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08年10月初，金融市场阴云密布，险象环生。一家全美排行前列的零售商的CEO正惶惶不可终日：“我们最大的一家供应商被银行断了资金链……它们到月底就要断货了。”除非供应商能够快速找到替代银行，否则零售商就发不出工资，付不起账单，而且可能因重要订单无法及时运抵而丢掉客户。CEO即为此事来请我出谋划策。

发酵才几周的金融震荡在那时已然引爆。金融震荡扫荡着华尔街：那些不堪一击的机构开始摇摇欲坠，岌岌可危。但对华尔街以外似乎还犹抱琵琶半遮面。直到接到CEO的那通电话，我才清楚地认识到，一旦链条末端的零售商也受到波及，整个经济就到了异常紧张的地步。

经济最终死里逃生，但真的是九死一生。华尔街的轩然大波在国内和全球范围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金融危机登峰造极的肆虐一说是在2009年1月，那正是奥巴马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减薪吞噬了82万个工作岗位，而且随着各行业各地区的CEO们一声令下开始裁员，失业率每月上涨0.5%，惨况持续了整整一年。裁员行动偃旗息鼓时，各行各业已蒸发了875万个工作岗位，令失业率滑入两位数泥潭。

金融危机也令百万家庭付出了惨痛代价，随着21世纪头十年中期房地产泡沫快速升腾，许多美国人不惜大手笔按揭买房。当房价触顶下滑，许多业主才意识到他们的房贷款已远远超过房产价值，平均来说，“负资产”竟高达5万美元。对失业人群或另有绸缪的人来说，止赎紧随而至。这一波三折终使1000多万家庭房易其主。

侥幸保住房产的房主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房价一跌再跌，资产一缩再缩。房产在美国人眼里举足轻重，但面对房产一下子缩水1/3也无可奈何。股价亦受重创，最低时甚至腰斩一半。部分股票直到2012年才得以平盘，把除去通胀因素后人均资产净值打回20世纪90年代中期水平。更要命的是，大幅震荡的股价使这一水平充满变数。

仇富愈演愈烈。虽然几十年来富人与普通人的差距越来越大，但现今悬而难决的失业问题更令穷人雪上加霜。一些收入趋势报告也显示了贫富差距会继续扩大。“占领华尔街”运动无疑是这一沉重打击的极端情形，它是第一个，但绝非最后一个。

经济动荡重塑了民生，尤其是改变了一代年轻人的命运。在时运不济时出道的年轻人为找工作煞费苦心，找到后却发现薪水远低于师兄师姐。21世纪的20多岁的年轻人显然无法像他们生于“婴儿潮”时期的父母那样去消费、贷款、投资和创业。当然，在某种层面上这并非坏事，日后的美国家庭一定会学着多存少贷。然而这会使人们错失良机、放弃创业，而抓住机会、积极创业正是推动经济发展必不可缺的一环。

其实不管年长或年轻，到2012年年初我们依然心有余悸。大量消费者信心指数指向同一结果，尽管不再惊恐万分，美国人还是非常谨小慎微。一点点小事就能触动我们脆弱的神经；汽油升至4美元/加仑或者国库券3A降级都能引发消费和商业的退缩不前。大家都害怕经济再次前功尽弃，因而对坏消息、消费以及慎重招工反应过度。此轮经济重创带来的心理压力已经成了经济复苏的致命绊脚石。

然而，尽管还有种种焦虑和沮丧，我们还是在拨乱反正中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美国工商业大幅降低了成本架构，成就了半个世纪以来空前的全球竞争力。虽然小公司不比大公司，但商业整体利润强劲有加，资产强大无比。各实业界纷纷行动起来，慢慢地问题已不再是商业该不该扩张，而是商业是否有意为之——不可同日而语。

各家金融机构都强固了基础，大大减少了破产，非银行体系也大大加固了支撑，贷款储备空前充裕。虽然还未企及危机前的利润水平——一时也不可能企及之前的高位，但从加严的资本要求和监管制度等方面来看，利润表现仍然可圈可点。随着银行从次债中走出，逐步完成监管和法律要求的清理工作，银根会慢慢放松。

