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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

一、阉割的起源：家畜与人

起源通常包含两个要点：时间和原因。在性质上，时间比原因单纯。但是在探讨人体阉割的起源中，时间与原因相比，甚至不是更难的问题，而是无从下手。因为人体阉割远远早于文字的发明。我们无从猜想它发生在文字记载了阉割之前的哪个时点。在性质上，原因虽远比时间错综复杂，却毕竟可以根据少许已知事实，加上一点假设和丰富的想象，进行逻辑推导。虽得不出定论，却可以推翻一些误判，将猜想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中，故可能做出有意义且有趣味的思考。

一个流行已久至今不衰的说法是：动物的阉割启发了人的阉割。各种家畜阉割之先后时间，现在还说不清。但是鸡犬之类的小型家畜的阉割对人类启示不大。家畜启示说的支点是，牛马阉割后变得驯顺，启示了权势阶层改造他者身体获取温顺奴仆，即开始了创造第三性别的尝试。但这种解释没有完结，它只是将阉割人体的动因推到牛马那里，但阉割牛马的动因是什么呢。不错，阉割后的雄性牛马极大地改变了性情，但那是阉割的结果，将它看作原因，将犯下倒果为因，即所谓目的论的错误。人类学家伊萨克反其道行之，提出人的阉割启发了动物的阉割，而人的阉割的动因是宗教追求（1970）。此说无改很多学者依旧认为动物阉割在先。Taylor说：“人体阉割肯定晚于动物阉割（公元前6200-4500年）。……Uruk（笔者注：美索不达米亚西南部苏美尔人的古城）早期（公元前4500-3700年）可能是人体阉割的起源时间。”（Taylor，2000，169）Oliver R.,Almushatat A.（2019）说:（人体）阉割的最早文献之一见于公元前4000年巴比伦人对Ishtor女神崇拜的记载。两人对人体阉割的年代认识一致，即大约6000年前。

动物的驯化是其阉割的前提。戴蒙德给出的人类驯化即家养动物的最早年代。狗10000年前，绵羊10000年前，山羊10000年前，猪10000年前，牛8000年前，马6000年前。其中狗和猪的最早驯化地中包括中国。（戴蒙德，1997，166）与人类阉割关系密切的是牛与马。二者驯化的时间被不断修正。牛的驯化时间被提前。克里斯蒂安说（2004，他的说法参考了海瑟与温克的著作）：“牛被驯化的最早的确切证据是距今大约9300年。”罗伯茨（2017，113）说：“在1万年到1.1万年前，近东地区出现了家养牛，之后向外扩散。”马的驯化时间被推后。目前最早的根据是哈萨克斯坦北部的Botai遗址5500年前的马骨化石，但是尚存争议。（李水城、王恺，2009）确凿的证据是4000-3800年前的古巴比伦陶范上人骑马的图案（李零，2020），且其驯化的时点一定早于该陶范。

袁靖著《动物考古学》（2015）说，中国家养动物的最早年代分别是：狗10000年前，猪9000年前，绵羊5600—5000年前，山羊3700年前，黄牛4500—4000年前，马（黄河中下游）3300年前，鸡3300年前。

综上所述，一方面，牛羊是从外部传入中国的，中国家养牛羊晚于世界约5000年。故不能排除，牛羊与其阉割术一道传入中国。当然动物最初的阉割有可能与人的阉割同时发生。另一方面，人体阉割晚于人类驯化牛、羊、猪约4000年。而动物的家养与其阉割之间必定有不短的间隔。正是在这个时段中人类开始了祭祀。最早的祭品中兼有人与动物，即人祭和牺牲。中国古代的“太牢”是皇家的最高级别的祭祀，“牢”在甲骨文中的含义是家养的牲畜，而“太牢”要祭献牛、猪、羊三种祭品。

从祭祀中人祭和牺牲的同步发生，到人与牛的阉割的发生，中间有一个不见任何文字记载的失却的环节，留给我们去想象。

写于先秦的《礼记 月令》讲述祭祀：春季“其祀户，先用脾”，夏季“其祀灶，先用肺”，年中“其祀中霤，先用心”，秋季“其祀门，先用肝”，冬季“其祀行，先用肾”。这段文字颇为费解。自汉代始，注释者们将心肝脾肺肾与五行的金木水火土结合，成为主导的解释。但是先秦时代还没有五行说。五行说长期成为主导窒息了其他解释。拨开五行说的迷雾，笔者以为，祭祀中讲述五种脏器，最大的可能是讲述在不同的季节以不同的脏器作祭品。当代人类学家发现某些民族的宗教中有“手指祭”，即砍下一节手指祭神，并提出“以局部换全身”的解释。祭祀中用牲畜的某个脏器代替整个牲畜，颇符合这一逻辑。古时祭祀的方式有别。有祭祀后祭品大家分食的，也有烧掉的。如是后者，“以局部换全身”就更具解释力。即使是过后大家分食，祭祀规格也从来都是大小不等的，既然有大牢小牢之分，或许也有整体与器官之别。心肝是局部，阳具也是局部。为什么后者不可以单独作祭品呢，特别是在生殖器崇拜形成后。和其他的区别是，生殖器特别是睾丸，单独割下后不毙命。笔者以为，这是阉割的起因。

有了阉割就有了阉牛与阉人。笔者猜想，人与家畜的生殖器都曾经作过祭品。同时猜想，阉人也作过祭品。就人体而论，很可能曾经有过三种祭品：完整的活人，人的生殖器，阉人。以童男童女祭神，史不绝书。为什么要选择童男童女，因为祭祀主持者认为他们比成年人纯洁。后者脏在何处？脏在性活动。如此阉割后的成年人就纯洁了。所以人祭中很可能有过以阉人作祭品的。但即使曾经存在，也不会是长久的事情。因为西周以后人祭被禁。以阉人祭神只可能存在于阉割产生到人祭禁绝之间的时段中。

几乎所有宗教都认为性是不洁的，所以阉人更干净。《圣经·旧约》多次提到“阉人”，从无贬低，隐含尊重。《马太福音19：12》说：“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笔者觉得最后一句译文费解，故呈上英文：He that is able to receive it,let him receive it.）从12世纪始，一个阉人团体一直守护着麦加的穆哈默德墓地。不管笔者想象的以阉人祀神在历史上存在与否，因为无性圣洁的观念，阉割自身以侍奉神灵的信仰者一直存在着。

