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第六波]第六波财富是什么?

作者：埃里克·拜因霍克

引子

19世纪的最后一天，英国皇家学会，欧洲著名的科学家欢聚一堂。

台上，开尔文男爵，正在发表新年祝词。

自1687年《自然科学的哲学原理》问世以来，物理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经典物理学在三大支柱（经典力学、经典电磁场理论和经典统计力学）的支撑下，基础牢固，蔚为大观。日臻完善的理论，似乎为一切物理现象提供着满意的答案。

这份乐观也感染着身为物理学家的开尔文男爵，他宣称：物理大厦已经落成，剩下的只是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

出于科学家的严谨，在展望20世纪物理学前景时，他指出：有两个与理论相矛盾的实验结果，宛如物理学万里晴空中的两朵乌云。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这两朵乌云，一朵催生了量子力学，而另一朵则是相对论的先导。

宏伟壮观的经典物理学大厦，就这样坍塌了。

现如今，如此体量的范式转移，正在经济学领域发生着。

这就是《财富的起源》这本书想要告诉我们的。

也许，要不了多久，传统经济学的教科书，将会面临一次彻底的重写。

范式转移

经典物理学的巨大成功，使得它的影响力逐步扩大到更广阔的领域。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期，我们看到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都在努力从中汲取养分。

经济学家从诸如运动、能量等物理概念中获得灵感，将经济类比为在大碗底部滚动的橡皮球。经过初始的波动后，经济橡皮球最终会在碗底的静止点或均衡点停下。此后，它将保持不动，直到外部的力量撼动、压弯或冲击大碗，从而将球推到一个新的均衡点。

经济橡皮球模型：均衡、震荡及新均衡

在过去数百年间，主流经济学框架认为，由于受到技术、政治、消费者品位转换以及其他外部因素的冲击，经济是一个不断地从一个平衡点移动到另一个平衡点的系统。

就像20世纪物理学天空上的两朵乌云一样，经济理论的完美与经济发展的现实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我们来看下图：

人类财富的爆炸性增长

回望250万年间的经济发展史：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内，几乎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突然之间，天翻地覆。

如果以全球人均GDP来衡量人类创造的财富，当我们长时间沿着曲线水平前行，却在末端仰望天际的时候，很难想象我们对经济发展的感受会是碗里的橡皮球。

那为什么人类的财富，会在突然之间爆发，而不是平稳增长呢？

对这个问题，作者开宗明义的提出自己的观点：经济学正经历着百余年来最深刻的变化。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

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正在由牛顿开创的机械论世界观，转向由达尔文开创的进化论世界观。

在这个视角下，经济被视为是一种进化系统。

进化通过如下简单有力的三步走公式：

变异、选择、放大

既驱动了【生物圈】的进化次序和复杂性，也驱动了【经济圈】的进化次序和复杂性。并且，同样的程序不仅促成了寒武纪时期物种多样性的爆发，还促成了工业革命时期库存单位多样性的爆发。

从定义上来说，传统经济学的均衡系统是一种静止的状态，增长需要诉诸外力；而进化系统则意味着变化和动态，从而让增长能够自然发生。

在这个新范式中，我们的目标、理性和创造力确实在经济中起到了作为驱动力的重要作用，但它们只是作为更广阔的进化过程中的一部分而起作用的。

同时，经济进化并不是一个单独的过程，而是物理技术、社会技术和商业设计三者相互联系的过程。

借由试错，最适应的商业设计在特定的经济背景下胜出，并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经济波动和增长模式。

这样的经济系统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与之对应的经济学被称为复杂经济学。从很多方面，复杂经济学能够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济现象提供更恰当的解释。

在接下来的几节中，我们将就这些重要观点，做更深入的探讨。

复杂经济学

与传统经济学相比，复杂经济学在以下五个方面，有着重大的区别。

区分复杂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五个【重大理念】

经济是一个动态系统

观察经济的一个有用切入点是动态系统。系统的当前状态是前一个时刻的状态以及两个时刻之间的变化的函数，分别用存量与流量来表示。存量是指事物的累积，而流量是存量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速率。

