吴牺牲后是王延炯,王后来也牺牲了。少儿部长先是简明,后李浩。我们八分区青救会,主任先后是赵槿樟(1939-1941)、齐奋(齐慎修,1941-1942春)和我。我刚接任两三个月,“五一”大“扫荡”就开始了。当时我化名萧汉,组织部长是张特,宜传部长是李少奇(又名刘超、刘正光),青抗先队长是张鸿远,秘书徐平。当时冀中八分区青救会就只剩我们5个人,来“迎接”敌人的大“扫荡”了。
根据上级党委关于反“扫荡”期间“一要精简二要分散”的指示精神,我们进行了部署。我是青救会的主任,上级明确指示我在地委书记金城领导下,留在饶(阳)、武(强)、献(县)地区。组织部长张特到子牙河东。李少奇到任(丘)、河(间)、大(城)。当时,情况越来越紧张。我们饶、武、献这个组又分成3个小组,我分到武强。
4月中旬,进入了紧张的反“扫荡”准备阶段。我们分区群众团体化整为零,分为3个大工作组:饶(阳)、武(强)、献(县)为一个大组,献(县)、交(河)、建(国)为一个大组,任(丘)、河(间)、大(城)为一个大组。饶、武、献大组又分为3个小工作组(饶、武、献各为一个小组),每个小组又分为3个活动单位。我和刘斗(武强人,当时40多岁)、席景恒(饶阳人,当时25岁)3个人为一个活动单位,由我牵头。
二、遭遇日寇,化险为夷
5月10日夜,我们住献县元昌楼村,原计划5月11日上午10点,到武强县刘南召什村找八地委常委、民运部长张志生集中开会,听取上级指示。
5月11日晨4时左右,我同刘斗、席景恒三人,住献县元昌楼村西边,听到有马嘶声,疑为日军包围,到房上一看,见有人在溜马,为本地马,听话音是中国人,说话声音小,没有吵闹声,当时猜疑是骑兵团。等到天刚亮,打听得知情况紧急,即迅速转移,按原定计划约会去武强刘南召什村(距离献县元昌楼6公里)参加地委民运部长张志生主持的武强工作组“片儿”会。
6点多钟,我们三人从元昌楼出发,边走边聊天边唱,溜溜达达,到刘南召什刘斗家,从村公所领了3斤白面,大家下手揪疙瘩汤。正吃着,就听到街上人来人往,传言敌人“扫荡”。我们赶紧吃完,就去找地委张志生了。街上很乱。找到张志生时,他正站在炕上向下跳,见到屋里有武强县委书记严镜波、县大队政委马庆云,便打了招呼。张志生说:“敌人‘扫荡’开始了,迅速转移,何时开会另行通知。”
我们三人中,刘斗就是刘南召什村人,对这一带熟悉,地形地貌都知道。我是组长,我见大家都向北方和东北方转移,就决定“反其道而行之”。我和刘斗说:“咱们向南跑,离开大队人马。咱们三人,身着便装,容易行动,在群众掩护下好转移。”
我们就顺着道沟转移到村南。刘南召什村正南是堤南村,相距4公里,东南是大王庄,相距4公里,西南是皇甫,亦相距4公里。在这个东西长30多公里的大洼里,我们找了个四面不靠近路的地方,在一块地当中找到了一个地窖。地窖原是供人打游击避雨睡觉用的,里面只能装下三四个人。为了减少目标,我们还长了个心眼,踏着地上原来留下的一个人的脚印、进了地窖。到里边后,外边人声乱哄哄的,我们就躺下了。
菜窖
大约过了两个多钟头,听着天上飞机隆隆直响。我想伸出头去看看情况,但因刚剃了头,怕伸出去被发现,就在地下铺的高粱秸上劈了一把高粱叶子,编成防空帽圈,戴在头上,探头向外观看。我刚一伸头,就猛然看见在地窖南面三四十步远处有一个日本兵,头戴钢盔,扛一挺轻机枪,正大踏步由南向北走来。
我迅速缩回窖内,说:“快,鬼子来了,在窖南面!”我们三人,刘斗无枪,我让他在最里边,景恒靠近刘斗,我有一枝短枪,狗牌撸子,装有6粒子弹,我把住窖口。我把子弹轻轻地推上了膛,把粮票、手章、笔记本、钢笔交给刘斗,集中埋在做盖用的秫秸底下。我对大家说:“不要出动静,屏住呼吸。”然后,就只听咚、咚、咚,敌人由远而近走来了。
狗牌撸子,西班牙造袖珍手枪