古汉语中寺人与宦官两个词汇的通用，颇耐寻味。寺字在西周金文中开始出现。寺字未见于甲骨文，但其上下两部分之和又都出现在甲骨文中。

西周金文“寺”字

陈梦家在讨论商代祭名时提到之与又，将二者列在祭名的第七类即“无所属”中。乃至我们只知道它们是祭名，不知道更多（陈梦家，1936）。或许洞悉这两个祭名的内涵，是解开下面谜团的突破口。二字都是祭名，它们以后合成的“寺”字极可能也与祭祀相关。《说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从寸。即寺是有法度的场合，祭祀的场所。有理由推论，寺人可能是主持祭祀者。问题在于，古代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寺人”的意思却是宦官。其一是周公所著《周礼·天官》云：“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官之戒令，相导其出入之事而纠之。”其二是写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经》：“未见君子，寺人之令”（秦风·车邻）；“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小雅·巷伯）。其中的寺人被研究者们认定是宦官的意思。《周礼》《诗经》的写作时间与载有寺字的青铜器或同期，或最多晚二百年。以后“寺人”作为宦官的别称一路传下去。叶舒宪的解释是：“早期文明中的神职人员常由阉人来充当，这正可以解释‘寺’字为什么又成了宦官的名称。”（参见叶舒宪，2018，109-110）前半句话的根据是西方的早期宗教。而后半句建立在这样的推论上：寺是祭祀场所，寺人是祭祀主持人，而寺人又成了宦官的称谓，故祭祀主持人也是阉人。事情有可能是这样的。尚不能证实的环节是：祭祀主持人是阉人。现在只能说是可能，不然为什么以寺人称呼宦官？假设如此。那么其后的历史是，阉人从祭祀人士渐渐转变为王及其后宫的侍者，最终几乎完全从祭祀领地消失。自然，当奴仆、卑贱成了阉人的主体，也就再难提供原初圣洁、牺牲的特征。

前文说过，性格驯顺不是阉割的原因，是阉割的后果。在大型动物：牛、马、人类这三者中，阉割对雄性性格的改变太大，三者辐辏起来影响着阉割的扩大。《后汉书·宦官传》中说宦官“情志专良”，精准地说出了皇权使用第三性别的原因。而“驯”字带有“马”的偏旁，则说明阉割在三种大型哺乳动物牛、马、人类的性格改变上，马最突出。马是从西域传入中国的，中国人养马晚于输出地至少一千年。笔者以为，很可能驯化和驾驭马的方式同马匹一并传到中国。马车夫吆喝牲口的用语“得儿、驾、喔、於”，与汉语语音差距太大，很可能就是马匹输出国的语言。从性格改变看，马的阉割对阉人的启示应该最大。但事实不是逻辑。人的阉割是与牛的阉割一同发生。马的阉割在二者之后。人类阉割马匹始于何时，笔者没看到国外的资料。中国确凿的证据竟然不是文字，而是秦始皇兵马俑。其中车马中的马匹都没有睾丸，而骑乘的马匹中有阉割的有未阉割的。有学者说，最先阉割马匹的是中国人。笔者尚不敢相信。秦代只有14年的历史，秦俑中有了骟马，说明马的阉割在战国时代一定开始了。虽然宦官在西周已经存在，但秦开启的帝国制度是其繁荣的土壤。骟马性格的剧变，将比牛更大地刺激人们认识第三性别。顺便说到，今天赛场上85%的赛马是骟过的，这说明阉割一点不减少它奔跑的速度。赛马中只有15%是母马和未骟的公马。后者极难驾驭，让它参赛是因为想为这匹种马做广告。

二、宦官的起源：美索不达米亚与中国

汉谟拉比（公元前1792-1750）是古巴比伦的君王。将近3800年前的《汉谟拉比法典》（公元前1776年）有这样的条款：“第192条，阉人之养子或神妓之养子倘告抚养彼之父母云：‘你非吾父’或‘你非吾母’，则彼应割舌。第193条，倘阉人之养子或神妓之养子获知其父之家，因而憎恶抚养彼之父母，而归其父之家，则彼应割去一眼。” 阉人的权益写入法典，意味着他们在社会上存在有年。神妓应该是宗教人士，阉人与神妓分列，则很可能是宦官。但这是猜想，毕竟宦官一词未出现在该法典中。

宦官从始至终存在于亚述帝国（公元前935-公元前612）。这是宦官在世界历史上最早的记载。国洪更的论文讲述了宦官在亚述帝国的地位和作用。在亚述帝国前期（公元前934-745年），大将军和宦官总管都可以代替国王统帅远征军。且国王一直靠宦官制约大将军。曾有两个宦官总管被任命为两个行省的总督15年之久。帝国全盛期，宦官总管与大将军并驾齐驱，权势甚至压过后者。由俘虏构成的常备军的首领由宦官总管担任。帝国晚期，宦官总管有了合法地产和私人武装。（国洪更，2015）亚述帝国中的宦官不太可能是无由来的突然崛起。亚述南临古巴比伦王国。随着国势此消彼长，亚述帝国迫使古巴比伦与之合并，亚述帝国的国王成为统一后的国王。亚述帝国中宦官的地位和作用，几乎一定承继着古巴比伦王国的宦官传统，此亦证明《汉谟拉比法典》中的阉人很可能就是宦官。

《诗经》说及周代的寺人，即宦官。《毛诗序》：“《车邻》（笔者注：诗中有‘寺人之令’句）美秦仲也。”秦仲是周代秦国国君（？-822年）。《毛诗序》:”《巷伯》（笔者注：诗中有‘寺人孟子’句）刺幽王也。”幽王（卒于公元前777年）是西周最后的君主。两诗旁证西周存在宦官。

西周之前有无宦官？殷代的甲骨文中有这样一条卜辞：“庚辰卜，王，朕（一个“凸刀”形甲骨文）羌，不死。”意思是：“庚辰这天占卜，商王阉割羌人，会不会死。”有学者愿意将此解释为，阉人去宫中作宦官。但该卜辞的字面上没有这个意思。

综上所述，历史上宦官的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早于中国。即使判定殷代出现了宦官，殷代—西周也大大晚于古巴比伦—亚述。阉人的出现也是这样。待解的疑问是：阉人与宦官是舶来品，还是中国独立的发明。

三、秦代：赵高与宫刑

《史记》中司马迁两次说到“隐宫”。其一，“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其二，“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两处“隐宫”长期被解释为“受过宫刑者”，如此前处标明赵高的宦官身份，后处揭示了秦代对七十万人施以宫刑。