在动态系统中，存量与流量之间的关系链条被称为反馈回路。如果某个系统的输出数据是另外一个系统的输入数据，那么这两者之间就会形成反馈回路。

通常有两种反馈类型：正反馈会强化、加速或放大正在发生的事情，无论是良性循环还是螺旋式下降。负反馈是一种抑制性的循环——相对于强化，它的作用是相反的。

正反馈会加速变化。拥有正反馈的系统因此能够呈现出指数级增长、指数级崩溃或振幅不断扩大的震动。而负反馈则会抑制变化，使事物重新回到常态。拥有负反馈的系统倾向于把事物推回到某个设定的点、某种均衡或以越来越小的振幅进行震动并逐渐停息。

动态系统还有一个组成部分——时间延迟。即做出调整，到收到反馈之间，所流逝的时间。代表性的例子是，在不熟悉的宾馆洗澡时调水温。时间延迟越长，你就越难掌握淋浴器，偏差也就越大。

如果一个动态系统拥有多种存量和流量，它们既通过正反馈也通过负反馈进行互动，那么我们不难看到系统将很快变得复杂。当加入时间延迟的因素后，驱动和削弱将会脱离平衡，脱离同步，导致系统以高度复杂的方式产生振荡。

我们对于经济的第二个观察结果是：它是一个非线性系统。

非线性动态系统的第一个特性是，对于初始状况的敏感性。老话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二个特性是，具有路径依赖性，换言之就是其会受到历史影响。就像打高尔夫球，每一次的挥杆，取决于前一次的结果。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中，发生任何一点变化都会使得结果大不相同。

这两个特性，使得非线性系统难以掌控，并且在许多情况下都无法预测。

复杂经济学认为，经济是复杂的，但不混沌。

正如天气的长期高度精准预测永远不可能实现一样，经济的长期高度精准预测也不可能实现。尽管如此，我们会在经济中看到大量的周期现象。这些经济循环，既不是特别规律也不是特别随机，它们的周期性并不完美。

与此同时，众多行业的价格和产能的周期震荡，比基础需求或经济整体的震荡要激烈得多。

对此，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翰·斯特曼教授，通过三种关键的缓冲库存，建立了实证模型。

• 首先，小部件的库存。库存充当着客户的不确定需求与工厂的生产之间的缓冲器。这部分的库存，几乎是实时调整的。
• 其次，即刻可用的产能存量。正常情况下，大多数工厂的产能利用率不到100%（通常为80%），这为工厂带来了一些短期的弹性产能。提升短期产能的时间延迟可能是几小时，也可能是几个月。
• 最后，长期产能的总量。建造新工厂、雇用更多员工等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最终，模型表明，三个调整速度各不相同的反馈环结构，以及人为误差会使得这样的周期几乎不可避免。

行为主体是通过归纳推理进行决策的

经济最终是为人服务的，所以任何经济学理论的核心中都有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

典型的问题包括：

• 我们是如何进行经济决策的？
• 我们运用的是什么类型的信息？
• 有哪些我们更擅长或更不擅长的决策类型？

找到人类行为的一些基本规律，理解这些微观层面的规律，可以更好地理解宏观层面的经济行为。事实上，人类的行为中充满着规律。

传统经济学，将经济中的人类个体视为理性人。个人在购物的时候，有着明确的偏好，并为需求赋予了概率，同时还有着明确的预算。理性人通过最优化计算，来权衡所有这些因素，最终得到一个绝对最优的答案——购买还是放弃！

将完全理性作为一种假设是为了将经济学装进19世纪的均衡框架里。然而，完全理性不是一个好的规范模型，因为即便人们希望如此行事，事实上他们也做不到。

实际生活中，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比如在如下的称为【最后通牒博弈】的例子中的表现，就和完全理性相差很远：

在一次长途飞机旅行中，坐在中间座位的女士提议：她是个有钱人，愿意拿出5000美元送给右边的你和左边的商务人士，前提是你们能够达成一致的分配方案。假设商务人士提议他拿4990美元，你拿10美元。你会怎么做呢？是接受还是拒绝？

如果你跟其他大多数人一样，那么你会拒绝这个提议。为什么？因为它不公平——商务人士就是一头自私的猪！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拒绝这个提议完全是非理性的，毕竟即使只得到1美元，你也是白赚的。