经济大好，债务加身的家庭也日渐解放出来。尽管止赎问题还困扰着市场，但它已在逐步解决，家庭得以松绑。经济危机时，1亿多信用卡爆卡作废。对家庭的欠款，银行也按照相关政策免除了债务——这不失为一种可取的经济疗法。每月辛苦还贷的业主遭到令人揪心的止赎，但最后的情况不算太坏，以低廉月租改买为租，这反而令他们变相增加了开销或储蓄。

虽然来路漫漫，但经济已经踏上了复苏的轨道。各行业、各地区的就业机会恢复如前。失业率虽还高高在上，但已经开始回落。裁员得以缓解，商业真正意识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始终微弱的用工开始回稳。随着房地产跌入谷底，房价开始企稳，股价有了起色。普通美国人虽今非昔比，但手中房产和股票已不再上演如疯狂过山车般的大戏。

经济从自由落体转而掉头回升实非偶然。应该说，政府的及时干预确保了经济的转向以及快速改观。虽备受诟病，但政府的力挽狂澜还是有其重大的可取之处。

对金融体系的紧急资金援助打响了重要的第一枪。美联储表现神勇果敢，它积极为金融系统各节点输血救治。而金融机构与濒危的同行划清界限，几乎停止了一切同业拆借。惊恐也是有来由的，雷曼兄弟在破产前一刻，还不断以抵押担保寻求新借款，幸亏贷款人及时收手，以雷曼单个倒下的代价换取了大多数金融机构的暂时安全。美联储介入后，马上以低利贷款注入金融体系，它不但把救命钱投入银行，而且进一步扩散到货币市场基金、商业票据发行机构、经纪商、保险公司和各大投行。

光有美联储的大力行动还远远不够，国会也要闻风而动。在多个回合较量后，国会创建了一个700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也就是声名不佳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起初TARP被否决，但看到交易员闻之纷纷抛股，国会被迫立马翻了盘。多年来，TARP始终是个经济毒瘤。国会中无人欲以救助危机元凶华尔街来扬名立万——该计划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况且，TARP的真正目的并非拯救华尔街，而是拯救普罗大众。前述紧急求助的零售商之所以最终拿到了货，就是因为TARP挽救了银行，从而使银行确保了给供货商的贷款额度。而且，银行救助最后也使政府有利可图。事后确有受TARP资助的银行无法还款，但是绝大多数还是顺利还了款，付了息。

然而金融危机平息的标志是大银行按要求完成资本结构的调整。监管部门要求银行估算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承重比肩的资本需求量。要银行全力以赴提高资本储备。这就叫作银行压力测试。它看上去很美，但银行高管们却叫苦不迭。很多银行找到我们同行公司为其做顾问。我亲耳听到了它们的抱怨。各家银行都自以为资本数量充沛，一再抱怨补充资本金无甚益处，只会降低股东的股权。稀释股份的观点自是不错，然而阵痛也是物有所值的。它会让其中部分直接来源于TARP的新增资金瞬时重建信心。虽然深层创伤犹在，但是同业拆借活跃起来，股价上扬，金融体系也可得以迅速企稳。

接着政府又把靶心对准摇曳的经济，美联储抛开向来蜗牛慢行的方法，调低短期利率至零。美联储还动用了一直尘封于理论的货币工具。最为瞩目的是美联储购买了以万亿美元计的国库券和政府担保次债，此谓《金融时报》读者日后耳熟能详的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QE）。量化宽松自有其薄弱点，但它有效地降低了长期利率。在短时间内，有工作保障以及获得征信高分的购房者能以再低不过的房贷利率来还款。量化宽松同时也提升了股价。早先确是美联储的误判引发了金融震荡，但它们一再保证要避免同样的错误。