讨论宦官干政，赵高是绕不过去的。即使笔者已经怀疑赵高是宦官，也要给读者一个交代。《史记》此点陷于争论，其后的史籍呢？《汉书》只因袭《史记》说赵高是中车府令，未提隐官。《后汉书·宦官列传》中没有赵高，既表明范晔不以为赵高是宦官，也暗含他清楚司马迁措辞的意思。认定赵高是宦官是唐代以后日益加固的认识。他们的根据大概还是《史记》中的“隐宫”，而非司马迁文中的“宦籍”，因为宦籍可以指官籍。（参阅鲁惟一，2005）但以后怀疑者不绝如缕。有学者说：如果说“隐宫”是受宫刑者，他们也属于“徒刑者”，说“隐宫徒刑者”文理不通。如此混沌长达千余年，是睡虎地秦简的发现澄清了谜团。其中一段简文：“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其不完者，以为隐官工，”译文：工隶臣斩获敌首和有人斩首来赎免他的，都令作工匠。如果形体已有残缺，用作隐官工。（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1978，93-94）隐官是隐蔽的做工处所，那里的人是刑满而身体残缺的人，他们可以结婚生子。以此解释《史记》赵高的段落，即：赵高的母亲受过刑，他们兄弟出生在“隐官”处所。也有学者不同意这是司马迁笔误，认为“宫”与“官”相同，隐宫、隐官都指隐蔽的工作处所，均无涉宫刑。《史记》还说，赵高发现胡亥不满，“乃阴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其弟赵成谋”，最终女婿阎乐带兵杀了胡亥。以上可证：赵高不是宦官。即使赵高是宦官，也不好说是宦官干政，因为他也是有官职的。且一个人的行为不代表一个朝代的政治特征。宦官干政要从东汉说起。

那么《史记》的另一段话呢：“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抛弃隐宫是宫刑者的解释后，这段话的主语该译作“肉刑后身体残缺者和正在服刑的七十余万人”。秦代刑罚种类繁多。一死刑，种类甚多。二肉刑：黥，劓，刖，宫。三徒刑，即强制劳役。四笞刑。还有多种，此处不赘。去作阿房宫和骊山的“隐宫”应该是黥、劓、宫刑后的人，刖刑后难以胜任如此劳作。主语中的“隐宫徒刑者”可以断句为“隐宫、徒、刑者” （参阅苏诚监，1996），也可以断句为“隐宫、徒刑者”。“徒、刑者”包括受到徒刑和刚刚受到肉刑的犯人。“徒刑者”仅指强制劳役的犯人。黥、劓、宫、徒，共计七十余万人。隐宫是刑满者，累计多年。徒刑（徒、刑者）者是正服刑者，出自近期。前者数量应该多余后者。我们无法确知七十余万人中宫刑者之多少，但那肯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秦朝不以宦官众多和干政闻名，但其阉人数量很可能冠于中国历朝历代。扔掉了隐宫是即宫刑的误解后，应重新求索秦代阉人的数量。低于七十万未必不是大数字。

在秦代，阉人中受宫刑惩罚的犯人一定大大多于宫中的宦人。也应该是自秦代开始了二者的此消彼长：宦官在阉人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二者不仅是社会身份的有别，身体残缺程度也不同。宗教、刑罚、宦官，很可能是阉割演进的次序。对前两者，切割睾丸足矣，丸茎俱除，既无必要，初时也做不到，因为这在手术上复杂太多了。由此推论，初时的宦官有可能是无丸有茎的，以后宦官中无丸者与丸茎全无的共存，最后统统是丸茎全无的宦官。马的去势只是切除睾丸，这就去除了性能力且改变了性情。君主为什么追求宦官的全部去除？笔者最初以为，那是君主畸形的性想象使他们不计手术的难度和阉人激增的痛苦，坚持丸茎并除。而后读到了两位医生的说法：“雄激素有两大类。一些活跃程度不如睾酮的雄激素，它们由肾上腺分泌。……值得一提的是，即使他很早就被摘除睾丸，他也能有几乎正常的性生活，只是精液的量要少得多，这种精液中显然不含有精子。”（贝拉依什，凯尔瓦杜埃，1996，17-18）一定是看到了切除睾丸的阉人居然有性能力，即使这在阉人中比重不高（笔者如此猜想），遂使君王令阉割操作者开辟出阉割中最艰难的手术：丸茎并除。阉割是残忍的，而这又是阉割中最残忍的。其增加的痛苦是双重的。其一，手术的痛苦远过于单纯切割睾丸。其二，术后的病患与永久的不便。因为削弱了憋尿的机能，有尿便会流出，必须在裤裆处放置毛巾类的东西。外部积尿容易逆向感染膀胱疾病，为减少排尿而不敢多喝水同样危害膀胱。且外部积尿让他们在气味上令人生厌。

在囊括各种动物和人的全部阉割中，切除其茎是唯一的，针对唯一的对象——人，为了唯一的目的——制造宦官。如前所述，宦官是从只切割睾丸演化到丸茎并除的。至少在中国，从秦朝前后的某个时点开始，作宦官必须切除丸茎并除。这是应帝王的需求和命令而实施的，它是帝制的地道产物。

待解的问题是，这是从何时开始？所有民族的宦官都被切除其茎吗？

四、汉唐：宦官干政

在东汉政治中，皇权之外，宦官、外戚、官员士子，三足鼎立。三者的惨烈争斗贯穿王朝后期。集中的体现是党锢之祸。争斗中三方的亡者均难以数计。第一次党锢后的改元大赦中，释放的官员士子一百多人。迎接他们出狱的车辆上百人数上千，可见士族的精神及他们与宦官集团之死结。该怎样评价东汉宦官？

史书是士人书写的，它只是一面之词，其中偏袒士人几乎是一定的。一方面对宦官的同情和理解会失缺。另一方面在正史中，对宦官的问题，他们与外戚、朝臣的冲突，都不可能从皇权制度的缺陷中寻找原因。既是因为没有第二个敢写谤书的司马迁，更是因为时代的局限。我们先谈皇权的制度问题，后从理解的角度说宦官。

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过幼帝，但以东汉为最。东汉历196年，14帝。只有前三位是成年登基。自和帝始，十个即位者（不算献帝刘协，他的上位来自董卓，与宦官无涉）年龄都不满16岁。十人中寿命最长的35岁，六人寿命在27岁以下，去世时统统没有年及弱冠（20岁）的儿子。详情如下（注：下面括号中为生年—登基年—卒年）：