更多的【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人类是“有条件的合作者”，只要对方慷慨，自己也会慷慨，同时人类也是“利他的惩罚者”，人们会回击那些作出不公正行为的人，甚至不惜以自己的当前利益作为代价。

除了有限理性之外，人类还经常会犯错误。普遍的错误和偏差包括：

• 框架偏差：问题的设计方式将会影响我们对问题的看法。
• 以偏概全：人类有一个坏习惯，即从很小的、具有偏差的样本里得出普遍性结论。
• 可用性偏差：人们倾向于利用容易获取的数据来做决策，而不是寻找那些有助于作出良好决策的数据。
• 风险判断困难：大多数人在论证可能性和评估风险的时候都会遇到困难。
• 迷信的推理：我们往往只能看到最直接的原因并因此混淆随机因素与因果联系。
• 心理账户：传统经济学对所有的钱都一视同仁。然而，人们通常会把钱放进不同的心理隔间里。

不仅如此，更多的研究表面：没有人（哪怕是最聪明的套利者）可以进行完全理性理论所描述的计算。而且，许多类型的经济问题都不存在完全理性的解决方案。

如果我们不是完全理性的，那我们行为中的有限理性从何而来？

认知科学研究发现，人类是了不起的故事讲述者和聆听者。故事对于人类思考来说至关重要，这是因为我们处理信息的主要方式是归纳。归纳的本质是通过模型认知进行推理，以及根据证据中的多数情况进行总结。

换言之，故事是人类学习的一种方式。

当新故事发生时，人类首先通过比喻和类比将新经验与旧模型联系起来。其次，我们的大脑很擅长填补缺失信息所造成的裂缝，新故事帮助我们完善认知模式。最终，人们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解释他们所认定的模式。

人类在使用归纳法的同时也在使用演绎法，但是用得不如归纳法熟练。当被难题困住的时候，我们会利用逻辑推理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还不断地评估基于模式的判断成功与否，这样就可以从经验中学习。

正是漫长的进化，在让我们变得快速、灵活、大多数时候正确，而不是缓慢、脆弱、在逻辑上保持完美。

经济是一个复杂互动网络

对于任何复杂适应系统而言，网络都是一个关键因素。若行为主体之间没有互动，就不存在复杂。

比如，生物世界是由一个庞大的网络层级组成的：分子在细胞之中互动，细胞在生物体之中互动，而生物体在生态系统之中互动。

经济世界同样依赖于网络。地球被道路、下水道、供水系统、电网、火车轨道、输气管道、无线电波、电视信号以及光缆环绕着。这些东西提供了物质、能源和信息的高速通道和偏僻小径，它们在经济的开放系统中川流不息。

此外，经济还包含着大规模的、复杂的虚拟网络：人们在公司之中互动，公司在市场之中互动，而市场在全球经济之中互动。跟生物界一样，经济世界的网络是由网络之中包含网络的层级构成的。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对网络效应变得熟悉。比如社交软件，使用的人越多，就越好用。

然而，网络效应并不是平滑和渐进的，而是高度非线性的。在积累的初期，可能不温不火。当到达某个【引爆点】时，会突然变得风靡起来。

数学生物学家斯图尔特·考夫曼研究了节点之间随机进行的连接过程，发现了在从小型串到巨型串的【相变】发生在某一具体时刻，即边与节点的比率值超过1时，随机的网络突然从稀疏连接变成了密集连接。

这个过程有助于理解，生命诞生所需的化学反应网络最初是如何形成的，互联网用户的爆发式增长，某些政治运动是如何在突然之间爆发的，以及是什么导致了股市的波动。

有着广泛连接的复杂网络，还会呈现出小世界效应。比如社交网络中，存在着所谓的六度分割理论，即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可以通过6个人（或更少）联系到任何人。类似的，还有航空网络。

之所以，人们之间的连接会这么短，是因为随机的朋友在起作用。比如你在度假中认识的人，就会在你们之间架设起连接你们各自的发小、校友、同事、同行和现在的邻居的桥梁。

基于此，社交网络已经进化成为【规律性】与【随机性】的高效混合体。同时包含着秩序与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随机连接。