敌人到窖顶后,用脚“咚、咚、咚”跺了一个口,就爬在上面,往窖里看。当时正是下午两三点钟,太阳斜射进来,阳光刺眼,外亮窖黑,从外面看里面什么也看不见,从里面看外面却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日本兵的模样,是个疙瘩脸,戴眼镜。日本兵向里看了一下什么也没发现,就“扑通”跳了下来。窖口深度和腿一样高。然后,他坐在窨口上,伸进腿来,用右脚由西到东划了个扇形,差半尺就会碰到我的左脚。当时,我们紧张得可想而知,神经紧紧绷着,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但是行动却十分冷静沉着。因为我们都十分清楚,任何一点小小的动作或者声响,都可能被敌人发现。
我轻轻向里挪了一下,敌人身上的水壶、背包和穿的皮靴我都看到了。同时,我把枪口瞄准他,如果他再往里走,我就开枪,一定能把他消灭。说来也巧得很,因为里面黑洞洞的,敌人什么也看不见,又这么用腿划拉了几下,什么也没碰到,就站起身来出去了。出去以后,接着又在地窖上面转了两三遭,“咚、咚、咚”,向北走了。
敌人走后,约有三五分钟,我们的心仍然绷着。我怕他们两位说话,就摇手示意别说话。我当时想,会不会是敌人狡猾,隐藏起来引诱我们出窖?我们要防备。
过了十几分钟,什么动静也没有了。听到一位妇女喊:“过去了,回来吧!”连喊了几声。刘斗说:“这是我们村某某某喊的,我听得出来!”我仍然说:“先别动,万一是敌人骗我们呢!”
又过了几分钟,果然什么动静也没有了。我才说:“刘斗你先出去,假装睡觉刚起来,迷迷瞪瞪,手袖擦着眼睛出去,向外走,若没有动静,二话不说、撒腿就向西南跑,跑到二三百米外那个柏树坟地再说。”(不愧是将来能当省长的人,心真细,佩服。魏江涛)
柏树坟地
定好后,刘斗先出去,没引起别的反应,我和景恒就也出去了,一出去就拼命地跑,似离弦之箭,飞快地跑到了那块柏树坟地。坟地里,横躺竖卧着几具尸体和死马。(推测应是夜里遇到的那几个骑兵团的人,魏江涛)我们稍事回味,安定片刻,刘斗说:“咱们到刘庄村吧,西边是沧石路敌人的岗楼。这村党的基础好,农会主任我熟悉,村里有地道,保险。”
这样,我们三人就向刘庄村转移。因为天气还早,就磨磨蹭蹭地走,太阳将落时,到了刘庄。街上人来人往,逃难的很多。找到农会主任,他领我们去了一户,吃了点东西,就钻进地道了。这个地道里住着100多人,有军队同志,有地方干部,武强县级干部不少,有县抗先队长宋如刚(饶阳干部调来武强的),是我的老熟人。他说:“韩哥(平时人们对我的称呼),咱们得转移,你就跟着我吧!我对这里熟悉。”这样我就与宋如刚一起行动了。
……
未完待续
本文选自《血色冀中》张曙光《忆“五一”反“扫荡”》,全文共八个小节,将分四期,分享给大家。
日本侵略者在冀中大地犯下的累累罪行,以及冀中抗日军民在炮火硝烟中与敌拼杀的悲壮情景,使人刻骨铭心,永难忘怀。抗日战争胜利已经七十多年了,但日本人并未真正反思自己的罪行,而且右翼势力持续抬头。我们又怎能忘记历史?
曾有人这样说过:冀中平原没有一座山岗,然而人民群众就是巍巍的高山。这话说得是最恰如其分不过了。冀中抗战英烈的事迹,不可胜数,能够收录在史册上的是很小的一部分。而随着时间流逝,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罕有在世的了,很多成为传说,成为故事,成为不可考。即便收录在册的,也只在有限的圈子里传播,英雄的事迹泯没不彰,实在是一件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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