和帝刘肇(78年—88—105年)，10岁即位，27岁卒。

殇帝刘隆(105年—105—106年)，即位时刚满月，8个月后卒。

安帝刘祜(94年—107—125年)，13岁即位，31岁卒。

婴帝刘懿（125—125），约百日时即位，二百余日后卒。

顺帝刘保(114年—125—144年)，11岁即位，30岁卒。

冲帝刘炳(143年—144—145年)，1岁即位，2岁卒。

质帝刘缵(138年—145—146年)，7岁即位，8岁卒。

桓帝刘志(132年—146—167年)，14岁即位，35岁卒，无子。

灵帝刘宏(156年—168—189年)，12岁即位，33岁卒。

少帝刘辩(176年—189—190年)，14岁即位。几个月后在董卓胁迫下自尽。

献帝刘协 (181年—190—234年)，9岁即位，有名无实。

少年登基，实际掌权的必然是外戚、宦官或顾命大臣。这三者掌权通常都不如成年皇帝。天下不属于代理人，小皇上一天天长大，交权的日子渐近，凡此都令代理人关注短期利益。而因为制度与文化的熏陶，没有非常原因到死他都是皇上，故成年皇帝比代理人更关心长期利益：守住江山传子嗣，留得生前身后名。连资质不高的桓帝和灵帝都没忘记请老臣评比他和父王，可见这事情他们有多么在意。

选择储君从来都带有任意性。不乏子嗣的壮岁君主在选择太子时尚且任性，常常不遵守嫡长子继位的潜规则。何况没有子嗣的天子早逝，要外戚、朝臣、宦官们商讨从藩王中挑选继位者。那必定是充满私欲、阴谋、暴力的多方博弈的结局。推出一位幼主常常是几方势力的共识：强悍的一方因此代掌权力，其他各方亦可避开强主继位后突降的风险。

东汉连番百年少主登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传统史家谓之“天命”，一面将不解的事情推给玄学，另一面注入了对王朝含蓄的谴责。但“天命”窒息了认知。当代学者恰恰要在现实中寻找原因：东汉皇室的生存方式，充斥后宫的阴谋诡计，等等。另一方面，为防范天子每每短命无嗣，为大汉天下计，本该从制度上避免少主，至少从藩王中挑选时设定20岁以上的门槛。窃以为，是狡诈而愚蠢的皇族不愿自缚手脚。如此才有了东汉12个幼主一路下来。这是东汉宦官干政的前提。

幼主时期三方博弈中为何宦官占了上风。

宦官原本弱势。他们断了亲族关系，没有支持系统，几乎是没有退路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宦官们因此有着常人没有的拼命精神。

对宦官的歧视贯穿古今。歧视，无论是对种族还是宦官群体，都必定包含一个特征：忽略该群体中个人品性上的差异。若区别看待，就不能将该群体成员统统视为低贱。这是歧视所以谬误之关键。是外部的歧视使宦官群体比外戚和朝臣更抱团。古代社会是男权社会。两个性别在男性统治下遭到歧视：女性和男性阉人。男性与宦官的冲突远远超过与女性，因为女性没有结成群体，而阉人在皇权身边结群抱团。皇权需要宦官，故官僚们不可能将之全部铲除。曹操对何进、袁绍说：当诛元恶，不必尽杀，见识赫然高于众人。深知对立群体的态度，故被歧视阶层一旦得手每有惊世的反弹。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进化就是驯化的历史。人类驯化了动植物，动植物也驯化着人类，使其放弃迁徙，恪守农时，等等（参阅郑也夫，2009）。人类也在自我驯化，没有人能自外其中。人类自身的驯化也依赖成员间的互动。皇权为了家天下的稳固不遗余力地驯化臣民。诡异的是在权力金字塔中，不是其中下部，而是托举塔尖的那部分，即宦官与官僚最大程度地被驯化。前者靠生理上去势，让他们性情驯顺，这是驯化的极致。后者靠道德说教，让忠孝内化。大部分动物那里没有孝的基础，子女成熟了就远走，母子再不相见。而母亲爱子女是本能，不需要教化。故孝是人类家庭这个生存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基石。皇权靠“忠”驯化官僚士子，忠是皇权的基石。宦官与官僚被驯化的同时，也在驯化着皇帝。士大夫阶层靠儒家道德和政治制度塑造君王。宦官则是靠着娇惯放纵、声色犬马，驯化着主子，这种驯化对幼主出奇地有效。乃至在驯化幼主的竞争中，官僚完败于宦官。幼主如果是来自藩王，登基后处在极度异化的环境中，甚至离开生母，包围他的是宦官们，那里没有管教，只有放纵和诱惑。幼主和宦官在如此互动中建立了他与官僚之间不具有的感情。动物尚且知道回报，况皇帝乎。皇帝对宦官的回报是什么？第二是钱财，第一是权力。在权力角逐中官僚败给宦官，还有各自不同的驯化方式所铸造的性格上的原因。东汉士大夫们的文化性败给了宦官的动物性。难道身体残缺的宦官有更多的动物性，是的，他们和动物一样眼睛盯准的是生存。为此他们可以伪造皇帝的文书，所谓“矫旨”，可以逼窦皇后交出玉玺。东汉的入仕靠道德举荐，士子受的教育也是道德礼义。道德本是心中的东西，举荐制度要士子们展示道德高下，使其日益走向虚荣和矫饰。东汉党人的行径中有巨大的剪刀差，行为可以视死如归，动机却多是道德表演，完全没有宦官们视胜负如生死的执著。

帝王在生理和权力上对宦官的依赖超过朝臣。刘邦病时拒见大臣。樊哙闯入见刘邦“枕一宦者卧，……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沛丰，定天下，……今不见臣等，顾独与一宦者绝乎。”每日肌肤相依的人，也是夺权最便利的商议者。桓帝14岁即位后一直处在太后兄长梁冀的淫威下，六年后靠着宦官杀死梁氏。他与宦官的交情岂是朝臣能比。

三方权力角逐中，官僚与外戚曾经联手。两方打不过一方，很大程度上败在外戚那里。窦武与何进同为大将军，握有重兵，二者的女儿和妹妹是皇后。二人都死于宦官之手。因为他们当断不断，不能像宦官那样立开杀戒，总觉得动兵前要对皇后（皇帝太小）有个交代。他们不知道皇帝和皇后都是被宦官伺候和驯化的，不会同意对宦官大开杀戒。迟疑人丧命于果决者。

幼主一登基就被宦官包围和驯化，但宦官系统不是幼主们而是成熟的先帝们造就的。成熟的皇帝没有像幼主被宦官驯化到如此不堪的程度，但他们同样依赖宦官。这是人性的弱点，是帝王们的普遍性格。就两个集团的性格而言，官僚系统更可能对皇帝提出不同意见，宦官更看皇帝的眼色，忠实照办，高效实施。极权者的普遍性格，使他们倒向后者。当幼主置身在父辈造就的宦官系统中时，东汉王朝的命运便每况愈下。