在社交网络中，社会关系最好的人实际上是那些与多样化群体有接触的人，他们能与任何人交谈，或在各种情境下与各行各业的人交朋友，从而成为连接力最强的人。这也让陌生人之间的社交，变得更有意义。

当我们观察大规模网络的时候，会看到正反两个方面。

• 大即是美：节点与连接越多，网络所承载的信息规模越大，创新的可能性也会呈指数级增长。比如，10个人可以运作好街角咖啡店，造大飞机的波音公司却需要18万人。
• 大即是糟：网络连接的高度复杂，使得局部的积极变化导致其他部分出现消极变化，甚至产生所谓的复杂度灾难，使得密集连接网络的适应性变得越来越低。比如，部门分工的细化，导致项目变动，需要开会的次数指数级增长。复杂的相依性，以及不同部门的约束冲突，使得决策速度变慢，并最终导致了官僚僵局。

如此一来，组织中就存在两股相互矛盾的力量：由节点增加而产生的信息化规模经济以及由冲突限制的逐步发展而导致的规模不经济。

随着组织规模的增长，其可能性呈指数级增长，与此同时，其自由度呈指数级坍塌。相依性与适应性之间的张力是网络的一道浓重色彩，深刻地影响着各种类型的系统。

对此，网络理论表明，组织可以采取两种行动，其一是降低连接关系的密度，其二是提高决策的可预见性。

层级网络是密集局部和分散局部的混合体。传统观点认为层级是官僚的特征，是适应性降低的原因。事实上，在僵局形成之前，层级可以降低相依性、使得组织覆盖更大范围，从而提高适应性。

另一种做法是赋予层级结构中的各单元以更多自主性，被形象的称为自治区。惠普公司有一个多年的规矩，当业务部门的营收超过限额时，就会强制一分为二。此外，当私募股权公司买下大公司的分部之后，其业务表现往往会实现巨大的提升。

优秀的网络系统需要对变化保持适度的敏感。如果对变化不够敏感，那么这个系统就无法跟上环境变化的步伐。如果系统对于变化过于敏感，那么小变化就会产生大影响。

进化往往非常有效，可以在权衡中找到规模效益与复杂性不经济之间的平衡点。

经济是一种涌现现象

传统经济学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经济观，它从个体决策者开始，然后逐步建立起市场和经济；宏观经济学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经济观，它从诸如为什么会出现失业等问题开始，然后深入研究以找到答案。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理想情况下不应该有单独的微观经济学或宏观经济学。一个人应该能够从微观行为开始向上归纳，或者从宏观模式开始向下深入，并且能够在一个理论中灵活使用这两种方法。

1201-1993年英国消费品价格指数，资料来源：费舍尔（1996年）

在查看如上图所示的经济时序数据的图表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数据中的多个模式。

• 第一是长期的增长趋势；
• 第二是这一增长的顶部是三个驼峰，每一个都持续了几百年，
• 然后是许多较短的起落周期，每一个只持续了短短几年。

图中的数据既不是完全规律性的，也不是完全随机的。这些经济数据中的模式，对以均衡为核心的传统经济学形成了显著的挑战。

为了解释商业周期振荡，传统经济学依赖外源性的输入，将其看作是周期的主因。20世纪30年代，亲历大萧条的凯恩斯，为了解释经济为何会如此显著地脱离均衡，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一个动态的理论。

经济世界中的人们会由于某种原因感到焦虑，消费者和商人会因此变得更加保守，减少开支，同时持有更多的现金。这些行为会使得货币退出流通循环，最终造成了消费和投资下降、失业率上升，以及更多的消费者和商人产生焦虑情绪，从而让经济走向螺旋式的加速下降。

尽管凯恩斯主义已经背离了传统的经济学正统观点，融入了不完美的理性、动力学和时间延迟性。但更有效的解释，还是来自复杂经济学。在这一理论中，将宏观经济模式视为涌现现象，即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特征是内生于个体及环境的相互作用中的。

