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信力建被清洗?

抗战八年都苦苦熬过的国民党政权何以在此后短短三年内就土崩瓦解，历来是史家关怀的题目，也是后来治理中国大陆不可缺少的殷鉴。国民党垮台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经济基础的率先崩溃，应当是其关键。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国民党的战时体制没有及时转型是它经济崩溃的重要原因。1938年3月，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并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和《非常时期经济方案》，作为国民政府战时施政方针。这一“纲领”和“方案”的核心是以战时是财经统制作为国家基本经济方针。应该说，在战争情况下，国家政权按照战争的需要，利用国家行政的法律的力量，采取强制的手段，直接干预或管制国民经济的各个主要部门以及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各个主要环节这种体制，有其合理性——毕竟，国家生存是第一性的，而且，从效果上来看，这一方针的采纳对于坚持抗日战争，对于赢得最后胜利，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这一统制政策是在非常时期从服务于战争的目的出发用强力实行的，不仅不可能不从根本上解决克服社会经济的深层问题，而且会给战后国家经济复苏带来灾难性后果。近邻日本就是很好的例子：由于战争中，为积聚资源进行战争，日本也实行了战时经济体制。结果这一体制在战后给日本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战后，日本与1934－1936年相比，1946年国民经济和生产能力的下降情况是：实际GNP为62%，人均实际GNP为55%，人均实际个人消费为57%，制造业实际工资为30%（1947年），工矿业生产为31%，（其中煤炭53%、钢材10%、纺织品7%），农业生产为79%。 由于战败，对外贸易几乎完全中断了，与战前相比，1947年出口下降为7%，进口下降为14%。尽管战后的经济恢复经历了很多困难和曲折，但从总体上看，无疑是取代了很大的成功。1946－1951年度，经济增长率为9.9%，其中工矿业生产增长率为22.8%；1951－1955年度，经济增长率为8.7%，其中工矿业生产增长率为11.3%。 日本后来靠了美军对其战时经济与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造，从而彻底摆脱了这一体制束缚，走上了全面振兴的道路。而国民党统治却因为没有外力推动，加上当时国共内战爆发，根本没有机会对这一体制进行清理转型，其带来的经济危机与经济崩溃自然也就在所难免。

于是我们看到：战后，由于多年战争，中国原有经济体系被割裂，生产力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抗战胜利后亟待恢复与重建。有利面是，日资产业被接收，既增加了国家经济实力，又减少了外资对华资的挤压；恢复与重建的市场需求旺盛，对经济是重要的刺激因素。不利面亦非常明显，政局不稳，社会不安，交通受阻，内战重起，统一市场无法形成；东北、华北工矿业集中地区受到战争影响，损失严重；币值不稳定，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各方投资意愿低落。据估计，战后用于经济建设的政府投资和国外借款总数为28200万美元，不及战时损失的一个零头。而政府用于经建的经费占军费支出的比例，最高为1946年的0.5%，最低为1949年的0.17%。加之国民党当时的注意力全在如何对付共产党上，根本无暇顾及经济。1947年以后，因为战争范围的扩大，生产与消费均大受影响，国内市场再度被分割，再加以恶性通货膨胀，消蚀了所有尚存的经济活力，经济运行陷于崩溃的境地，更谈不上发展了。

在金融方面更是乏善可陈。由于种种原因，法币发行自抗战中后期开始日渐增加，通货膨胀由此成为如影随形之顽症困扰着当局。抗战结束后，这一问题除了在最初一二个月内有所缓解外，仍然在继续发展，并已成恶性化之势。随着抗战的胜利，后方不少人期待复员还乡，急于处理手中的物品，同时沦陷区的接收，使法币使用范围陡然扩大，从而导致后方物价一度急剧下降。然而这种现象实为对胜利的即时反应，并无坚实基础，从11月起各地物价重又上涨，12月的物价指数大致又恢复到8月的水平全面内战爆发后，货币发行额更为狂增，几达天文数字。民国三十五年六月，法币发行量达21125亿元，次年六月发行量达99351亿元，比一年前增加3.7倍。民国三十七年六月，法币发行量达1965203亿元，又比一年前增加 18.8 倍，到这年八月二十一日实行币制改革后，法币发行量共达6636944 亿元，比抗战胜利时增加了约 1190.8 倍。货币发行的猛增，不但未减轻财政危机，反而加重了这一危机，造成了金融的崩溃。更要命的是，当时中共对此是推波助澜，加重了这一危机的严重程度——据李典维口述、何卓群记录的《四大“超级奇谋”消灭800万国军》一文记载，当时中共针对国民政府滥发法币，想出自己的对策，他们从国外引进印钞机，大批印刷法币，投放国统区市场，国民党发行金圆券后，中共也改印大批金圆券投放国统区。从而加速了国民政府的金融崩溃。