窦武的失败有运气的成分。宦官们对刚刚归来的军头张奂说窦武谋反，拿着盖有玉玺的御旨要他出兵。相比而言，屠夫出身、靠妹妹上位的何进更愚蠢。谋士陈琳说：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剿灭宦官，招来的各路诸侯不争雄吗？他却招来恶人董卓，又自投宦官虎口。袁绍在城外见何进身死，且早有窦武前车，一举破城，尽杀宦官，甚至殃及不是宦官的人。《三国志· 袁绍传》说：杀死二千人。笔者未见东汉全部宦官的数字，只好借此推想。

中国历史上，东汉、唐代、明代是宦官最嚣张的朝代。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三者中唐代宦官最为恶劣，根据是唐代最后九个皇帝，七个是宦官拥立，二个被宦官杀害。但笔者并不以为决定储君即最恶劣。唐朝最后九位皇帝的生卒、继位情况如下。

宪宗李纯（778年―805—820年），27岁即位，被宦官毒死，42岁。

穆宗李恒（795年―820—824），25岁即位。太子。服金丹死，29岁。

敬宗李湛（809—824—826年），15岁即位，17岁被宦官毒死。与以下二人同辈

文宗李昂（809—826—840），17岁即位，31岁卒。

武宗李炎（814―840—846），26岁即位，32岁卒。文宗的弟弟

宣宗李忱（810年—846—859年），35岁即位，49岁卒。是以上三人的叔父。

懿宗李漼（833—959—873），26岁即位，非长子，40岁卒

僖宗李儇（862―873—888），11岁即位，26岁。

昭宗李晔（867—888—904年），21岁即位，37岁卒。皇弟

其概况与东汉晚期皇帝颇为不同。其一，唐皇多数寿命正常，九人中30岁前死亡的只有二人（26岁和29岁），其二，多数有子嗣。就是说唐代的宦官不是像东汉宦官那样接过外戚挑选的幼主去操控，而是先有大权在握，后才决定储君。他们获得权力的大致过程如下。

还是太子时就宠信宦官的李隆基靠着高力士剪灭了太平公主的势力，坐上皇位。安史之乱中，宦官李辅国帮助太子李亨逼玄宗退位。自高、李始，宦官登上唐朝政治舞台，这有偶然因素。以后，藩镇对朝廷的长期压力，危机笼罩的皇帝害怕军头叛逆，遂使德宗任命宦官作禁军头领，宪宗任命宦官作上命下达的枢密使。监军汉代已有，是监督将帅的官职，宦官专任监军自玄宗始，德宗贞元十一年为监军铸印标志着其强化和制度化。《旧唐书》说：“督军则权过节度。“唐朝有48个藩镇，监军数量多于藩镇。概言之，在协调中央与藩镇的矛盾中，宦官集团执掌大权。其获得权力的路径和机制完全不同于东汉。

一连九个皇帝被宦官拥立或毒害，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但笔者不以为仅此可以认定唐代宦官最坏。唐朝有没有培养储君的制度？有，东宫系统是模拟朝廷锻炼储君的。但是在宦官涉政之前，皇室权力的更迭完全不遵守规则，充斥着阴谋、暴力和血腥。

且看从高祖到玄宗的权力交替。李渊的太子是其长子李建成，李世民借玄武门之变夺权。李世民的太子是其长子李承乾，父子猜疑后生变，承乾亡，第九子李治继位。高宗李治立长子李忠为太子后，又改立与武则天的儿子李弘。李弘与武则天生隙后神秘死亡。其弟李贤继位后被告谋反，被武则天废黜，再立李旦作傀儡皇帝。再后武则天直接称帝。武年迈时召回儿子李显立为皇嗣，李显等不及继位，抢班夺权。李显的太子李重俊看到危机，发动政变失败遭韦后杀。李显也被韦后毒杀。李隆基与姑姑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推出李旦二次登基。李旦挑选李隆基作太子。李隆基剪灭了太平公主的势力后，李旦让权给李隆基。

以上情节中完全看不到早已存在的继位规则及和平的权力更替。这场持续将近八十余年的权力博弈的主角是外戚，卷入其中的不乏朝臣。因为处在权力中心者，要么有心参与，要么欲罢不能。何况在权力游戏中，他们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某个集团中人。当宦官集团执掌大权后，他们可以在储君问题上置身其外吗？不要说怀揣政治野心，就是为了自身安全，也必须挑选和拥立某个皇室成员。

宦官集团参与后的表现如何呢？笔者不觉得他们比此前的博弈更肮脏和血腥。按照所谓正统的说法（实为正宗的血统论），皇位继替是李姓皇家的事情，外姓不得参与，奴才更不得参与。先说奴才问题。视宦官为奴才其实是皇权的专利。其他人这么看，是心理上期待有一个可以歧视的群体。在皇权面前可以说百官都是奴才。皇帝已经任命一些宦人为高官。若承认皇帝的任命，一个官僚可以歧视另一个官僚吗？如果朝臣可以参与皇储选择，官品同级的宦官为什么不可以。接着说外戚问题。按照正宗的血统论，作乱的是企图篡夺李家天下的武则天等人。最能保证李家天下的恰恰是宦官们。因为外戚和皇亲中野心和才能都超强的人，比如王莽、武则天，是要以王姓、武姓取而代之的。而宦官们因为自身的缺陷，不存此心。他们专心在皇室中寻找令他们放心的人。在笃信皇家血统的时代，异姓取代风险太大。正因为宦官操办储君的把戏中丝毫没有异姓篡夺的味道，所以这出戏能安稳地唱上百年。

即使上述说法含有挑战，也是很有限的。笔者无力论证唐朝的宦官是否史上最坏。只是说要论证这一点，只从拥立过七个皇帝，乃至存废中杀过两个，是不够的。

唐代宦官与帝王关系的最后一幕是挟持昭宗。而挟天子的把戏，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挟持者常以一人代表，但其实他（她）后面是军阀、外戚、宦官这些利益集团。三者中外戚的挟持所受到的谴责最微弱，而宦官最重。