整体体现了个体所不包含的特征，典型的模式包括：

• 振荡：是复杂适应系统的一个共同特征。当需求激增、库存下降时，消费者会过量预定；随着这波订单过剩的浪潮在供应链上蔓延，它就被放大了。反之，当需求退潮、库存积压时，消费者会大幅削减订单，有些甚至会降至零。订单过剩和订单不足的振荡波会在供应链上下波动，从而产生代价高昂的盛衰周期。
• 间断均衡：进化的道路并不平坦，长时间的相对停滞时期，其间穿插着爆炸性创新时期和大规模灭绝时期。系统中相互作用的网络结构，是这种模式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多数技术创新的影响是有限的，直到某项创新击中某一个关键物种，与之相关的变化在网络中扩散，从而原有结构的崩溃中引发一场巨变。
• 幂律：是复杂适应系统的另一个特征。比如，地震能量每增加一倍，相应震级的地震发生的概率就会降低3/4倍。幂律广泛分布在各种现象中，包括生物灭绝事件的规模、太阳耀斑的强度、城市规模的排序、交通堵塞、棉花价格、战争死亡人数，甚至人均收入以及国家的GDP增长。股票价格的波动在分布的尾部遵循明显的幂律，因此金融市场的波动性远高于传统经济学让我们相信的水平。

不稳定的振荡、间断均衡和幂律，这些都是复杂的适应性经济在起作用时的标志性行为。

经济是一个进化系统

复杂经济学最有力的主张之一就是，组织、市场和经济不仅仅是像进化系统，它们确实就是进化系统。

进化是一种为复杂问题寻找新颖的解决方案的通用而强大的方法，它是一种学习算法，不仅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积累知识。

无论是生命演化，还是经济发展，都有着巨大的设计空间。因而，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在巨大的设计空间中可靠、快速地找到好的设计的算法。

通过简单的变异、选择和复制准则，麻省理工学院的卡尔·西姆斯，创造出在水中以最快的速度游泳的模拟生物，证明了进化算法的强大能力。

有趣之处在于，进化算法以递归的方式，从最基本的原型出发，通过反复运用基本准则，最终创造出近于完美的设计。这一切，却是在没有设计师的前提下完成的。也就是说，进化它自己创造设计。

进化的过程，包括这样几个基本的要素：

• 设计信息，可以被编码成为模式。
• 模式所代表的信息，需要一些设备来存储。
• 通过模式解读器，将模式所代表的理论设计转换为现实世界中具体的结果。
• 模式解读器，要能够自我复制。
• 复制的过程，会发生部分模式之间的杂交，甚至随机的错误，从而产生变异。
• 设计需要一个仲裁者，基于特定的适合度函数。

就这样，进化在巨大的可能性空间中进行不断的筛选。它会尝试一系列设计，然后增加适合的设计并减少那些不适合的设计，如此循环往复。而所谓的适合，主要是指在特定的时间点适应特定的环境。

进化没有远见，没有计划，没有理性，也没有有意识的设计，有的只是针对算法进行的盲目又机械的反复迭代。

变异在进化中的作用十分关键，它通过两种方式来改善设计。

• 适应性步行：通过小步探索，找到通往山顶的道路。局限是一旦你到达山顶就会停下来，被困在一个局部的最大值上。
• 随机跳跃：是一种风险更高的策略，大多数时候只会得到更低的适合度，但偶然的幸运将会找到一个适合度更高的山峰。

遗传的多样性，在种群的繁衍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如果你不把赌注分散到整个景观范围内，当环境突然发生变化时，你就有可能失去一切。

有趣的是，进化会自动在探索（随机跳跃）与开发（适应性步行）之间取得正确的平衡。

就像任何下注者一样，随着进化得到更多的信息，它也会对看起来最有希望的赌注加码。

最终，进化呈现出一系列惊人的结果：

• 从随机性中创建秩序：算法将创建出从适合度函数的角度被“排序”的、复杂“有序”的设计，利用能量来降低局部熵并将随机性转化为有序性。
• 发现适合的设计：在巨大设计空间中，快速有效的找到适应的设计。
• 不断地适应：算法会“学习”适合度函数想要什么，并找出符合这些标准的设计。如果适合度函数发生了变化，进化就会产生反映出新的选择压力的设计。
• 知识的积累：进化过程会随着时间不断积累知识。模式就像进化过程中的硬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存满信息。
• 创新的出现：在进化过程中，算法会不断地创造出新的设计变体。通过发现和呈现它们，进化将“新的”设计引入了现实世界。
• 专注于成功设计的资源会不断增长：成功设计的数量会增长，而失败设计的数量会减少。更大的群体意味着成功的模式在物质、能量和信息方面比不成功的模式“控制着”更多的资源。增长可能不会遵循一个平稳的模式，而是遵循一个间断均衡的模式。