除了华尔街和银行，美国汽车工业亦给国会和布什、奥巴马两任政府投下重磅炸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不断缩减的信用使美国人“望车兴叹”，使汽车销售惨遭滑铁卢。为维持销量，生产商不遗余力大打折扣，外加放宽车贷方案，又令利润深陷泥潭。勉强维持到2009年年初，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而更为严峻的是，金融市场的动荡着实让命运坎坷的汽车公司在破产重组期间无法维持生产，只剩破产清算一条道。如果克莱斯勒和通用关门大吉的话，成千上万的经销商和供应商将会如多米诺骨牌般一推即倒。殉葬清单上还会出现诸如福特汽车及其他网络庞大的配件供应商和经销商的名字。百万计的工作危在旦夕，尤其是位于美国中西部和南部的汽车工业园区。平心而论，华盛顿的汽车援助战并非十全十美，但它也属临危受命，及时出手，为日后制造业的复苏立下了汗马战功。

华盛顿的财政刺激饱受争议，但事实证明其当属成功狙击衰退的最大成就。财政刺激的原理很简单，当商业和消费者无力以对时，政府出场以临时扩大消费并减免税收来刺激经济。刺激的宗旨也只是终结萧条、带动复苏，而并非为长远发展开创局面。以财政刺激抗衡衰退并非天方夜谭；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以来它一直是应对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手段，而规模大小常常与衰退程度相匹配。本轮财政刺激虽说是一个天文般的数字——约为GDP的10%，但从经济衰退的深度来看，还是较为适中的。

经济危机动用了好几轮财政刺激手段，包含税收减免的第一轮财政刺激出台于布什政府任期结束前。其中最大最受责难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简称《复苏法案》），在奥巴马入主白宫不久即获通过。《复苏法案》包含了一揽子近8000亿美元的4年计划方案，其中大约2/3用于临时性扩大消费，其余1/3用于减免税收。财政刺激很快奏效。2009年2月通过的《复苏法案》在当年6月成功狙击经济危机，一年后，2010年2月就业增长全面复苏。

然而财政刺激并非政治上的成功。怀疑论者的调子四处散布，令奥巴马政府做推广时的一时失言也成了推波助澜的一部分。政府把《复苏法案》摆至狐疑满腹的国会面前，强调《复苏法案》会使失业率严控在8%以下。事实上此时失业率早已破了8%，只不过大多数人还不太知道罢了。唉，如此神速的经济变化真使统计数据长脚也跟不上；更糟的是政府还只能从大幅低估的预测数据出发。真是新手上路忙中出错，但是此番却授人以柄，让对手有机可乘，直指要害来诋毁财政刺激。

政府进一步把焦点瞄准了房市灾难，它们敏锐地认识到既然地产是衰退的基石，那只有让房价触底才能反转一切，柳暗花明。政策分期分批出台，最早当属布什时期针对卖房免房贷的临时性免税措施。奥巴马采取了更为积极的举措，授权房利美、房地美和联邦房产管理局（FHA）为代表的政府放贷机构来填补放贷真空。

FHA的举措尤为给力。在叫停发放按揭额度后，只有FHA大开绿灯。这恰恰是20世纪30年代新政开启以来秉承的做法。若没有FHA稳定发贷的存在，房市就会与岌岌可危的经济一起沦陷。

房市对策成功破除了勒住房产市场的恶性紧缩魔咒。持续几个月的购房减免税收政策无疑给购房人注入一剂强心针，让他们见利好即行动而非始终守株待兔。虽说税收优惠要消化很长时间才能与房价下跌等量齐观，但随着房贷延期，调用后再延期，售楼滚滚而来，令成交量和房价的自由下落戛然而止。

或许最拙劣的对策是房贷条款变更和债务重组，既然业主和贷款机构都不愿止赎，于是政府希望说服银行变更问题贷款的有关条款，以调低利率或贷款额的方式使业主保有房产。以重组放宽条款让困难业主降低每月还款额看上去很美，但未免有些纸上谈兵。2009年年中，奥巴马政府推出的《可负担房贷计划》（Home Affordable Mortgage Program）的初衷就是推动贷款条款变更和债务重组，但收效甚微，结果远未达到预期。