天复三年（904年）丞相崔胤与昭宗商议诛杀宦官。消息泄露，宦官劫持昭宗到凤翔，崔胤逃到华州后请来枭雄朱温。朱温围困凤翔。守将向朱交出韩全诲等二、三十个宦官人头。朱温送昭宗回长安。《旧五代史》说翌日杀宦官第五可范等五百人（《新五代史》说七百人），两书的口气都像是天子诛杀。继而崔胤（亦说朱温）下诏书要各藩镇诛杀朝廷派到该地的宦官。907年朱温称帝。《旧五代史》说：“（该年）九月辛丑，西京大内放出两宫内人及前朝宫人，任其所适。”东汉末与唐末的诛杀宦官有所不同。袁绍所在的官僚阶层与宦官不共戴天，斩尽杀绝。唐末与宦官直接冲突的是宰相与天子，朱温看中的是从宦官手里抢夺皇帝，挟天子以令诸侯。故朱温称帝后放宦官一条生路。据称唐代宦官四千余人。诛杀不足一千，流亡各处约三千余。

唐朝曾经拥有的繁荣超过前代，后宫编制122人：一后，四妃，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很可能空前庞大。且其时宦官的事务早就广涉军政。这两个原因决定了唐朝及其后多数朝代的宦官数量超过东汉。

五、五代：乱世中的异类尝试

非常时期与正常年月是呈现人性与制度的不同场域，在认知上不可偏废乱世。五代短短六十年的历史中，在宦官问题上呈现出的起伏跌宕，颇堪寻味。

朱温与袁绍同为诛杀宦官者，虽程度有异。袁绍诛杀宦官后没有当上皇帝，后人无法判断他当了皇帝后对宦官的存废。朱温是第一位不设宦官的皇帝。不设宦官可行吗？后宫谁来打理，抑或朱温的后宫很小还是干脆没有？收集在《永乐大典》中的《旧五代史梁后妃传》全部失缺，只好以《北梦琐言》《五代会要》所载拼凑。乃至我们读到的《旧五代史》只讲到朱温妻室中一人：元贞皇后张氏。《新五代史》说及两位。在“元贞皇后张氏”中说：“后已死，太祖始为荒淫，卒以及祸云。”在“昭仪陈氏”中则说“太祖已贵，嫔妾数百。”两语似有矛盾。嫔妾无疑是后宫女子。皇帝作乐后宫不算荒淫吧。而朱温确实荒淫且及祸。新旧五代史都说到：朱温晚年两个儿媳妇轮流陪睡，在陪睡中刺探朱温立储的心思，最终给朱温带来杀身之祸。这让人不解：后宫数百人，为何还淫乱儿媳。何况后宫通常还意味着皇帝行幸的规矩。朱温折服于张氏，张氏令朱温收敛。从史书看，娶张氏之前和张氏卒后，朱温都是荒淫的。笔者猜想，朱温很可能就没有后宫。不是寡欲，而是他不要规矩到干脆不设后宫。如是就给朱温不设宦官提供了支点。嫔妾数百与没有宦官很难兼容。朱温不设宦官可能是历史上皇帝中的唯一。而轮番睡儿媳在皇帝中也算稀有。这二者合一在朱温身上。读者或者会问：您是不是希望没有后宫。这是本文不想涉及的道德判断，似乎又必须直面。没有后宫，皇帝可能更荒淫。我希望取缔宦官制度，推论便是取缔宦官服侍的后宫，至少是没有庞大的后宫。就对人性的摧残而言，宦官制度远远超过君主的荒淫。在持续千年的坏制度中，无出其右。

李存勖923年称帝，史称后唐，不久灭晋。在宦官设置上李存勖反朱温之道而行之。《旧五代史》说：“帝龙潜（未称帝）时，寺人（宦官）数已及五百。至是合诸道赴阙者约千余人。”《新五代史》则给出了他扩充宦官的过程：“庄宗初入洛，居唐故宫室，而嫔御未备。阉宦希旨，多言宫中夜见鬼物，相惊恐，庄宗问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时，后宫万人，今空宫多怪，当实以人乃息。’庄宗欣然。其后幸鄴，乃遣进（注：某宦官名）等采鄴美女千人，以充后宫。……庄宗还洛，进载鄴女千人以从”。这段史料少见地让我们看到宦官与皇帝的互动，促进宦官队伍的扩充。又说：“及庄宗立，诏天下访求故唐时宦者悉送京师，得数百人，宦者遂复用事。”904年崔胤请朱温杀宦官，演至923年，唐代自宫廷流亡的3千宦官估计还存半数，大多被李存勖收编。五代十国时代中国共有268州，后唐有123州，不足一半。唐代人口8000万，后唐人口大约1000万。后唐竟有宦官一千余人。由此说李存勖亡于宦官亦不为过。

李嗣源取李存勖而代之。《旧五代史》说：“天成元年，大赦天下。后宫内职量留一百人，内官三十人，教坊一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其余任从所适。……北京马步都指挥使李从温奏，准诏诛宦官。初，庄宗遇内难，宦者数百人窜匿山谷，落发为僧，奔至太原七十余人，至是尽诛于都亭驿。辛酉，诏华州放散西川宫人各归骨肉。”相比朱温和李存勖，李嗣源是仁者。他不开杀戒，而是遣散宦官。杀死70名宦官的是他手下人的行为。明宗李嗣源时期的宦官大约100余人。

后晋的石敬瑭以廉政著称，后汉的历史短暂，后周的君主胸怀大志。三个朝代都有数量不多的宦官。

五代十国其间因宦官而闻名于世的还有偏安一隅的南汉国（917-971）。盛传南汉有两万宦官。其说可能源自《资治通鉴》：“（南汉）宦官二万人，显官用事之人，大抵皆宦官者也。”笔者很难相信，从两方面讨论。其一，史书记载。薛居正（912-981），曾在后晋、后汉、后周、宋朝做官。南汉的最后君主刘鋹被宋军擒获，赵匡胤赦而不杀。薛居正身为宋官，又有著史的情怀，对南汉的特异事项焉能不闻不问。但他在完稿于973年的《旧五代史》中，讲述南汉前四位君主时，不提宦官字眼一次。在讲南汉末代君主刘鋹时说：“鋹性庸懦，不能治其国，政事咸委于阉官，复有宫人具冠带、预职官、理外事者，由是纲纪大坏。”仅此而已。欧阳修（1007—1072）出生时五代十国终结半个世纪了。他1053年完成《新五代史》，旨在对《旧五代史》纠错和补漏。其中南汉部分确实比《旧五代史》详细。书中说及后汉最后两位君主：“晟性刚忌，不能任臣下，而独任其嬖倖宦官、宫婢延遇、琼仙等。至鋹尤愚，以谓群臣皆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亲近可任，遂委其政于宦者龚澄枢、陈延寿等，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阉然后用。……尚书左丞钟允章参政事，深嫉之，数请诛宦官，宦官皆仄目。……鋹将邵延琄言于鋹（笔者注：下面邵氏谏言，此不赘）”这两位史家生卒都早于司马光，两书的完成都早于《资治通鉴》。南汉的宦官数量一定未给他们留下印象。《新五代史》说到两位敢于谏言的重臣，也与司马光“显官用事之人大抵皆宦官”不符。司马光之前的史家如此，之后的史家呢？清代吴任臣以搜集古书闻名，他在其《十国春秋》中说：“（南汉宦官）高祖时三百，中宗时千余人。”高祖是刘龑，中宗是刘鋹。他显然在挑战司马光的两万说。其二，人口。五代十国其间全国人口2500万。（葛剑雄，2019）南汉971年有170263户（王育民，1995）。以每户五口计，南汉共85万人。唐代人口寿命27岁，宋代30岁。去掉女性和14岁以下者，若20000宦官，就是南汉适龄男性的十分之一。这只是逻辑推论，却对两万说构成严重质疑。