通过并行搜索、长短结合的跳跃、以及不断的创新，进化高效的找到了巨大设计空间中的合适设计。

这个系统没有均衡，只有不断前行。这也就意味着，在进化系统中，停滞是导致种群灭绝的关键。

财富源于进化

经济进化的三要素

经济的进化由三个因素交织而成：

• 物理技术：是为实现一个或多个目标而将物质、能量和信息从一种状态转换为另一种状态的方法和设计。
• 社会技术：是为实现一个或多个目标把人们组织在一起的方法和设计。
• 商业设计：将物理技术和社会技术融为一体，并将它们转化为产品和服务带入现实世界。

正如物理技术是为满足人类需求而在物理领域创造秩序的方法一样，社会技术也是为满足人类需求而在社会领域创造秩序的方法。

通常，物理技术与社会技术之间是紧密联系的。比如，牛拉犁这样的物理技术进步只能发生在农业的社会技术创新之后。同样，现代的许多管理创新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进步。

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都可以被看作共同进化的旋转木马，物理技术的进步会带来社会技术的新形式，而社会技术的进步反过来又促进了物理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如此循环往复。

研究表明，在决定国家富有程度差别的各项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技术状况。

法治、产权、运行良好的银行体系、经济透明度、清廉程度以及其他社会和制度因素比其他因素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水平的影响更大。

即使是资源很少、政府能力较弱的国家，如果拥有强大、发达的社会技术，也能取得相当好的成绩。而没有一个社会技术落后的国家能有好的表现，不管他们有多么丰富的资源，也不管他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多么有序。

社会技术的推动力

如果说，驱动人类探索物理技术的原动力，是对物质世界运行规律的好奇心的话，又是什么驱使着人类在社会技术空间中不断地寻找新的更好的组织方式呢？

答案在于非零和博弈的魔力。

在非零和博弈中，合作可以产生1+1>2的效果。如果你帮我一把，我就帮你一把，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自己无法单独完成，但对两个人都有益的事情。

非零和博弈是生物进化中广泛应用的生存技巧之一，比如狗会成群结队地捕猎，白蚁会共同筑巢，鱼儿成群游动，而大多数灵长类动物都过着群居生活。

然而，就像囚徒困境向我们展示的那样，为了更大的利益进行合作以及追求狭隘的自我利益之间往往存在着紧张关系。

为了应对集体合作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人类社会逐步走向复杂。从简单的狩猎采集部落到有组织的村庄，再到民族国家和全球合作，都是人类开创新方法，不断扩展合作规模，改进方法参与更加复杂有利的非零和博弈的结果。

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合作面临着竞争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更好地进行组织的社会将在社会、经济和军事上主导那些在创造合作结构方面不太成功的社会，因此，推动社会创新的是竞合。

在此基础上，人类逐渐走向越来越细致的社会分工。需求与品味的差异，使得互惠贸易日渐增长。合作产生了超越个体的规模效应，提高了人均回报的同时，也降低了个体承担的风险。

合作带来的收益非常强大，以至于合作基因比欺骗基因更有优势。但同时，博弈的复杂性要求合作基因保留必要的防御机制，以应对不友善的参与者。

最终，进化出的稳定而成功的策略遵循着这样的逻辑：

我会从相互合作的假设开始，如果你欺骗我，我不仅会拒绝合作，而且会惩罚你，即使损失我的近期利益也在所不惜。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我可能会原谅你，并再次尝试合作，因为你之前选择欺骗可能是因为沟通错误，或者你可能已经改变了你的行为方式。

然而，如果你再次选择欺骗，我再次原谅你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惩罚也会变得更加可怕。