随着房价企稳、经济复苏，政府高歌猛进，开始推进金融监管改革。金融体系的惨败必然寻求法律和监管框架的重建。在国会历经艰难跋涉后，《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 Frank）于2010年夏通过。它给金融体系带来了一系列新变化。起初《多德-弗兰克法案》还有些水土不服，但做全局观，它无疑大大减少了未来金融危机产生惊天动地冲击力的可能性。

我们对《多德-弗兰克法案》充满信心，是因为它清晰地定义了处置“大而不倒”金融机构的一系列程序。正是由于监管部门在处置2008年倒闭机构上的不知所措，导致了金融震荡慢慢扩散。《多德-弗兰克法案》并不能解决“大而不倒”的问题——永远会有压垮金融体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它或许会使危机出现时有法可依，有计可施。要求巨头们立下“生前遗嘱”以引导监管部门在机构遇难后做相关处置，还是利多弊少的。

为进一步分散“大而不倒”风险，《多德-弗兰克法案》也让银行压力测试进一步制度化，而正是压力测试成功地狙击了金融震荡。压力测试通常是针对最大最重要的机构，要它们持续、严格地模拟不利的经济状况，并研判对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影响。2012年，压力测试也被用来评估严重的欧洲债务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威胁程度。

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CFPB）让《多德-弗兰克法案》饱受诟病。虽然批评者不无道理地为又添一个监管包袱忧心忡忡，但CFPB还是正确地把金融消费者的利益放于重中之重。CFPB的主旨是保证提供给消费者的金融产品能够满足需求，而且让消费者掌握充分信息来加以评估。考虑到目不暇接的名目和无法匹配的消费者认知（比如很多购房人连什么是浮动利率贷款都不知道），CFPB还真是及时雨。

当然《多德-弗兰克法案》也有其缺陷，以前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命名的，要大银行把为自身利润的交易和为消费者谋利的交易分而行之的规则一直以来都难以付诸实施。《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只有在交易所里才能交易衍生物是对的——正是因为有人在沃伦·巴菲特戏称为“大扫荡致命一击”中的违规交易点燃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但是新改革法似乎又有点矫枉过正。至于要次债发行人把部分风险绑定在债券里的规则，尽管出发点不错，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很难落实。

也许对《多德-弗兰克法案》来说，最严重的问题是它带来的不确定性。我之前也已强调，金融系统要在各项监管和法律议程的枪林弹雨中快速做一个复杂的改革，带着些许紧张和困惑，银行家们既不清楚要多少资本金，也不清楚资金成本以及法定义务和监管成本。于是他们唯唯诺诺，少量谨慎地放贷。《多德-弗兰克法案》本意是要避免贷款不要像房地产泡沫期间那样过火，然而它至少在改革之初大大抑制了贷款的自由流动。

当《多德-弗兰克法案》掌控了局面，非金融业对华盛顿的各项改革变得诚惶诚恐。2010年年初，奥巴马政府对医疗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意欲为大量未投保的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虽然诸多条款要过几年才能付诸实施，但是小企业还是试图搞清它们要付出的代价。新的环保规定和劳工规定，外加那些已颁布但更难实施的法律无不引发企业焦虑。在平时，这可能只是一项普通的企业成本，可如今时运不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为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企业自然谨慎从事，放慢了投资及用工的脚步。

人们为快速攀升的预算赤字捏了一把汗。用GDP的百分比来表示的美国对外债务五年来翻了一番，狂飚至“二战”后的最高点。即使在经济危机前联邦政府就积累了重大财政问题；如今，税收收入、就业与公司利润一同下滑，财政支出与失业率一同上升。我们先来一睹政府全力挽救经济一览表。援助华尔街、汽车业还有房地产（为房利美和房地美输血），而后推出财政刺激一揽子计划，这三项总共花了1.8万亿美元——超过对阿富汗、伊拉克的合计军费开支（见表0-1）。

