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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摘要

1.收条作为当事人之间收付款的书证、直接证据，对证明当事人之间收付款的事实具有一定的证明效力，但如果收条记载的内容与当事人之间实际收付款的时间、金额存在不一致的情形，仅凭收条不足以充分证明实际收付款情况，人民法院还应结合汇款单、票据等资金结算凭证，对收条中记载的资金是否实际收付加以综合判断认定。

2.对于政府机关及其他职能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人民法院应当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判断，如上述证据不能反映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则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3.合同在性质上属于原始证据、直接证据，应当重视其相对于传来证据、间接证据所具有的较高证明力，并将其作为确定当事人法律关系性质的逻辑起点和基本依据。若要否定书面证据所体现的法律关系，并确定当事人之间存在缺乏以书面证据为载体的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必须在证据审核方面给予更为审慎的分析研判。在两种解读结果具有同等合理性的场合，应朝着有利于书面证据所代表法律关系成立的方向作出判定，藉此传达和树立重诺守信的价值导向。

4.印章真实不等于协议真实。协议形成行为与印章加盖行为在性质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协议内容是双方合意行为的表现形式，而印章加盖行为是各方确认双方合意内容的方式，二者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在证据意义上，印章真实一般即可推定协议真实，但在有证据否定或怀疑合意形成行为真实性的情况下，即不能根据印章的真实性直接推定协议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印章在证明协议真实性上尚属初步证据，人民法院认定协议的真实性需综合考虑其他证据及事实。

5.当事人在案件审理中提出的人民法院另案审理中作出的鉴定意见，只宜作为一般书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七十八条的规定，鉴定意见只能在本案审理中依法申请、形成和使用。

6.按照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旅游经营者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完成公证、认证手续；在香港、澳门特区或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

7.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8.出借人仅提供借据佐证借贷关系的，应深入调查辅助性事实以判断借贷合意的真实性，如举债的必要性、款项用途的合理性等。出借人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借款交付事实的，应综合考虑出借人的经济状况、资金来源、交付方式、在场见证人等因素判断当事人陈述的可信度。对于大额借款仅有借据而无任何交付凭证、当事人陈述有重大疑点或矛盾之处的，应依据证据规则认定“出借人”未完成举证义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9.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作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虽然可以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但由于交通事故认定结论的依据是相应行政法规，运用的归责原则具有特殊性，与民事诉讼中关于侵权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归责原则有所区别。交通事故责任不完全等同于民事法律赔偿责任，因此，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案件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行为人在侵权行为中的过错程度，应当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根据民事诉讼的归责原则进行综合认定。

10.签订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主张对方向法院提供的合同文本原件不真实，即应当向法院提供自己持有的合同文本原件及其他相关证据；如果不能向法院提供合同文本原件，亦不能提供其他确有证明力的证据以否定对方当事人提供的合同文本原件的真实性，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优势证据原则，认定对方当事人提供的合同文本原件真实。

裁判理由

1.收条作为当事人之间收付款的书证、直接证据，对证明当事人之间收付款的事实具有一定的证明效力，但如果收条记载的内容与当事人之间实际收付款的时间、金额存在不一致的情形，仅凭收条不足以充分证明实际收付款情况，人民法院还应结合汇款单、票据等资金结算凭证，对收条中记载的资金是否实际收付加以综合判断认定

——孙宝荣与杨焕香、廊坊愉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增资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7年第8期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恰因返还投资款的数额产生纷争。孙宝荣以杨焕香出具的载明其累计收到1.4亿元的收条为据，主张已经累计支付了1.4亿元投资款，因此诉请杨焕香返还1.4亿元。杨焕香主张实际仅收到1亿元投资款，扣除不应返还的2800万元定金，其应返还孙宝荣7200万元。对此争议，本院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具体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能否依据1.4亿元收条认定孙宝荣实际支付了1.4亿元投资款。收条作为当事人之间收付款的书证、直接证据，对证明当事人之间收付款的事实具有一定的证明效力。 但是，由于收条记载的内容与当事人之间实际收付款的情形有时并不一致，因此仅以收条为据尚不足以充分证明实际收付款情况。特别是在大额资金往来中，除收条外，还应结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付款凭证、汇款单据等证据，对收条中记载的资金是否实际支付加以综合判断认定。

具体到本案，由于杨焕香与孙宝荣原系朋友关系，双方基于相互的人身信赖，在资金往来中确实存在先打条、后付款的情形，因此收条记载的内容与款项实际支付情况并不完全相符。例如：2011年5月30日，杨焕香给孙宝荣出具收条：“今收到孙宝荣现金人民币贰仟万元整(￥20000000元)，作为孙宝荣购买杨焕香持有的愉景公司35%股权的定金。”但实际上，收条中载明杨焕香已收到的500万元定金在收条出具时孙宝荣并未支付，汇款凭证显示，孙宝荣于2011年5月31日才将该500万元汇付。2011年11月28日，杨焕香向孙宝荣出具“至今累计收到壹亿肆仟万元整”入股金的收条，但孙宝荣支付的入股金中有两笔合计1591万元系在2011年11月29日才汇入愉景公司账户。因此，收条记载的“至今累计收到壹亿肆仟万元整”并不属实。

综上，本院认为，虽然杨焕香向孙宝荣出具了至今累计收到1.4亿元的收条，但在收条记载的内容并不完全属实且双方就已付金额发生争议的情况下，仅凭收条尚不足以认定孙宝荣实际支付了1.4亿元投资款。