也就是，进化天然倾向于合作，以获取非零和收益。进化也使得我们对欺骗非常敏感，期望公平，并惩罚那些我们认为越界的人。

因而，能更好地利用非零和收益，找到分配这些收益的纳什均衡，管理背叛问题的社会技术将得更高的位置。

经济底层的生与死

在规模宏大的全球经济中，是谁在底层执行商业计划，运用物理与社会技术呢？

答案是企业。但这里的企业需要和公司做个界定。

公司是法律实体，是一种社会技术。而企业是经济概念，是为了营利而将物质、能量和信息从一种状态转换为另一种状态的个人或团体组织。

因此，该定义排除了学校烤饼义卖这样的活动。由于大多数大公司实际上都是企业的集合体，而许多较小的公司只是提供单一产品或服务的企业，所以我们可以定义公司是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共同控制的一个或多个企业。

确定了企业是经济进化中的交互者之后，我们再来看看经济进化中的选择单位是什么。

作者定义了一个与基因类似的概念：模块。模块是指可供商业计划选择的组成部分，它是竞争环境中对不同企业进行差异化选择的基础。

通俗来说，模块就是企业的管理者，可以通过尝试改变来提高绩效的单元。包括发起新的销售活动，重新设计客户服务流程，引入新的成本控制规则，或者增强产品研发，等等。

有了模块，就可以通过组合以及嵌套的方式，构建起丰富多样的商业计划，而策略成为将模块结合在一起的胶水。

由此，企业家所开展的创业活动，就成为巨大的商业计划供给中的演绎-探寻活动。比如，家得宝（Home Depot）的创始人采用了郊区超市的零售模式，并将其与“自己动手”的建筑用品相结合，制订出一个新颖而成功的商业计划。

在众多的商业计划中，幸运儿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选择过程相当直接——生存。能够在卡路里上产生盈余的商业计划将拥有更高的被复制机会，并被下一代所采用。比如，在河边使用弓和箭（物理技术）的狩猎队（社会技术）。

随着社会和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选择的反馈回路变得越来越不直接，中间的、由社会驱动的选择出现了。于是乎，人类发展了两种经济选择方法：大男人和市场。

在大男人制度中，适合度函数最大化地体现在大男人及其亲信的财富和权力上，而不是社会的整体经济财富。在大男人经济中，企业因政治利益得以生存或消亡，资源被引向了那些符合大男人利益的企业。

在商业计划的选择过程中，由于大男人扭曲了适合度这一功能本身，导致政治干预的主要影响是减缓进化的进程。在极端情况下，大男人实际上可以阻碍经济发展的轨迹。

到目前为止，人类唯一想出的替代大男人的选择系统就是市场。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中，企业的生死取决于客户是否喜欢并愿意为其产品和服务付费。在市场经济中，资源被引向了那些能充分利用资源产生经济效益的企业。

历史上所有的经济体事实上都是大男人和市场的结合。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都是大男人主导着商业计划选择，而市场则扮演着次要或秘密角色。到大约300年前，大男人和市场之间的权力平衡才开始转变。

基于市场的经济体运行着双层的商业计划选择系统。大多数的经济决定仍然是在等级制度下作出的。企业等级制度这只“看得见的手”比亚当·斯密提出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作出的经济决策要多得多。在这个层面上，等级制度会与市场相遇。市场经济是进化的竞争等级制度。

最终，成功的商业计划模块被放大了。成功的模块在两个层面获得更多资源作为回报：

• 第一个层面在组织内部，成功的商业计划得以实施并获得资源，比如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财力。
• 第二个层面是模块在市场中表现出来，通过客户和金融市场获得增长和更多资本。

随着选择的展开，适合的模块最终会对更多的经济总资源基础产生影响。

在复杂经济学中，我们可以将市场解释为一种进化的搜索机制。市场为差异化的演绎-探寻过程提供了激励。市场提供了一种将资源从适合的模块中转入，从不适合的模块中转出的方法，从而扩大了适合模块的影响。

与大男人相比，即使他高度理性、聪明和仁慈，也无法在生态系统中寻找高峰这方面打败进化算法。市场在指挥和控制方面更具优势，并不是因为它们在均衡中配置资源的效率，而是因为它们在非均衡中创新的效率。