财政赤字越滚越大，给联邦政府的经济职能敲响了警钟。到2010年，政府支出比全美GDP的1/4还多，同时美国人越发感觉政府行为失控。华盛顿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意欲所向披靡、遍地开花，跻身银行巨头、保险商、汽车公司的股东行列，包揽新建住宅和中小生意的大部分贷款，外加已见端倪的医改方案以及严格把控的机场安检。

有人抨击这是把美国变身为欧洲，还有更尖刻的，说什么把美国变成法国，要知道法国可是政府管制及治安网络纵深遍布的国家。批评人强调说这不再是美国之道，而欧债危机正好可以权当前车之鉴。对政府作为颇有微词的对手坚称金融危机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必经之道，无需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出了岔子的企业和个人应该权责自负——由它们自己来承受企业破产和收回产权的结果，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比让它们避免将来一错再错更有效呢？

另有人质疑政府行动的公平性。比起贷款购房人，为什么金融震荡的元凶美国银行及高盛的高管竟更值得施以援手呢？为什么纳税人要出钱帮助那些在盛世时借的多花的多而今却无力还款的购房人，而非那些谨小慎微而今捉襟见肘也要准时还款的购房人？为什么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能收到接济，而众多的小企业只能垂死挣扎？诸如此类的问题越点越旺，最终引发了茶党示威^[1]和占领华尔街运动。

还有人大力抨击为政治原因结党营私、徇私舞弊的裙带资本主义。他们谴责布什看在财政部长保尔森是高盛前任CEO的份上严重包庇高盛；也谴责明摆着重工会、轻公司债持有人的奥巴马经手通用及克莱斯勒的案子。财政刺激投入亦受到全面攻击，说什么大手笔只换得一些不伦不类的基建工程，比如在宾州中心地带建成一座极少使用的地区机场，还有把能源税减免给予不太靠谱的太阳能电池板供应商——加州太阳能电力公司Solyndra。

对严重财政赤字和大政府行为的担忧也情有可原，但不免缺乏见地。虽说政府忙中出错，但它们此时已别无选择，只有纵身一跃才能挽救面临深渊的金融体系及渐已下沉的经济大船。长期以来我们热衷于对政府的经济职能说三道四，但对危机需要政府出面解决已然达成共识。当个体已无能或丧失勇气，政府必须代表集团利益出手相助。对危机的定义大家可以见仁见智，但公正的观察家绝对会把这一最接近20世纪30年代全面萧条的危机归于需政府干预的大类中。

虽然政府应对代价不菲，但若政府软弱保守，纳税人必定要付出更为昂贵的代价。衰退刚刚开始时，税收收入会同就业、公司利润、股价、房产价值和零售收入齐齐下跌。面对不计其数的求助家庭，政府鼓鼓囊囊的钱袋很快捉襟见肘。事实恰与对手鼓吹的相反，政府干预经济还需加强。

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是经济的坚强后盾，而人们常常无视现实，正是这种无知和偏见助长了形形色色的大放厥词。看一看房市里购房人普遍首选的30年期固定利率的抵押按揭贷款，我们可想而知联邦政府给房贷投资人做了多大的保证呀！坚信政府会跟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一样挺身而出，否则投资人哪肯给30年期可承受的固定利率贷款？有地产专家振振有词地提出，政府担保是否太便宜了私有投资人，还有人直言政府本不该提出担保。然而对大量购房人来说，固定利率贷款让人们不再为利率浮动和贷款中断担心，它无疑是置业首选。而此时30年期房贷的出笼正是冲着经济危机而来，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英明决策。

政府的不离不弃也坚定了人们创业和投资的决心，而创业、投资正是经济发展的基石。如果人们对不期而至的经济下滑闻风丧胆，谁会去开创新事业，尤其是那些需要由新技术和新点子慢慢孵化出来的事业呢？要知道，缺乏充分经济安全感的过分谨慎将会禁锢资本主义的发展。当然倡导稳健投资与煽动投机取巧还是有差别的，虽然政府有时也会两相混淆——但是我们还是要对政府所引领的稳健投资方向充满信心。