（二）关于杨焕香应否返还有争议的4000万元投资款。孙宝荣主张向杨焕香及愉景公司共支付了1.4亿元投资款，并提供了通过银行转账汇款12591万元的凭证；另外1409万元，孙宝荣主张以顾问费冲抵定金及投资款形式支付了1200万元，以垫付项目工地垃圾清运费等杂费形式支付了209万元。杨焕香认可孙宝荣通过银行转汇付款12591万元,但辩称其中的2591万元是为了帮助孙宝荣融资而走的银行轨迹，该笔款项已经返还给孙宝荣，孙宝荣实际只支付了1亿元，对孙宝荣主张以顾问费冲抵1200万元及代付杂费209万元不予认可。由此可见，双方的此项争议集中在4000万元投资款是否实际支付、应否返还上。

本院根据孙宝荣主张已经实际支付并应予返还的4000万元投资款的构成情况，分析评判如下：关于孙宝荣主张以顾问费冲抵1200万元投资款是否应予支持问题。2009年8月25日，杨焕香与孙宝荣签订《顾问咨询协议》，约定杨焕香聘请孙宝荣为御景湾项目私人高级顾问，时间三年，顾问咨询费共计100万元。该协议特别约定：“本意向的任何修改，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合同”。根据协议，杨焕香仅负有向孙宝荣支付100万元顾问费的合同义务。

孙宝荣主张以1200万元顾问费顶抵了投资款，但并没有提供双方已经变更《顾问咨询协议》、提高顾问费金额的补充合同。原审庭审中，孙宝荣声称，杨焕香同意支付给孙宝荣的顾问费由100万元变为1000万元。但其诉请冲抵投资款的顾问费却为1200万元。

二审期间，杨焕香提供了孙宝荣出具的四张顾问费收条后，孙宝荣又称，由于其顾问工作，使得愉景公司的土地由酒店用地变为住宅和商业用地，土地溢价4.5亿元，因此杨焕香同意支付其顾问费4000万元。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愉景公司早在2006年5月就已经挂牌取得了案涉土地使用权，在2009年1月7日廊坊市市长办公会上已经议定了该土地“可依据批准的规划，按照商业和住宅用途分别确权登记。商业酒店与住宅项目应同时开工建设。”亦即在孙宝荣与杨焕香于2009年8月25日签订顾问合同之前，该土地的用途即已获批为商业与住宅两类，孙宝荣关于由于其顾问工作使得愉景公司的土地由酒店用地变为住宅和商业用地的主张不能成立。因此，孙宝荣关于顾问费的说法前后莫衷一是，且无证据佐证，故本院对孙宝荣的主张实难采信。

从顾问费收条内容看，2011年6月16日的200万元收条、2011年7月30日的800万元收条、2011年8月25日的1000万元收条均记载孙宝荣收到了杨焕香以现金支付的顾问费，这与孙宝荣主张以顾问费冲抵投资款的陈述不符，孙宝荣亦承认杨焕香从未以现金形式支付过顾问费。因此，顾问费收条记载的内容与客观事实并不相符。4000万元顾问费收条是由孙宝荣单方出具，4000万元也没有实际支付，据此不能证明杨焕香同意向孙宝荣支付4000万元顾问费。电话录音表明，杨焕香并不同意孙宝荣以顾问费收条作为支付入股金的凭证，对孙宝荣出具顾问费收条亦提出了异议。

故此，在孙宝荣没有证据证明杨焕香同意变更顾问费以及双方达成了以顾问费冲抵1200万元投资款的情况下，孙宝荣辩称以顾问费冲抵支付了1200万元投资款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杨焕香和愉景公司返还的2591万元是借款还是投资款问题。杨焕香及愉景公司在向孙宝荣一方付款2591万元时在银行付款凭证上并未指明款项用途，刘建秀出具的收款收据上虽然注明“还借款”和“还款”，但这只是收款方的单方意思表示，在双方对还款用途产生争议的情况下，根据举证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应由孙宝荣对其主张的杨焕香返还的2591万元系借款而非投资款承担举证责任，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与杨焕香之间、愉景公司与刘建秀之间存在2591万元的借款关系。孙宝荣提供了自己以及其控制的廊坊中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杨焕香以及杨焕香控制的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证据，但这些证据与孙宝荣主张的证明目的之间不具有关联性，不足以证明孙宝荣与杨焕香之间、愉景公司与刘建秀之间此前存在2591万元借款关系，孙宝荣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此，本院对孙宝荣主张杨焕香返还的2591万元为借款而非投资款不予认可。

关于209万元垃圾清运费等杂费问题。孙宝荣主张，其代杨焕香支付了项目工地垃圾清运费等杂费209万元，该笔款项包括在杨焕香最终决算出具的1.4亿元总收条内，并提交了《垃圾清运合同》加以证明。本院认为，孙宝荣所提交的《垃圾清运合同》并不能证明其主张。从时间上看，杨焕香出具最终决算1.4亿元的总收条在2011年11月28日，而《垃圾清运合同》则是在2011年12月３日才签订，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则是在垃圾清运完毕之后。因此，在杨焕香出具最终决算1.4亿元的总收条时，垃圾清运合同尚未订立，不存在需要垫付款的问题。从金额上看，《垃圾清运合同》约定的合同金额仅为23万元，远少于孙宝荣主张的垫付金额。况且，孙宝荣并未提供任何付款凭证，无法证明其实际垫付了209万元杂费。故孙宝荣主张垫付了209万元垃圾清运费等杂费并以其抵作了投资款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可。

综上，本院认为，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孙宝荣支付了1.4亿元投资款，而仅能证明孙宝荣支付了1.2591亿元，扣除已经返还的2591万元，本院认定孙宝荣实际支付投资款本金为1亿元。

