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在北京举行。

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周天勇在会上发表演讲称,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关键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和扩大有支付能力的消费,然而在GDP中,政府与金融部门分配过多。中国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与消费占GDP的比例相比国际平均水平至少低了16个百分点和19个百分点。

他指出,上述结构导致中国工业产能过剩11.24万亿,而生产未能与居民消费产生良性互动,他认为,中国必须实施居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居民收入一定要快于GDP1.8个百分点,直到2035年才能把上述结构扭转到正常标准上来。

上诉会议上,周天勇指出稳增长面临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内消费需求拉上不来,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

他表示,中国出口占GDP的比例已从2006年的35.36%,降到2018年的18.24%,当前发达国家在推进再工业化和振兴制造业,而发展中国家则快速学习中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中国出口“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出口拉动的国民经济增长的阶段已经结束,未来不得不扩大国内需求。

而国内投资需求被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及负债率所困,政策空间有限。

还有一个中国经济学界都忽视的问题是,由于技术进步,投资中劳动报酬转化率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40%下降到今日公路铁路的15%和房地产的25%。

“凯恩斯经济学认为,工人失业了就让人们去挖路,当时是对的,原来打隧道、扎钢筋、把土一车车拉出来,工人就能拿到劳动报酬,有一部分就会到商店里购买工业制成品,形成一个循环经济,但现在都是盾构机,投资中劳动报酬转化率已经大大降低。”

因此,他得出结论:中国不得不扩大国内消费。而根据他的测算,2018年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为43.67%,消费占GDP的比例为30.94%。国际上居民收入与消费占GDP的比例一般在60-70%,中国至少相差16个百分点;国际上消费占GDP比例一般在50%-60%,中国至少相差19个百分点。

分析GDP的内容,他指出,政府与金融机构分配过多。政府占GDP比重高达36%左右,金融体系有250万亿元债务,按6%的利率每年要付15万亿的利息。“(僵尸)国有企业不破产一批已经不行了。因为破产清算后,工厂机器还在,但是债务归零了,重新再启动,这对经济增长有利。”

周天勇指出,中国GDP产出结构中,要么是“钱赚钱”的泡沫,要么就是基建,没有形成居民消费与生产之间的良性循环。他表示,2018年中国产能利用率76%,工业产能过剩11.24万亿。如果未来出口相对收缩,进口相对增加,国民经济过剩和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会更大。

2018年底中国城镇户籍居民比率只有43%,常住人口为59%,但常住人口很大一部分并没有成为市民,务工结束后还是回农村,城市化还并未完成。“实际上大概两亿多人中有一亿七八虽然在这儿常住,但打完工工,六七个月以后就回家了。”

他介绍,2017年农业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业生产率的差别高达1:4.51。这个压力差非常大,远超日韩等国,说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经济压力差非常大;同时,城镇户籍居民的收入与农村常住居民收入差是3倍,这个压力也是很大的。国际上日本、韩国以及一些发达国家压力差这么大时正是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候。但是现在中国人口和劳动力的转移却放缓了,城市开始排斥普通劳动力。

在此背景下,低收入人口的工业品需要并未获得满足。42.47%的城镇户籍居民消费了60%的消费品和服务,40.95%的农村居民只消费了25%的工业品和服务。现在中国的问题并非是消费降级,而是农民的收入不行,消费还没有达级。从城乡消费差距和农村人口的消费水平看,中国的工业化也远未完成,一定要警惕谈中国要“去工业化”的错误论调。

周天勇的结论是,要摒弃建筑物和扩大城市面积这种方式的城市化,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要让人进来,留下来,满足其教育、社保、养老、医疗,住房住得起,不应当提“去工业化”,老老实实走完工业化道路。

同时,必须花大力气提高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过去一段时间,GDP增速高于居民收入增速,导致收入结构严重失衡,未来即便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这个结构也永远调不过来。劳动工资和居民收入必须要快于GDP的增长。

“我们最近做了个课题发现,居民收入一定要快于GDP1.8个百分点,直到2035年才能把结构扭转到标准结构上。所以,我认为要实施居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然后到2035年,再翻半翻,才能把结构扭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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