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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要建设伟大事业，需要全民族的共同努力，但有一件麻烦事摆在眼前，非立刻解决不可——体质太差。《北京日报》的记者于丽爽这样写道：“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均寿命低到令人咋舌35岁，婴幼儿死亡率高达20％。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一个简单的入伍体检就把很多热血青年挡在了大门外。”

这样的身体素质，是无法适应崭新时代的崭新要求的，要改变它，提高它，就必须大力发展体育事业。但建国之初，发展体育有诸多困难。当时的体育设施有多差？北京只有一座正规体育场，是1937年修建的先农坛体育场，整个北京城，连一个带看台的篮球场都没有。从头开始搞体育设施、场馆建设，发展竞技性体育，显然无法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需求，发展体育事业的方向被确定为“把发展群众体育运动放在首位”。

什么运动是最群众、最基层、参与人数最多的？答案是广播体操。

广播体操不是中国的发明，它是传播的产物，从普鲁士到美国，从美国到日本，从苏联和日本到中国。1805年12月2日，奥斯特里茨战役打响，第三次反法同盟失败，普鲁士军队还没能赶赴战场，反法联军就四散奔逃了。第二年，普鲁士军队在耶拿败于法军，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被迫逃亡。这样的屈辱，强烈地刺激了普鲁士人的民族自豪感，心中郁结的怨气无处发泄。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我们把怨气发泄在体育运动中吧。

雅恩发明了双杠、吊环、平衡木和鞍马，和爱塞林合著《德意志体操术和体操场建设》一书，设计了体育服装，参与建造体育场。他鼓吹体育精神和民族情感的融合，用体操、远足等体育活动凝聚青年人的爱国情感，他说：“体操永远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爱国行动，是整个民族的事业”。

一时之间，从军队到山区小学，无处不见雅恩设计的健身体操，无处不见有组织的体操俱乐部。这些俱乐部既是运动场所，也是民族主义者的聚会地点，其成员聚集在一起，高唱爱国歌曲，发表时事评论，因此常常遭受政治压力，不得不逃亡海外，他们中的一部分，将这套德国式的“政治体育”带到了美国。

美国人民对德国人的整齐划一和慷慨激昂并没有兴趣。雅恩的学生们没有能够在美国重现雅恩的“爱国行动”。他们没做到的事，被保险公司做到了。1925年3月31日，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冠名一档电台节目上线，这档节目播放的是名副其实的广播体操（Radio Setting-Up Exercises）。这样，大都会的保险推销员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拿着印有大都会宣传材料的广播体操说明图册进出千家万户的客厅。

这项为了促进保险者身体健康，减少赔付压力的宣传措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同年5月17日的《纽约时报》登载了名为《广播体操受到39000封来信表扬》（Radio Setting-Up Exercises Lauded By 39,000 Letters）的专题报道。作为民用广播事业和商业保险的先行者，美国人用商业驱动，成功地普及了这项运动。很快，日本人注意到了美国的广播体操。

1925年，访美的日本邮政保险部门的员工将大都会人寿保险赞助的一套在美国各大城市的广播电台播送的15分钟的广播操带回了日本。1928年，作为裕仁天皇登基的“献礼”，日本人创编出第一套广播体操，通过日本广播协会（NHK）的电台每日播送。虽然日本的广播体操来自美国，但他们实则继承的是德国人的政治狂热，他们相信这是爱国事业的一部分，可以迅速改良日本人的身体素质，在30和40年代，这套广播体操被带到了东北和台湾，输出的并非健康的体育精神，而是奴役和仇恨。

1950年8月，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向前苏联派出了新中国第一个外访体育代表团，希望学习并效仿当时苏联的“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这次外访，确定了体育总会的指导方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不搞大型运动会，着重抓普及，体育工作要由学校到工厂、由军队到地方、由城市到农村，把重点放在学校、工厂和部队。筹委会中唯一的女性杨烈提出，要仿照苏联的全民健身体操创编一套中国的健身操。这项任务由北师大体育系科班出生的刘以珍负责。刘以珍创编的第一套广播体操，并没有借鉴苏联经验，而是改编自日本的广播体操。虽然刚赢得了对抗日本的战争胜利不过五年，但想到要提高体质，普及广播体操，有关人员还是想到了日本。日语中的“Radio”一词，发音为“ラジオ”，类似“辣椒”，所以这套操也被称为“辣椒操”。

第一套广播体操和“辣椒操”有很多相似之处。节数都是十节，长度大致相当，很多动作都一样，但这不妨碍它称为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1951年11月24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卫生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等九家单位联合发出《关于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通知》。12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出了《广播体操》的音乐，北京的各个单位，都开始了这项集体体育活动。这套广播体操的配乐，是由《新四军军歌》的作者何士德完成的，可想见有多么慷慨激昂，可惜越常见的事物反而越不容易引起重视，如今居然哪里都找不到这套配乐。

做操，并不只是单纯的活动身体，而是一项政治任务。1952年，毛主席发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这项号召得到了积极响应，工人、战士、学生、机关干部，都是广播体操的拥趸。当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会从早上6点半开始，重复播放几次广播体操的配乐，以鼓励人们积极运动，工人体育馆还常常搞广播体操比赛，如今这里活动身体的方式已经完全变了样。

1954年3月，为了更好地落实毛主席的号召，在周恩来总理建议下，政务院通过并下发了《关于在政府机关中开展工间操和其它体育运动的通知》，规定每天上下午各抽出10分钟用于做操，八小时工作时间内，有组织、有领导地集体进行体育锻炼，就是从此时开始。这一坚持，就是几十年。

在最热衷于广播体操的那几年中，广播体操骨干分子训练班、广播体操传授站雨后春笋般涌现，“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到身体好！”这样的口号也喊得山响，据说“在大喇叭广播的带领下，商场里的顾客和售货员一块儿做操；在火车上，列车员带着乘客站起来做操；马路两边房顶上凡是能站人的地方，总能找到做操的人。”这样的场景如今再也见不到了。

还别说，广播体操真的起到了作用。1957年，第三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人民日报》发表通讯，其中这样写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90％以上的学员坚持做广播体操，并且由原来的每天两次改为每天三次，据今年上学期220名学员填表调查，有67人体重增加，少则一公斤，多则六公斤，13个胖子的体重则有所减轻；29人反映食欲增加；41人反映睡眠良好或好转。”广播体操的运动强度只是中下，能有如此好的锻炼效果，真是出乎意料。

从“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到李宁为体委拍摄示范动作挂图，多少套广播体操诞生，又遭废除，但课间做操，上班前做操，工厂午休时做操的习惯，依然或多或少保留了下来。在日本也是一样，千万人体操大会，已经成功举办了50届，日本小学生的暑期体操大会，也总是能吸引到广泛的关注。不管怎么说，从人均寿命35岁提高到67岁，这本功劳簿上要浓墨重彩记上广播体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