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梧“宋晓梧共同富裕…

宋晓梧 70岁，历任劳动部国际劳工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体改办党组成员兼秘书长、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等职务。

11月3日，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办公室里，宋晓梧裹了件厚棉衣，为了拍摄，里面还穿着西装和小马甲。年已古稀，宋晓梧外貌上却没有多少改变。1980年，32岁的他进入北京经济学院读研，踏上了研究劳动经济之路，历任劳动部国际劳工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体改办党组成员兼秘书长、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等职务。

“劳动经济”、“社会保障”、“振兴东北”，是宋晓梧人生的关键词。

48年来，令他骄傲的是，参与了两件“雪中送炭”的事：一是新农合改革，二是棚户区改造。尽管“投资不过山海关”、“唱衰东北”的论调甚嚣尘上，他仍对东北有信心。

作为经济学者，宋晓梧这辈子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调研、写文、著书上，没挣上几个钱。但他从未后悔。“世上成功之路并非一条，属于我自己的路，的的确确只有这一条。”宋晓梧说。

“属于我的路，只有一条”

宋晓梧已经退休十年了，他精神仍旧矍铄，黑发里只藏了几根银丝，皱纹也爬得缓慢。聊天时，思维清晰，反应极快，总是爽朗地笑。

但退休后的生活却变得更加忙碌了，因为兼了许多社会职务，还担任着全国政协委员，宋晓梧总有参加不完的活动。前一天，南开大学教授陈宗胜邀请他去天津参加收入分配的会议，再往前，他在北戴河出差了十几天。

刚退休时，宋晓梧来者不拒，希望能“发挥余热”。2013年，生了一场病，他开始想“金盆洗手”，集中精力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和老伴去祖国各地转转，却总是抹不开面子。有人找上门来，他从不好意思拒绝。

闲下来的时间里，宋晓梧最喜欢写诗。好友马役军评价宋晓梧和他的诗，用了“坦诚”二字。“为官者善诗，但许多当官的人却不能把真实的心境、感受融入到诗里。宋晓梧做到了。”

宋晓梧在自己尚未出版的13万字自传中写道，“世上成功之路并非一条，属于我自己的路，的的确确只有这一条。”

于宋晓梧而言，成为经济学者似乎是命中注定。

上中学时，宋晓梧就表现出了对数字的敏感。毕业数学考试，宋晓梧45分钟交了卷。老师看了一眼，写上“标准答案”4个字，让他贴到楼道里。

正在宋晓梧纠结报考北大数学系还是哈工大工程物理系时，文化大革命来了，大学梦被击得粉碎。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30岁的宋晓梧报了名。可招生办的人告诉他，“你年龄大了，学理工科没有发展前途，分配你到北京师范学院白纸坊分院，去不去自己考虑吧。”

两年后，有消息传来，能以同等学力资格直接报考研究生。宋晓梧决定“最后挣扎一把”，这次，他考上了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专业的研究生。

读研期间，宋晓梧开始到国家经委企业局实习。他跟着调研组到黑龙江调研，发现大多数国企存在“大锅饭”、“铁饭碗”，人浮于事。有企业为安置职工子女就业，一个澡堂安排20多人打扫。

问题存在已久。1957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后，便定下了“中国不存在失业”的论调，连“失业”这个词都不允许提。

宋晓梧想，如果没有“失业”，企业很难消化冗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隐性失业转化为显性失业，相应建立失业保险制度。

在某次国企改革研讨会时，宋晓梧提出了这个观点。反对的声音占据主流，有人让他别跑题，有人讽刺他讲外行话。甚至有劳动部门的老领导严厉批评，“你们知道失业是什么滋味吗？有的年轻人在那里写文章提倡失业保险，瞎搞，那还是社会主义吗？”

1988年，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宋晓梧讲了句，“中国面临失业问题”。国外的一些报纸借此刊登消息，“中国学者公开承认中国也有失业”。

一位老师特地打电话叮嘱，“暂时先用‘待业’一词，等中央文件明确了失业一词再用不晚”。但宋晓梧说，改革把企业推向市场，自负盈亏，实行劳动合同制，不可能没有失业。

这是宋晓梧第一次参与经济理论争论。像这样的争论层出不穷：“劳务市场”是否该更名为“劳动力市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应不应当搞双轨制？是否只有GDP增长8％以上才能保就业……

“学术研究，贵在和而不同，有不同意见才更能激发深入研究问题。”宋晓梧说。

新农合的设想

2000年，国务院八个部委组成联合调研组，先后到八省农村地区进行医疗卫生体制专题调研。宋晓梧是国务院农村卫生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工作班子负责人。

调研前，宋晓梧从报纸电视里了解的是农村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到农村后，眼前的景象出乎预料。在湖南张家界的某个乡镇卫生院里，存放疫苗的冰箱已经锈迹斑斑，冰箱腿儿也断了，拿了几块砖头支着。用来做外科小手术的床上，还残留着不少血迹。医生是专业水平极低的赤脚医生。有农民告诉宋晓梧，“进城看一次病，就是一头牛（的钱）。”

当时，农民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非常严重。

据此，宋晓梧提出设想，构建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由农村医疗救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和农村商业医疗保险三层次组成。

八部委对此大方向达成一致，但具体的政策却争议不断。2002年秋，在北京杏林山庄讨论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争论到清晨2点，部门之间也没达成统一意见。

散会后，卫生部一位司长一夜失眠，犯了病。宋晓梧也翻来覆去睡不着，干脆起来填了一首词《望江东·农村卫生调研》：“城市豪华大医院，挤不进，人满患。乡村破败卫生站，可罗雀，多已散。调研八省仰天叹，城乡异，云泥判。合作医疗应立案，为耕者，还心愿。”