2.对于政府机关及其他职能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人民法院应当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判断，如上述证据不能反映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则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李明柏诉南京金陵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6年第12期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无论是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还是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均应客观真实的反映案件事实，并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对于政府机关及其他职能部门出具的询价意见、咨询意见等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应当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判断，如上述证据不能反映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则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本案中，金陵置业公司违反合同约定，交付的房屋存在质量问题致李明柏不能正常居住，应承担违约责任。李明柏请求以同期房屋租金为标准计算其因房屋质量问题而造成的实际损失，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关于租金损失的计算标准问题，原审法院以南京市江宁区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咨询的意见作为涉案房屋的租金标准，并以此计算房屋租金损失，即 2010年涉案房屋租金认定为9000元／月，2011年认定为9900元／月。根据市场一般行情，决定房屋租赁价格的因素主要包括房屋面积、户型、地理位置、装潢档次、周边环境等因素，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询价意见仅是认定房屋租赁价格的参考和证据材料，而不应成为认定涉案房屋租金标准的直接依据。

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房屋租金标准远低于美仕别墅区位的同类房屋实际市场租赁价格，故该询价标准不符合当时涉案房屋租赁市场价格的实际情形。因此，原审法院仅以向物价局的询价标准来认定涉案房屋租金损失显失公平，在计算涉案房屋租金实际损失时，应当综合房屋市场租赁价格真实情况据实予以认定。而李明柏提交的同地段房屋租赁协议虽证明涉案小区有业主出租房屋租金可达到每月21 000元以上，但该租金价格仅系个别业主根据自己房屋的区位及装修情况，结合租房人的实际需求，协商达成的价格，并不具有普遍性。

3.合同在性质上属于原始证据、直接证据，应当重视其相对于传来证据、间接证据所具有的较高证明力，并将其作为确定当事人法律关系性质的逻辑起点和基本依据。若要否定书面证据所体现的法律关系，并确定当事人之间存在缺乏以书面证据为载体的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必须在证据审核方面给予更为审慎的分析研判。在两种解读结果具有同等合理性的场合，应朝着有利于书面证据所代表法律关系成立的方向作出判定，藉此传达和树立重诺守信的价值导向

——洪秀凤与昆明安钡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6年第1期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民事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过程中形成的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除基于法律特别规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需要通过法律关系参与主体的意思表示一致才能形成。判断民事主体根据法律规范建立一定法律关系时所形成的一致意思表示，目的在于明晰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边界、内容。

一项民事交易特别是类似本案重大交易的达成，往往存在复杂的背景，并非一蹴而就且一成不变。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于此间历经某种变化并最终明确的情况并不鲜见。有些已经通过合同确立的交易行为，恰恰也经历过当事人对法律关系性质的转换过程。而基于各自诉讼利益考量，当事人交易形成过程中的细节并不都能获得有效诉讼证据的支撑。

合同在性质上属于原始证据、直接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有关证据证明力认定原则的规定，其应作为确定当事人法律关系性质的逻辑起点和基本依据，应当重视其相对于传来证据、间接证据所具有的较高证明力。仅可在确有充分证据证明当事人实际履行行为与书面合同文件表现的效果意思出现显著差异时，才可依前者确定其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亦即，除在基于特定法政策考量，有必要在书面证据之外对相关事实予以进一步查证等情形，推翻书面证据之证明力应仅属例外。

民事诉讼中的案件事实，应为能够被有效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此外，透过解释确定争议法律关系的性质，应当秉持使争议法律关系项下之权利义务更加清楚，而不是更加模糊的基本价值取向。

在没有充分证据佐证当事人之间存在隐藏法律关系且该隐藏法律关系真实并终局地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的场合，不宜简单否定既存外化法律关系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体现和反映，避免当事人一方不当摆脱既定权利义务约束的结果出现。

此外，即便在两种解读结果具有同等合理性的场合，也应朝着有利于书面证据所代表法律关系成立的方向作出判定，藉此传达和树立重诺守信的价值导向。综上，若要否定书面证据所体现的法律关系，并确定当事人之间存在缺乏以书面证据为载体的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必须在证据审核方面给予更为审慎的分析研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交易习惯”是指，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或者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针对“交易习惯”问题作出相关规定，其意旨侧重于完善和补充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内容，增强当事人合同权利义务的确定性。而本案并不涉及运用交易习惯弥补当事人合同约定不明确、不完整所导致的权利义务确定性不足的问题。在前述立法意旨之外，运用“交易习惯”认定当事人交易行为之“可疑性”，应格外谨慎。

首先，关于房屋交付时间问题。案涉房产存在违反规划超建楼层且尚未报批即行出售的事实，在此情况下，当事人约定在合同签订之日后近四个月时交付房产。而即便不考虑前述事实，在现房买卖情形中，如何约定交房期限方符合“交易习惯”，有无必要乃至是否形成“交易习惯”，同类一般交易判断是否已经形成普遍共识，尚存较大疑问。

其次，关于房屋价格问题。抛开此节是否属于“交易习惯”的问题，对不合理低价的判断，亦须以当时当地房地产管理部门公布的同等房地产之价格信息为参考依据。虽安钡佳公司称对其法定代表人张晓霞与张琳婕是否为亲属关系不得而知，但其确认张琳婕同张传文(与张晓霞户籍迁移时间、原因，迁出及迁入地均相同)身份证号相同的事实。张琳婕与安钡佳公司《商品房购销合同》的备案登记，已于2014年4月22日(一审庭审时间为2014年9月23日)因退房原因被注销。一审法院未查明相关事实，亦未对安钡佳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所作陈述与前述合同约定单价出现明显差异的事实给予必要关注，径以双方当事人约定价格明显低于安钡佳公司与张琳婕在案涉合同签订之日近30个月前所订合同中约定价格为主要理由，否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房屋买卖法律关系，理据不足。