国民政府为挽回法币的信誉，维持法币的币制，曾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开始抛售黄金和美元，然而到次年二月，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却发生了抢购黄金的风潮，人们争相抛出法币抢购黄金、外币，黄金对法币比价猛烈上涨，二月一日1两黄金合法币40.8万元，二月十日则涨至96万元，法币贬值已达极低地步，实际上已经崩溃。在此情形下，政府不得不于二月十七日起取缔黄金买卖、禁止外币在国内流通。这虽然抑制住了黄金风潮，但却无法抑制住法币的贬值。，而在收复区，由于高估法币币值，造成法币大量拥入，物价上涨更为明显。上海物价指数11月较9月上涨1.87倍，涨幅为抗战以来所少有。从根本上说，物价上涨是政府财政依赖发行造成的恶果。大量纸币充斥于市，又没有相应的硬通货或物资作后盾，当然造成物价高涨；同时物价上涨又迫使政府发行更多的纸币，促使物价进一步上涨，导致恶性循环。战后物价的新一轮上涨，表明涨价的内在动因并未消除，尤其是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内战带来的军费大幅度增长，使赤字财政愈演愈烈，如何处理通货膨胀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动荡是国民党面临的最大难题。

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坚持以战争解决中共问题，军费便不可能减少。庞大的军费完全靠中央银行垫款也就是靠无限制发行纸币解决，因此当时负责金融的宋子文就不能不声明：“事实上在预算外之支出，为数过巨，且多系临时支出，事前难以预计，收支相较，差距巨大，仍不能不赖于中央银行之垫借。此种超额之支出，则以军费为最巨。”据统计，军费和特别支出（另一种形式的军费）在国民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例，1945年为71%，1946年为54%，1947年为60%，军费成为一个无底洞，消耗了几乎所有可用的资源，最终也导致经济和政府财政的崩溃。因为收入远不抵支出，法币的发行只能不断增加。1945年8月，法币发行额为5569亿元，为战前的395倍；到1947年2月，则达到48378亿元，为战前的3430倍。1946年初，法币月增发1千多亿，而到1947年4月，月增发额已超过1万亿。同一时期物价的上涨幅度更超过了法币发行的增加幅度，两者互相刺激，互为影响，使通货膨胀进入恶性加速阶段。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广大普通百姓生活水准的下降。法币购买力指数，从战争结束时的0.289，下降到1947年3月的0.0089，幅度之大，是一般工薪阶层难以承受的。通货膨胀一旦进入恶性阶段，首先摧毁的是当政者自身的经济基础和统治基础，所谓得不偿失，饮鸩止渴，此之谓也。

除此而外，还应该指出的是抗战胜利后的几年中，自然灾害也连续不断。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七至九月，湖北水灾蔓延18个县，被淹土地135万亩，灾民54万人。民国三十六年春，湖北又遭旱灾，受灾地区达31个县，受灾土地425.8万亩，灾民397万多人。民国三十七年，又发生全国性大水灾，水灾遍及豫、鄂、湘、赣、皖、苏、闽、粤、桂、滇等省。其中湖南全省普遍受灾，洞庭湖周围11个县，被淹土地280万亩，湖北30余县受灾，830万亩土地被淹，灾民370余万人，福建早稻损失达5成以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农民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而这些受灾地区几乎全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内。

总之，天时，地利，人和，国民党全已丧失，而美国政府也断绝了对蒋的援助，在物价飞涨、经济崩溃、百业萧条、人民生活恶化的情形下，广大人民群众已不满于国民党的统治，并起来反抗。民国三十六年，以上海为开端，全国40多个城市发生了抢米风潮。全国400多个县的50多万农民发动了起义斗争。城市中工人、学生不断抗议。到处都有要和平、要自由、反内战、反饥饿的强烈呼声，国民党的统治已从根本上动摇。战后中国经济的恢复与重建，由于上述各种主客观因素而无法正常进行。中国经济非但未能在战后全面恢复并超过战前水平，反在抗战损失基础上又加一重损失，使经济体系更为残破，最终导致整个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当然，这其间最重要的因素还在于内战重起，使经济发展根本无法得到一个稳定环境的支持。在近代中国长期战乱的特定条件下，稳定的环境较之于经济政策对于经济发展可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没有把握国内人民望治心切的历史契机，没能以求实的态度实现国内和平。结果，内战不仅使国民党失去了人心，而且是上述经济恢复与重建中的种种困难的根本原因。在已经残破的经济基础上，进行又一场战争，不仅导致经济体系难以承受，从而使经济恢复与重建成为泡影，而且最终也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统治的经济基础。失去了经济基础的国民党，只能以失败为自己在大陆的统治划上句号。

经济出现问题，整个国家都会出现问题，这或许就是国民党在大陆失去政权给我们最大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