好不容易确定改革初稿，在文件正式会签过程中，财政部和卫生部又发生分歧。关于农村卫生院的经费问题，财政部门的意见是按事拨款，补需方，卫生部门认为财政应按定编定员保证经费。

文件拿到卫生部会签时，有位老同志指着宋晓梧的鼻子说：“你不把文件上这条改了，你就是破坏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的历史罪人。”卫生部强烈要求按照定编定员保证经费。

国办那边也一直来催，“马上要上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怎么稿子还没会签下来？”时间紧迫，宋晓梧只好自己带着文件一会儿跑到中南海，一会儿跑到西直门找卫生部，到处沟通协商签字。

最终定下来按卫生部的意见为准。2002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正式发布。

2003年，初型新农合制度开始建立。2017年，新农合总体筹资规模已经达到每人每年630元，是2003年的21倍。

东北棚户区改造

2004年，宋晓梧被调到了国务院振兴东北办，负责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工作。在抚顺调研时，时任市委书记周忠轩向他们汇报了当地棚户区的问题。

棚户区的房子大多都是50年代初盖的半地下小窝棚，另一部分是伪满洲国时开矿盖的，约有14万人集中连片居住，绝大多数都是大集体职工和他们的家属。

宋晓梧到了棚户区，遍地都是垃圾，污水横流。随机进了一家门，屋里阴暗、潮湿，床上散着床破棉絮。主人见了他，“咯噔”就跪下了，拿出一份上诉状，说自己以前是劳模，企业破产后生活困难，希望能有政策帮扶。

屋外聚了好几个男青年，冲着宋晓梧大喊：“又来调研！调什么研？来了这么多次，管什么用？”

和居民座谈时，宋晓梧了解到，煤矿枯竭以后，多数下岗职工在外打工，很多孩子成了留守儿童。在小学，老师不能教唱“世上只有妈妈好”，老师带着一唱，小孩们哭成一片。

棚户区的犯罪率也比其他区域要高十几倍。当地政府想了很多办法，组织下岗工人自谋职业，但一直也发展不起来。

在调研中，宋晓梧发现，资源枯竭城市普遍存在棚户区现象。于是，他们提出棚户区改造应当立项。

如今，棚户区改造不断扩展。2018年，两会政府报告中提到，“五年来，全国棚户区住房改造2600多万套。农村危房改造1700多万户，上亿人喜迁新居。”

绕不开的“振兴东北”

从2004年开始，“振兴东北”是宋晓梧绕不开的话题。

今年年初，亚布力阳光度假村董事长毛振华录制视频称，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侵占其公司23万平方米土地。一时间，“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论调甚嚣尘上。

“东北是大政府、弱市场”。宋晓梧坦言，“政府”这只手起的作用要比其他地方大一些。

像亚布力这样的情况，宋晓梧也遇到过，但当时，整个东北办也才二十余人，这类事情多了，宋晓梧也没辙儿。

2005年，在香港召开港澳企业家东北投资座谈会。宋晓梧问企业家们：“你们认为东北有什么问题？”

企业家们普遍反映，东北地区官员一上来非常痛快，特别是喝了酒以后，大包大揽，“你这全能解决”。可一旦项目落实了，各种情况就出来了。而在珠三角投资，是“丑话说在前头”，虽然一开始跟政府谈得很细，但最后基本都能够按条款来办。

宋晓梧说，无论是新兴产业培育还是传统产业升级，都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东北地区企业养老负担特别重。

宋晓梧打了个比方：如果投资一个10000人的企业，平均每人月工资5000元，年工资总成本6个亿。如果在广东投资，跟黑龙江比，一年可以节省人工成本5400万。很不公平。

宋晓梧能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全国应统一缴费率和缴费基数，实现全国共济。”但他也说，这个问题已经提了很多年了，但始终下不了决心。

尽管如此，宋晓梧仍不赞成唱衰东北。从2004年到2013年，东北的GDP增长全国领先。在全国各地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的背景下，钢铁、石油等需求非常大，与东北的产业结构相契合。

2015年，全国政协到黑龙江调研，宋晓梧也被邀请。参观了多家工厂后，他发现，东北的工业生产技术在全球都是顶尖的，产品能销往德国、日本等地。“东北经济会出现‘断崖式下跌’，是因为国内整体经济下行，对工业原料的需求减少，东北没有国内订单了”。

宋晓梧在一次研讨会上提出，在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中，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一直是改革的重点。这种城市未来的经济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宋晓梧说，目前，东北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经济结构已经有较大的改善。

“东北经济已经开始反弹。国家目前也给了很多支持，只要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东北一定会有所发展。”他说。

■ 问答

●新京报：过去一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宋晓梧：年龄过了70岁了，按照有关规定，不能再担任任何社会组织职务，自己更加超脱了，可以有更多的精力用在学术研究方面。

●新京报：未来你对自己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宋晓梧：我有两个愿望，一个愿望就是进一步集中精力做一些自己想做的研究，比如说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于自己过去经历的一个回顾和总结。再一个就是和自己的老伴到祖国大好山河，以前工作忙没有去过的地方，都一块去看一看。

●新京报：未来你对中国社会有怎样的期待？

宋晓梧：我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40年，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综合国力的发展不用说，整个社会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同时我们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不动摇。这是一个伟大的探索，探索成了，我们就探索出了一条新的治理国家，或者是向前发展的道路。

采写/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 实习生 侯轶

图片/新京报记者 浦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