此外，至本案当事人签约时(2013年8月21日)，昆明市进一步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实施意见已经在当地施行 (2011年1月1日生效)。根据该意见的前述相关规定，可以认定洪秀凤所持本案交易价格符合合理区间的主张成立。

再次，关于付款问题。案涉合同约定的购房款支付方式为分期支付，但在洪秀凤所为一次性支付及安钡佳公司受领给付的共同作用下，应当认定其属于合同履行之变更。将此种合同履行变更视作与正常买房人的付款习惯相悖，理据尚不充分。而洪秀凤向安钡佳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晓霞付款1900万元，也符合该公司所出具付款委托书的要求。购房发票系当事人办理房地产变更登记过程中所必需，一审法院认定安钡佳公司此前先行开具购房款收据违背房屋买卖“交易习惯”，并得出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法律关系的结论，缺乏足够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本案736万元款项性质，双方所述均无合同依据且无其他证据佐证。然据前所述及，也不宜基此通过解释和推断得出推翻书面证据所反映当事人法律关系存在的结论。

最后，关于借贷法律关系问题。洪秀凤与安钡佳公司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且已经备案登记，在实际履行过程中，虽然有些事实可能引发不同认识和判断，但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洪秀凤与安钡佳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且安钡佳公司对其所主张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诸多核心要素的陈述并不一致的情况下，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

本案二审庭审时，当庭播放了沈汉卿与安钡佳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晓霞于2014年11月10日(一审庭审之后)的通话录音。其时，安钡佳公司一审所持抗辩意见已经固定，但安钡佳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晓霞在通话中对洪秀凤之购房人身份却是认可的。至于安钡佳公司主张支付吴基协的1840万元系其所归还的借款本金问题，因其未提供任何证据支持，本院难予采信。如有争议，当事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证明标准是负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法律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本案中，洪秀凤已经完成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房屋买卖法律关系的举证证明责任，安钡佳公司主张其与洪秀凤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安钡佳公司之举证应当在证明力上足以使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

而基于前述，安钡佳公司为反驳洪秀凤所主张事实所作举证，没有达到高度可能性之证明标准。较之高度可能性这一一般证明标准而言，合理怀疑排除属于特殊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对排除合理怀疑原则适用的特殊类型民事案件范围有明确规定。

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一系列行为明显不符合房屋买卖的“交易习惯”，进而基于合理怀疑得出其间系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贷民事法律关系的认定结论，没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本院予以纠正。

4.印章真实不等于协议真实。协议形成行为与印章加盖行为在性质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协议内容是双方合意行为的表现形式，而印章加盖行为是各方确认双方合意内容的方式，二者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在证据意义上，印章真实一般即可推定协议真实，但在有证据否定或怀疑合意形成行为真实性的情况下，即不能根据印章的真实性直接推定协议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印章在证明协议真实性上尚属初步证据，人民法院认定协议的真实性需综合考虑其他证据及事实

——陈呈浴与内蒙古昌宇石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6年第3期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5．3补充协议真实性的认定问题。2011年9月，陈呈浴以与昌宇公司存在5．3补充协议为据，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11年，昌宇公司在本案管辖异议二审期间向福建高院对5．3补充协议上昌宇公司的真实性提出司法鉴定申请，经福建鼎立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鉴定意见为印章真实。

本案一审期间，昌宇公司又于2013年5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书》，除再次对5．3补充协议上加盖公章的真实性提出鉴定申请外，另提出对公章与文字形成的前后顺序、文字形成日期、纸张日期进行鉴定的申请，一审法院经审查对昌宇公司再行提出印章真实性的鉴定申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但因公章与文字的前后顺序、文字形成日期等对认定协议的真实性亦有重要影响，原审法院以公章与文字形成先后不影响协议真实性的判断为由，不予支持，确有不当。

在5．3补充协议真实性的认定上，该协议加盖的印章虽为真实，但因协议形成行为与印章加盖行为具有相对独立性，协议形成行为是双方合意行为的反映形式，而印章加盖行为是双方确认双方合意即协议的行为，二者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在证据意义上，印章真实一般即可推定合意形成行为真实，但在有证据否定或怀疑合意形成行为真实性的情况下，即不能根据印章的真实性直接推定协议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印章在证明协议真实性上尚属初步证据，人民法院认定协议的真实性需综合考虑其他证据及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5．3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有如下不足：

第一，5．3补充协议对5．1协议的风险负担进行根本变更，不合常理，陈呈浴对此变更不能进行合理说明。根据2004年9月26日陈呈浴、刘景印与昌宇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陈呈浴等在获得采石生产、定价、销售所属矿山产品权利的同时，对生产、销售活动中所需的资金、物力等均需自行解决，自行承担在生产经营中因自身原因引起的责任；同时，陈呈浴等还需一次性给付50万元开发补偿费，并据商品荒料的价格按比例向昌宇公司交纳补偿金。可见，合作合同的风险主要在陈呈浴一方。

之后，双方签订2005年5月1日《补充协议》，决定终止上述《内部承包合同》，该《补充协议》虽有昌宇公司同意以优惠条件与陈呈浴签订新合同之内容，但同年5月1日签订的5．1协议仍有陈呈浴负责生产、销售活动的资金、人力、物力以及税金，承担生产经营活动中因自身原因引起的各项责任义务等内容；同时，5．1协议还对协议履行期间陈呈浴不合理开采、开采权转让、不按约给付补偿金等约定昌宇公司享有单方解除权，并约定因此造成的损失由陈呈浴自行承担。