1060年完成的《新唐书》说：“（唐代时）诸道岁进阉儿，号‘私白’，闽、岭最多。有籍可考者十人，岭南一隅之地即占其三。”这指出了南汉兴宦的由来。唐灭，宦官大量流亡。但笔者不认为会大量回流岭南。因为从长安到南粤的盘缠不是多数宦人所能承受。且低级宦人回家乡不是件有面子的事情。笔者的判断，岭南是唐朝宦官的提供地。乾化元年（911年）刘隐已经进封南海王。本地的阉人不能输送大唐长安，便自产自销，效力本地君主了。而一个80余万人的小国，即使宦官千人（《十国春秋》的说法），数量已持平李嗣源的后唐，同为五代十国之最。

朱温和李嗣源开启皇帝取缔和高度缩编宦官之先河。这当然关乎前车之鉴。其后的君主中亦不乏其人，特别是开国君主。赵匡胤规定宦官不超过50人。朱元璋初始限定宦官在百人以内，禁止自宫。清朝亦达到适度限制，大约3000宦官。但取缔乃绝无仅有，高度缩编也难以为继。皇权需要驯顺的、无性的、没有过多亲属利害的奴才。连溥仪逊位后都迟迟不能尽弃宦官。

六、明朝：宦官规模

明朝宦官涉政擅权比东汉、大唐均有过之。刘瑾、魏忠贤权势之大，不下于历代任何宦官。此已为专业史家和通俗作者详述。故此节仅只聚焦明代宦官数量。

盛传明朝有宦官十万。虽未见扎实的证据，著作者们仍不断重复这说法，至多后缀一句：可能夸大，但数量很大，可能数万。如此表述其实是不作为。真实数字未必能得到。但既然研究，就该摆出全部史料，推敲、斟酌，以限定可信数字的范围。笔者不自量力，抛砖引玉。

著作者们关于十万的论据其实少而又少。最常引用的是下述两条资料。其一，王誉昌（1635-1705）著《崇祯宫词》中说：“中珰七万人皆喧哗而走，宫人亦奔走都市。” 宦官以珰为冠饰，故常以中珰称宦官。明亡时，王誉昌才九岁。他的说法显然是道听途说。而文学作品又不必对史实，特别是数字负责。故不足信。其二，周同谷（明末清初人，曾为史可法幕僚），其《霜猨集》被作序者誉为史诗。其中有诗：授兵十万上谯楼，可是文皇靖难收。只费杜勋三四语，尽从濠内一时投。其“授兵”被解读为宦人组成的净军。诗中杜勋是崇祯的心腹太监，被派去监军，却打开城门投降了李自成。中国诗歌在修辞上有夸张传统，若以此为史实就太不严肃了。

笔者以为，以下两条史料远比上述坚实，可作推论的基础。

彭韶（1430-1495），侍宪宗、孝宗两帝，官至资善大夫、刑部尚书，卒谥惠安，赠太师太保。《明史·彭韶传》云：“二十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明年正月，星变，上言：‘彗星示灾，见于岁暮，遂及正旦。……监局内臣数以万计，利源兵柄尽以付之，犯法纵奸，一切容贷，此防微之道未终也。’时方召为大理卿，帝得疏不悦，命仍故官巡抚顺天、永平二府。”彭韶是出名的敢言者，曾因谏言两次被皇帝下狱，所幸被言官救出。有此经历，他言之诤诤上奏的宦官数量，不可能无根据。该奏可以帮助我们确认：成化二十年（1485年）有“数以万计”的宦官。

陈洪谟（1474-1555），曾任漳州知府、都御史、兵部左侍郎，政声甚好。所撰《继世纪闻卷五》（记述当时政务、吏治、边疆等事的笔记，嘉靖初年完成）中说：“是年（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内侍巾帽靴袜合用紵丝纱罗皮张等料，成化间二十余万，弘治间三十余万，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万，及是年至七十二万矣。”按照工部奏，从成化年间到正德十六年，在内侍，即宦官巾帽靴袜上的开销上，增长了3.6倍。

彭韶奏中云“内臣数以万计”，我们姑且理解为10000-11000。假设“内侍”开销增长与宦官人数增长成正比，乘以3.6倍，得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的宦官数字：30000—36000。

笔者找不到明代明确记载的宦官数字，以上是从上述两条史料做出的推论。这当口得到了老友李宝臣先生的指教。他对其曾经发表的文字稍作补充和加工，发给敝人，如下：

记录明宦官数量的著作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清朝的，无论官方的说法还是孤忠遗民的著述，都将数目做大以彰其政弊。最具代表就是清圣祖的明后宫太监十万、宫女九千；二是明本朝官员与文人的记录。他们厌恶太监，在批评宦官干政乱政与靡费国家财政时总是要夸大宦官群体的规模，使用的数万之类的数字绝非统计意义上的。三是宦官系统以及与之交集过事的朝廷衙门的文件。这才是考察明代宦官数目最重要的资料。明代宦官人数大抵在11000人到16000人之间变动。太监不是每年都补充的，间隔较大，且不固定，视减员状态与补充需要而由皇帝或权阉决定，间隔短的一般五六年，长的十几年。在此，摘录两组数字以作参考：

“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内（供用库太监梁政报告）：在京领饷的太监为15000余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十八）。嘉靖八年司礼监呈报12639人（梁材《复议节财用疏》，《明经世文编》卷一百零二）。嘉靖十五年补入3455人（《明世宗实录》嘉靖十五年六月壬辰条）。三年到八年，间隔五年，太监减员在2500人左右。平均每年减员约在500人上下。再到十五年间隔七年，进一步减员当在3500人上下，恰好补入3455人以维持八年的人数。太监总数在13000人左右。