从另一方面来看，政府经济职能之争也是健康的、必不可缺的。国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斐逊也曾为政府驾驭国家金融的权力问题争执不休，美国独立战争引起的债务是否应转嫁到政府头上？如果是，哪个税务机关要担当还债义务？最后以一个折中方案收场：如汉密尔顿所愿，各州组成一个强大财政联盟，而国家资本统统归集到杰斐逊家乡弗吉尼亚。这也算裙带关系？现代版的论战刚刚还在2012年欧洲上演呢，主题当然是欧元区的走向。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关于政府职能问题的经年论战催生了罗斯福新政。从失业保险、食品券、联邦房地产管理局到社会保障制度，它无所不包，构成了我们现代经济保障的基础，当属有史以来政府最为成功和最得人心的举措。话又说回来，若是没有对手设置的重重障碍，它们也不可能达到后来的高度。的确，罗斯福政府的其他政策，比如在部分行业内实行固定价格和生产上限就因无法通过“考验”，在可能产生持续损害前被及时拿下。

要知道，金融危机及其余波的激烈论战也使政策更为明智。我们都不希望看到2011年夏美债务上限的激烈争辩，它会令美国最高信用等级不保，然而塞翁失马，这场角逐最后还是为长期财政挑战开创了必不可少的政治态势。华盛顿的博弈令民主共和两党为未来10年减少4万亿美元财政赤字达成一致。为此国会也承诺减少2万多亿美元开支。虽说实现长期可持续性财政还需更多的财政制约，但即使怀疑论者也认为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在此，引入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或许能更好地阐明观点。我是一个经济学家，同时还是创业人和经理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中，我与兄弟卡尔、好朋友保罗·盖特曼合开了一家经济咨询公司。慢慢地，我们的业务成长起来，出售给穆迪时我们已有了百来号员工。那是在房产热的顶峰，即2005年11月。我历经了多个阶段，从创业起步到运作小企业再到如今作为跨国巨头的一分子。要知道穆迪的分支机构遍布全球。我的客户几乎覆盖所有行业，还有来自联邦、各州和各地政府的。因而我具有多角度做经济壁上观的机会。

我不属穆迪评级机构，而属于一个叫作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的分支。穆迪分析为全球各大金融机构提供各种调研、经济工具、软件和数据。我们做的压力测试模型为欧洲银行所用，做的软件为中国银行承销商业贷款所用，我们还有供FDIC和美联储监控美金融机构的分析和数据。我并不直接为评级机构提供数据和资讯，也没有任何美国信用评级的内幕消息；虽说我会仔细聆听评级的分析师在说什么（当然也希望他们能偶尔听我一回），但本书之拙见全属我个人，与我的雇主穆迪公司无关。

在经济动荡期我也为政府制定政策做过小小的贡献。我为换届及首任的奥巴马政府评估过各种财政刺激方案以及房产对策。在汽车援助、房产政策和财政刺激等方面我为国会提出过各项建议。我也为银行压力测试做过工作，以上均为无偿工作，而我视其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服务，拿报酬反而影响了工作的客观性——如果不是真有那么回事，那就是人们的臆想。有人怀疑我从高调的政策工作中受益匪浅，但我要告诉你这是一柄双刃剑——我的工作因此广受诟病。基于同样的精神，我将把本书全部稿酬捐给我儿子的“同学共济会”，这是一个让书籍和其他学习装备在学校间共济的组织。

本书对历史的记载饱含对未来的乐观。的确，我坚信美国的明天会更好。我们历尽沧桑，想想今天还有人在为房产泡沫中犯下的大错付出代价，但我们已经为经济的修复和复苏做了不少工作。正可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问题不在经济缺陷，而在我们是否拥有信念。当然，我一人之乐观并不能证明所有人的乐观，然而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相信乐观者终会走上康庄大道。

[1]2009年4月15日，美国民众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奥巴马政府的高税收，高举“税收已经够多了”（Tax Enough Already）的牌子，该口号三个词的第一个字母拼起来，就是TEA（茶），故将这一群体称为“茶党”（Tea Party）。—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