可见，陈呈浴与昌宇公司无论在前的《内部承包合同》还是在后根据昌宇公司给予陈呈浴优惠条件签订的5．1协议，合作风险几乎全部由陈呈浴承担。

但5．3补充协议对双方合作合同期间的风险作了完全相反的约定，即合作合同风险完全转移到昌宇公司一方。根据该5．3补充协议内容，无论协议有效或无效、昌宇公司单方或法院判定协议解除或终止，昌宇公司均有义务对陈呈浴除经营损失外的全部投入予以退还。同时，该《补充协议》有关剥夺他方鉴定申请权及明确诉讼管辖地等内容，进一步将风险完全转移到昌宇公司一方。

本院认为，在合同当事人的缔约地位并未改变，且依约昌宇公司全部矿山使用补偿费仅240万元的情况下，上述约定超出了合作协议的合理范围，不合常情、常理；陈呈浴对仅时隔一天后签订5．3补充协议根本变更5．1协议内容，虽解释是受到昌宇公司和他人所签合同的影响，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支持，其解释的可信性不足。

第二，5．3补充协议的基本内容存在矛盾，陈呈浴不能合理说明。5．3补充协议第二条规定5．1协议第一条中陈呈浴承担的损失限定为“经营损失”，以与5．3补充协议第一条所涉“投资”相区分。实际上，所谓“经营损失”反映的是投资与收益的关系，而陈呈浴履行协议中所投入的生产经营成本性质上即为投资，5．3补充协议对此又明确约定为自行承担，从而其主张自相矛盾。

再审庭审中，陈呈浴对协议正常履行条件下，生产经营成本与投资、生产经营风险不能作出合理说明；同时，其在法庭陈述中也表示主张投资是因为前期没有产品产出而其开挖的风化层对之后的生产带来了方便，如有产品产出，其投资和生产经营风险即自行承担。可见，其主张的生产经营成本与投资无法区分，经营成本是其自愿承担范围。

第三，陈呈浴在相关诉讼中从未提及5．3补充协议及管辖问题，不合常理。内蒙古自治区相关人民法院在审理陈呈浴与昌宇公司互为原被告的多起相关诉讼中，陈呈浴均未提及双方曾签订有5．3补充协议，亦未就管辖法院提出异议，其虽解释该5．3补充协议当时无法找到，是多年后在清理个人物品时偶然发现，但其前后陈述发现地点不一，结合该补充协议相关内容对双方关系的重大影响，其解释不合情理。

最后，5．3补充协议在形式上还存在甲方、乙方列法及明确协议份数的条款等与之前订约习惯明显差异的情况。综上，根据5．3补充协议的内容、形式及该补充协议的形成过程和再审庭审查明陈呈浴在原审中隐瞒重大事实信息的不诚信行为，同时考虑昌宇公司一直否认自行加盖印章且不持有该协议之抗辩意见，本院对5．3补充协议相关内容的真实性不予采信。

5.当事人在案件审理中提出的人民法院另案审理中作出的鉴定意见，只宜作为一般书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七十八条的规定，鉴定意见只能在本案审理中依法申请、形成和使用

——陈呈浴与内蒙古昌宇石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6年第3期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鉴证报告》的采信及认定问题。根据再审期间本院查明的事实，原审法院采信呼市中院审理陈呈浴诉昌宇公司合作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中委托兴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鉴证报告》作为认定陈呈浴实际损失的证据，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鉴证报告》是陈呈浴申请呼市中院委托兴益会计师事务所所作鉴证，因陈呈浴申请撤诉，呼市中院已对该案作出撤诉处理。本案原审期间，陈呈浴并未向原审人民法院提出有关损失鉴定申请，原审法院将陈呈浴提供的该《鉴证报告》作为鉴定意见予以质证和认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鉴定意见即使为原审法院依法委托，该鉴定意见在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亦应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否则不能采信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第二，本案《鉴证报告》属投入费用鉴证，不能作为认定投资损失事实的依据。该《鉴证报告》在内容上虽列明了陈呈浴开采期间开挖的土方量和石方量及各项费用，但并未说明开挖的石方量中有商品荒料及形成多少商品荒料，即并未包含产品产出情况。根据2005年6月，昌宇公司委托山西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进行的《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榆树沟村花岗岩矿区普查地质报告》及2005年9月8日内蒙古科瑞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榆树沟村花岗岩矿区普查地质报告评审意见书》，均认为合作开采矿区矿体分布稳定，覆盖层或风化层较薄，裸露地表，陈呈浴所采矿区的平均图解荒料率为 25．03％。上述地质普查报告及评审意见均为采矿的基本资料，陈呈浴作为合作采矿当事人，对此应该明知，其在履行相关开采协议期间并未提出异议。对此，本院予以采信。

昌宇公司主张《鉴证报告》所涉石方量中已有部分商品荒料产出，有一定可信性，且得到本院庭审查明事实的佐证，陈呈浴认为没有矿石产品产出，故意隐瞒重要案件事实，违背诚实信用的诉讼原则，对其陈述不予采信。

再审期间，陈呈浴于2014年7月20日委托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内蒙古地质勘查院所作《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榆树沟花岗岩矿区覆盖层调查报告》亦对矿区矿体的荒料率予以了调查，但该报告为陈呈浴单方委托，且勘测的是已经开挖的矿坑，矿体因开采已经破坏，无法予以认证，对此，本院不予采信。

6.按照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旅游经营者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完成公证、认证手续；在香港、澳门特区或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