《神宗实录》万历元年九月甲申朔条：隆庆六年(1572年)九月，工部报告：“两京内官旧使人等，自隆庆五年(1571年)九月至六年八月，除事故511员名，实在12729员名。”《神宗实录》万历十一年七月丙午条：“元年、六年内共收过六千余名。”元年(1573年)四月增补了3250人，六年(1578年)增补了3000人左右。隆庆六年到万历六年间隔六年，除去减员的3000人左右，实际存量12729人加上3000余人，总数16000人上下。万历登基的头十年，帝尚年少，首辅张居正与权阉冯保相协辅政，太监人数激增，当属冯保扩充个人势力行为。万历十一年(1583年)二月，亲政的万历帝驱逐了这两批增补的太监。不久，于七月又复招收两千余人。太监总数比隆庆六年时有所下降。

不管皇帝与权阉多么热衷扩充名额，也不管自阉投奔之人多么企盼进宫，太监名额一直受到财政支付能力限制。仅上述隆庆六年九月报告的12729名太监的一年靴银，就要用去72127两4钱白银，为此工部请求向营缮司、都水司挪用。（参阅李宝臣，2019，52-53）

李先生又说：

明代收录太监，皇帝谕旨下达后，由礼部公布，会同司礼监办理。收录后根据需要分拨于各宦官衙门，与南京、中都、湖北显陵以及地方上的王府。严禁京外各拥有使用太监权力的机关私自收录。阉割时时发生，宫廷收录却不定期。间隔短的时期，未被录用人数一般小于太监总数。间隔大的，未被录用的大于太监总数。《世宗实录》嘉靖元年正月辛未条：原充南海子海户净身男子龚应哲等万余人。尽逐还原籍。《世宗实录》嘉靖七年三月壬申朔条：净身男子韩春等凡八千余人守阙奏乞收用。驱逐。万历二十九年，收录4500人，以后到四十八年，未见有大批收录的记载，故经过十九年减员，存量大约在6000人左右，《熹宗实录》泰昌元年秋九月乙酉条：先是有诏选净身男子三千人入宫，时民间求选者至二万余人蜂拥部门喧嚷。因之推测明代自嘉靖以后。常态的阉割人在20000到28000之间。

万历十一年距离明朝覆灭只有80年，其间宦官数量不可能有太大的增长。李宝臣先生给出的宦官数字中，嘉靖三年15000人和万历六年的16000最高。而前者是“在京领饷”的太监数量，还需加上留都南京的太监。笔者非专业史家，是在找不到数字记载时做出的40000推论，可能有误。姑且留个靶子，供专业人士辨析明代成化—正德年间的宦官数量。李先生给出的16000宦官数字大大低于流传的十万。而同时，待岗阉人的数量竟超过现役宦官，令人咋舌。汉唐时宦官不乏源于战俘或令番邦上贡的。演变到明代供大于求，原因不一而足。而一千余年来，帝制下民风奴化亦是原因之一。16000现役宦官，是中国历史上宦官数量的最高峰。加上20000以上待岗者，共计50000左右的阉人。秦、明两朝的阉人数量，当为世界史上之双峰。

七、透视帝制的视角

阉割很可能起源于祭祀和宗教。其过程和细节远未获得充分的揭示。它移植到人体的奇异效果被权势者发现和利用。于是阉人的性质骤变，阉人的数量剧增。

尽管历史上宦官曾见于世界多地，其使用也不囿于王室，但是大规模的宦官群体是帝国的产物，其消亡亦跟随帝国的终结，它与帝国相始终。它是认识帝国，认识权力形态，认识驯化、奴役及一个被极度扭曲阶层如何反弹的重要视角。

笔者读到的最早的宦官专著是日本作家的汉译本。有趣的是他的国家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上没有宦官的民族。对此他这样解释：

日本万事都学中国，可为什么没有采用宦官制度呢？日本古代社会和异民族很少有广泛的接触，或者以一种力量和另一种力量产生剧烈冲突而出现征服的事情(从扬子江沿岸来的倭人是温和的农耕民族的迁移，朝鲜半岛南部来的人也没有发生异民族之间的激烈冲突），没有庞大的后宫，没有宫刑这种刑罚，佛教的影响，单一的农耕民族，等等都是原因。（寺尾善雄，1985，46）

笔者不知道这本书的翻译是否忠实。如是，笔者以为在原因寻找上作者没有打中要害。游牧生存方式不是关键。该生存方式与动物阉割关系密切。但在转化到人的阉割及宦官的使用上，远逊于诸多农业民族。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建立的辽、金、元王朝中的宦官规模，远低于以农耕为主的汉民族建立的王朝。冲突与征服亦非关键。欧洲中世纪各民族间战争频繁，阉割战俘及转为宦官都并不流行。作者提到了后宫，却没有追寻后宫背后的东西：皇权。庞大的后宫只属于皇权，少见于封建。日本没有宦官的关键是其历史上只有封建，没有皇权。欧洲同为封建制，也同样没有产生大规模的宦官。

亚述、埃及、波斯、拜占庭、奥斯曼、中国，历史上的帝国几乎无一例外地拥有庞大的宦官群体。帝王离不开奴才，他们原以为身体改造后的阉人是人类中的工蜂：没有性能力，性格温良驯顺，少了亲属与后代，故欲望与私心最小。但工蜂是在漫长而独特的进化路径中产生的，在人类中无法复制。去除了睾丸，依旧有肾上腺分泌的激素。没有了性能力，依旧有权力欲和占有欲。勤劳的工蜂是不需要外力刺激的。而驾驭宦官同驾驭百官一样靠奖惩。帝王给宦官的奖赏是允准他们拥有养子和财富，成为左膀右臂后更赋予他们权力。乃至最终，庞大宦官金字塔上层的权宦们，已经完全不像无欲少求的工蜂。他们拥有家室、财富和巨大的权力，甚至可以驾驭帝王，颠覆王朝。而宦官的路径完全是帝制搭建的。最坏的宦官也坏不过宦官制度，那些罪恶几乎都是宦官制度及其背后的皇权帝制的题内之意。宦官的诸多罪过，与其说是他们的专属，不如说代行，或是那个高度集中的大权一时落到他手中。他们不做，帝王和其外戚也会做。

宦官是帝制肌体上的毒瘤。中国两千余年中，对宦官的讨伐史不绝书。但讨伐聚焦于宦官，统统无涉皇权。这种讨伐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歧视。通过歧视，讨伐者们在心理上抬高了自己，麻痹了自己，漠视了自己其实也在帝国的驯化与奴役的连续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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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