——陈明、徐炎芳、陈洁诉上海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旅游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4期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关于“损失已实际产生”和“损失的合理性”的举证责任在于携程旅行社，如举证不力，则由携程旅行社承担不利后果。综观携程旅行社的证据材料，不论在证据的效力和证据的证明力上，以及直接证据、间接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上，都均无法形成令人信服的证据优势。

携程旅行社为其酒店费用损失提供了相关证据，但“收费证明”、“取消政策”等境外证据未经公证、认证，部分证据无翻译件，形式上明显存有瑕疵，难以证明携程旅行社实际发生了酒店费用的支出；携程旅行社虽辩称其扣除的金额中还包括了已经支付的签证费和保险费，但其未提供支付凭证。

法院在二审期间再次给予携程旅行社一个月的举证期限补充、补强相关证据，但其未能进一步有效举证，未提供经过公证、认证的境外证据，仅提供了与欧洲之星公司的邮件往来、报备文件，证明力较弱，难以印证损失已经实际产生并属合理，且均未得到陈明、徐炎芳、陈洁的认可；鉴于携程旅行社扣除相关费用欠缺证据证明，故陈明、徐炎芳、陈洁的上诉请求中部分内容应予以支持。

经二审法院核算，携程旅行社应退还陈明、徐炎芳、陈洁旅游费22 895．10元(旅游费合计55 326元—已退款29 751元—应承担的违约金2679．90元)。

被上诉人携程旅行社作为从事旅游服务业务的专业公司，在提供旅游服务的过程中，送签、办理保险、订房、交通等均由其安排，其在本案中应当有能力提供实际损失的确凿证据，但携程旅行社却怠于举证，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

7.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华镇名与孙海涛、吉林市轩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年第5期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孙海涛在再审申请时提出，其作为消费者依法对讼争网点享有的是一种居住的优先权，只要查明其没有与轩宇公司串通损害轩宇公司的债权人即华镇名的合法利益，即应支持其抗辩，驳回华镇名许可执行讼争网点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该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原因在于：

(一)孙海涛没有在2006年3月2日支付讼争网点的价款105 462元。孙海涛一审期间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二审期间，其提交了两份新证据：证据一、现金支票存根5份，证明孙海涛一共在银行提了 20万元现金，并且在3月2日向轩宇公司一次支付；证据二、注册资本实收明细表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用于印证证据一。华镇名质证称：1．两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2．不能体现钱款的用途。3．支票的主体是公司，应该认定为公司行为而不是孙海涛的行为。4．取款时间均发生在2006年2月份，和交款的时间间隔过长。本院认为，华镇名对此抗辩是成立的。理由在于：

第一，本院询问时，孙海涛陈述是“先交钱，后签合同”，明显违背常理。一般人购买网点这样的不动产哪有合同都没签，就先支付价款的。本案合同价款105 462元，如果不签合同，这个有整有零的合同价款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第二，孙海涛与轩宇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本身疑点也很多。

首先，孙海涛陈述合同尾部的“孙海涛”三个字是其妻代签的。孙海涛解释其理由是“因为我之前住院，身体不好”，“我写字难看”。在本院询问“对方知道你们是夫妻关系吗”，孙海涛回答：“知道”。上述回答，令人生疑。对于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对于签约时在现场的人，仅需在签约时写下自己的名字和签字时间，身体不好、写字难看能够成为孙海涛让其妻代签字的正当理由吗?此外，如果轩宇公司知道孙海涛和其妻是夫妻关系，那用其妻的名义购买网点也行，何必多此一举，用孙海涛的名义呢?!正常情况下轩宇公司应该让在场的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孙海涛本人签字。只有在极其罕见的特殊情况下，轩宇公司才会让在场的孙海涛的妻子代签字，且此时必须复印结婚证作为证据。如果不知道他们两人的关系，如果要证明，那要出示结婚证并复印，与其这样麻烦，还不如孙海涛自己在合同上签字，因为签字只是吹灰之力的事情。可见，孙海涛关于其妻代签字的陈述违背日常生活经验。

其次，合同尾部“孙海涛”签字下面没有写明年月日，不符合签订合同时签字后马上书写年月日的一般签字习惯，也与日常生活经验相悖。再次，合同的很多重要内容空白，如：1．付款方式及期限；2．买受人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3．出卖人应当将具备何种条件的网点交付买受人使用，如该网点经验收合格，等等；4．双方如何交接网点。出卖人不出示证明文件或出示证明文件不齐全，买受人是否有权拒绝交接；5．出卖人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6．关于产权登记的约定。最后，合同第三条约定，涉案房屋平面图见本合同附件一，房号以附件一上表示为准。但该合同并没有“附件一”。

第三，支票的主体不是孙海涛，而是公司。该款的所有权属于公司，而不属于孙海涛。孙海涛并没有举出其从该公司借款的证据。

第四，用支票提取现金的时间是2月 5日、6日、7日、9日、10日，金额共计20万元，但孙海涛陈述支付讼争网点价款的时间是3月2日，期间相差20多天。也就是说，孙海涛将20万元现金放在家里有 20多天时间，明显不合常理。这是因为，难道20多天前孙海涛就和轩宇公司协商好了要在3月2日购买讼争网点?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在3月2日当天或者前几天开出支票取现?或者将支票直接背书给轩宇公司?如果20多天前没有协商好，那么孙海涛举出的证据的证明力就非常弱，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关于“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仅此证据不能让本院确信这些现金是用来支付讼争网点的价款的。

第五，轩宇公司没有出具正式发票，而是临时收据。轩宇公司并没有所售网点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自然人一次支付10余万元从这样的公司购买不动产，属于重大行为，风险自然很大。面对风险很大的行为，孙海涛本应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但其不防范，不要求轩宇公司开具正式发票，令人生疑，因为临时收据可以不入账，是临时用的，而正式发票必须入账，是正式的，也有据可查。

第六，更为重要的是，收据本身也漏洞百出。1．大小写数额不一致。小写的数额是合同金额“105 462”元，但大写的数额却是“壹拾万零伍仟”，后面没有“肆佰陆拾贰元整”。对此明显的不一致，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孙海涛为什么不要求轩宇公司重写呢?2．财会主管、记账、出纳、审核、经办栏等皆为空白。为什么收款单位上述人员没有一个人签字呢?特别是经办人应当签字。孙海涛对此为什么不提出来呢?这明显不符合收款单位的工作人员书写收据的通常做法；3．落款年月日前皆为空白。这也与收款单位的工作人员书写收据的通常做法不符；4．公章并没有盖在左下角的“单位盖章”处，而是盖在收据的中部偏右处。

第七，鉴于轩宇公司承认收到该款的收据本身漏洞百出，该证据系孤证，没有任何入账记录佐证，且轩宇公司与华镇名具有利害关系，本院不能确信轩宇公司确实收到该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关于“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的规定，自认的效果仅适用于诉讼的相互对立的双方当事人之间，而不能适用于第三人。换言之，第三人不受该自认的约束。本案中，原告是华镇名，被告是孙海涛和轩宇公司。孙海涛和轩宇公司在本案中不仅不是相互对立的一方，而且其诉讼目的一致，就是阻止华镇名对讼争网点的强制执行，故轩宇公司对于孙海涛交付其网点价款的自认，对华镇名没有约束力。因此，仅有轩宇公司的自认，而没有轩宇公司其他证据如入账记录佐证，加之自认的孤证不是正式发票，而是收据，收据本身也漏洞百出，本院不能确信轩宇公司收到该款。

第八，因为孙海涛关于轩宇公司交付钥匙的陈述虚假，而其所举出的收据本身因存在多处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的地方，不能让本院形成其在2006年3月2日已经支付价款的内心确信，所以其关于支付合同价款的陈述，虚假的可能性很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综合考虑以上八点因素，本院认定，孙海涛在 2006年3月2日并没有向轩宇公司交付 105 462元网点价款。

8.出借人仅提供借据佐证借贷关系的，应深入调查辅助性事实以判断借贷合意的真实性，如举债的必要性、款项用途的合理性等。出借人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借款交付事实的，应综合考虑出借人的经济状况、资金来源、交付方式、在场见证人等因素判断当事人陈述的可信度。对于大额借款仅有借据而无任何交付凭证、当事人陈述有重大疑点或矛盾之处的，应依据证据规则认定“出借人”未完成举证义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赵俊诉项会敏、何雪琴民间借贷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4年第12期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故原告赵俊主张其与被告项会敏之间存在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其应就双方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以及涉案借款已实际交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现原告提供《借条》意在证明其与项会敏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关于借款交付，其主张因其无使用银行卡的习惯，故家中常年放置大量现金，200 000元系以现金形式一次性交付给项会敏。对于原告的上述主张，被告项会敏均表示认可，并称其收到借款后同样以现金形式存放，并于2007年8月2日以其中的10万元提前归还房屋贷款。被告何雪琴则明确否认涉案借款的真实性。

本案中，首先，原告赵俊在本案中虽表示向被告项会敏主张还款，但项会敏辩称涉案借款用于两被告夫妻共同生活，应由两被告共同偿还。

事实上，经法院调查，在两被告的第三次离婚诉讼中，项会敏也始终将本案借款作为夫妻共同债务要求何雪琴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基于本案处理结果与何雪琴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法院依法将其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后因项会敏的上述抗辩，原告申请追加何雪琴为被告。在此过程中，原告及项会敏一再反对何雪琴参加本案诉讼，不仅缺乏法律依据，亦有违常理。何雪琴作为本案被告以及利害关系人，当然有权就系争借款陈述意见并提出抗辩主张。

其次，基于两被告目前的婚姻状况以及利益冲突，被告项会敏对系争借款的认可，显然亦不能当然地产生两被告自认债务的法律效果。并且，项会敏称其于2007年8月2日用涉案借款中的100 000元提前归还房贷。

然而，经法院依职权调查，项会敏银行交易纪录却显示当天有100 000元存款从其名下银行账户支取，与其归还的银行贷款在时间、金额上具有对应性。此外，项会敏银行账户在同期存有十余万元存款，其购房银行贷款也享有利率的七折优惠，再以5％的年利率向他人借款用以冲抵该银行贷款，缺乏必要性和合理性。本案于2013年3月7日开庭时，项会敏经法院合法传唤明确表示拒绝到庭。上述事实和行为足以对项会敏相关陈述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故基于以上原因，原告赵俊仍需就其与项会敏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事实，承担相应的举证义务。

再次，原告赵俊自述其名下有多套房产，且从事经营活动，故其具有相应的现金出借能力。但其亦表示向被告项会敏出借200 000元时，其本人因购房负担着巨额银行贷款。为此，法院给予原告合理的举证期限，要求其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资产状况和现金出借能力，并释明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嗣后，原告明确表示拒绝提供相应的证据。

法院认为，原告明确表示放弃继续举证权利，而其提供的现有证据亦并未能证明涉案借款的交付事实以及原告本人的资金出借能力，其陈述的借款过程亦不符合常理，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至于项会敏个人对涉案借款的认可，因其与原告之间对此并无争议，其可自行向原告清偿，法院对此不予处理。

9.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作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虽然可以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但由于交通事故认定结论的依据是相应行政法规，运用的归责原则具有特殊性，与民事诉讼中关于侵权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归责原则有所区别。交通事故责任不完全等同于民事法律赔偿责任，因此，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案件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行为人在侵权行为中的过错程度，应当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根据民事诉讼的归责原则进行综合认定

——葛宇斐诉沈丘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市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丘支公司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0年第11期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中，虽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涉案事故属于交通意外事故，但是交通意外事故并不等同于民法上的意外事件，交通事故责任并不等同于民事法律赔偿责任。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的分配不应当单纯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的交通事故责任划分来确定，而应当从损害行为、损害后果、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主观方面的过错程度等方面综合考虑。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规定：“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本案中，鲍士许在驾驶车辆码表已损坏的情况下，仍将具有安全隐患的车辆驶入高速公路，主观上具有过失。

涉案车辆发生爆胎后，鲍士许在车辆制动、路面情况均正常且车辆系空载的情况下，未能采取有效的合理措施，导致车辆撞断隔离带护栏后冲入逆向车道，与正常行驶的葛信国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致使葛宇斐受伤。鲍士许的不当行为与损害事实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其主观上亦存在一定过失，葛信国驾车系正常行驶，主观上不存在任何过错。

鲍士许系沈丘汽运公司雇用的司机，案发时正在履行职务，因此涉案事故的法律后果应当由沈丘汽运公司负担，沈丘汽运公司应对葛宇斐受伤后的合理经济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被告人保周口市分公司、人保沈丘支公司认为事故系交通意外事故，鲍士许在事故发生时无过错，主张应当在交强险无责任赔偿限额内赔偿，是对民法上“过错”含义的片面理解，沈丘汽运公司应对损害后果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人保周口市分公司、人保沈丘支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赔偿限额内赔偿葛宇斐的经济损失。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根据该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本身并非行政决定，而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做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

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主要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在分析判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时，与民事审判中分析判断侵权案件适用全部民事法规进行分析有所区别，而且，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与民事诉讼中侵权案件的归责原则不完全相同。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从交通事故认定书划分责任的依据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交通事故的责任有两个因素，即行为人对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前述条款中的“作用”与“过错”并列，与民法中的“过错”不是同一概念，在交通事故中，行为人有同等的过错不一定承担同等的责任，过错大的不一定是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人。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该规定中，此类交通事故归责的依据不是发生侵权行为时的过错大小，而是侵权行为发生后其他违法行为。因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时归责方法与民法上的归责原则存在区别。

此外，在举证责任负担、责任人的范围等方面，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也与民事诉讼存在不同之处。

综上，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做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虽然可以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但由于交通事故认定与民事诉讼中关于侵权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归责原则有所区别，同时，交通事故责任也不等同于民事法律赔偿责任，因此，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行为人在侵权行为中的过错程度，应当结合案情，全面分析全部证据，根据民事诉讼的归责原则进行综合认定。

本案中，鲍士许在驾驶车辆码表已损坏的情况下，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将具有安全隐患的车辆驶入高速公路。肇事车辆发生爆胎后，鲍士许在车辆制动、路面情况均正常且车辆系空载的情况下，未能采取有效的合理措施，导致车辆撞断隔离带护栏后冲入逆向车道，与正常行驶葛信国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致使车内被上诉人葛宇斐受伤。该起事故的发生并非不能预见，事故后果并非不可避免。因此，应当认定鲍士许有过错，其不当行为与损害事实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葛信国驾驶的车辆正常行驶，车内的葛宇斐无过错。一审对此认定准确，应予维持。

10.签订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主张对方向法院提供的合同文本原件不真实，即应当向法院提供自己持有的合同文本原件及其他相关证据；如果不能向法院提供合同文本原件，亦不能提供其他确有证明力的证据以否定对方当事人提供的合同文本原件的真实性，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优势证据原则，认定对方当事人提供的合同文本原件真实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省泉州市煌星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6年第5期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十条及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书证的，应当提供原件，并在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地完成举证义务。据此，三木公司作为《协议书》签约一方主体，对其主张的合同撤销权负有法律上履行提供《协议书》原件的义务，但三木公司自始未能提供《协议书》原件，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煌星公司的《协议书》原件非真实制作而成以及内容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

关于三木公司提供的申达公司出具的《说明》是否具有证明力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申达公司作为知晓案件事实的证人，有义务出庭作证，作为《协议书》签约一方亦应当出具《协议书》原件，以证实三木公司持有的《协议书》复印件与原件无异，但申达公司没有就三木公司与煌星公司争议的待证事实出庭或提供《协议书》原件，因此，申达公司出具的《证明》不具有证明力，不予采纳。

关于高德公司、华天公司为三木公司出具的《担保函》的证明力问题。三木公司提供的《协议书》内容没有南南公司作为担保人提供担保的约定，三木公司亦未能就南南公司知道并认可高德公司、华天公司为其履行《协议书》作担保的事实进行举证证明。且其《担保函》内容不能证明煌星公司对三木公司存在欺诈的事实是否存在或真实。因此，该《担保函》亦不能作为证据采纳。

在双方当事人对《协议书》的形式与内容主张不一，三木公司作为签约一方又不能提供《协议书》原件或相反证据证明煌星公司《协议书》原件不真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优势证据原则认定煌星公司提供的《协议书》原件，能够证明《协议书》第五条关于“由于三木公司所购买的煌星大厦的房产为在建工程，并已作为投资投入南南公司作为资本”的内容，为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以此作为认定三木公司知道煌星公司已将三份《商品房合同》项下房产作为投资投入南南公司的证据采纳，并无不当。故对三木公司关于煌星公司持有的《协议书》原件内容为其变造，并对其隐瞒了该事实，已构成欺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