现代经济的元创新

1750年之后，世界经济与社会财富发生了复杂性大爆发，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这背后，是科学革命与市场经济两个元创新交相辉映的结果。

在1500年以前，人类的知识主要是通过试验和犯错建立起来的。科学的出现加快了通过物理技术空间进行搜索的步伐，极大地提高了【理性演绎】和【实验探寻】的有效性。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两个世纪以来社会技术进化的结果。引发这一变化的两个关键事件是英国议会民主的建立和美国革命。

所有这些基础的社会技术变革使经济在18世纪中从封建、等级森严的大男人社会转变为市场经济，商业阶层不断壮大，私营企业竞争激烈，资本市场不断扩大。

到18世纪末，社会技术已经为北美、英国以及北欧其他地区的市场经济奠定了不同程度的基础。大男人已被排除在商业计划选择之外，创业精神蓬勃发展。

在19世纪和20世纪，新物理技术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市场促使商业计划的进化加速，将物理技术转换成产品和服务。物理技术、社会技术和商业计划创新的良性循环跟着到来，通向了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强盛的经济增长期。

财富起源的新视角

回到热力学第二定律，即宇宙会不可避免地从低熵状态转变为高熵状态原理。如果放任不管，世界就会从有序走向无序。但是，如果你把能量投入一个开放系统，就可以暂时对抗熵的上升，在宇宙的局部创造秩序。

热力学第二定律为所有生命提供了一个基本限制，即热力学“盈利”：随着时间的推移，能量输入必须大于能量消耗。生物体的设计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在热力学第二定律最终胜利之前，使生物体有足够多的热量进行繁衍的策略。

实质上，经济过程也是由高熵向低熵的转变构成的。经济系统必须遵守熵定律，像宇宙中的其他一切事物那样。

如果能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由物质、能量和信息构成的模式就具有经济价值。

• 不可逆性：所有创造价值的经济转换和交易在热力学上都是不可逆的。
• 熵：所有创造价值的经济转换和交易都会使经济系统内局部的熵减少，而使全球范围内的熵增加。
• 适合度：所有创造价值的经济转换和交易都会产生符合人类目的的人工制品或行为。

人类不断变化的偏好为商业计划的进化提供了适合度的约束，使得商业计划和消费者偏好共同进化。

偏好从何而来？进化心理学认为，我们的基因构建大脑时有一个目的：让基因遗传给下一代。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潜伏在现代经济偏好之下的，是人类在非洲大草原上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进化的影子。

生存需求之外，人类还进化出了审美品味。尽管原因还不是那么清晰，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被水、高地、树荫等景观所吸引，这些景观可能与人类祖先生存的环境所打造出来审美有很大的关系。

在经济领域，人们的需求和品位是共同进化的，而商业计划则通过进化来满足这两者。这就如同进化论者所经常提起的生态位构建：生物体在进化中对环境产生影响，环境又反过来影响着生物体的进化。

总体来看，人们的需求、品位和商业计划表明经济活动本质上是关于秩序创造的，而进化是创造秩序的机制。

最终，我们会发现，财富就是“适合的秩序”。经济财富与生物财富相同，两者都是局部低熵系统，是在适合度函数的约束下随时间进化的秩序模式。经济的适合度函数，即我们的品位和偏好与生物学的适合度函数有着根本的联系——基因的复制。经济本质上，也是一种基因复制策略。

如果财富确实是适合的秩序，那么我们可以用另一个更熟悉的词去描述它。在物理学中，秩序和信息是一样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财富看作适合的信息，也可以称其为知识。

至此，我们就有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财富源于知识，而知识源自进化。

在无始无终的进化历程中，借由最简单的方法：变异、选择和放大，从原初开始，通过创建与聚集，一路次第演化，进而形成今天高度复杂的经济体系。

财富起源的启示

了解了财富的起源以及如何增长之后，继续沿着经济的进化视角，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启示。

战略

传统的战略设计，都依赖于两个关键假设：对未来发展方向的自信，以及能够最终形成持续性竞争优势的承诺。

然而，复杂经济学清晰的展示了长期预测的不可实现性，以及承诺的不可逆性所带来的战略风险。

在一个长期的框架下考察，以优秀企业为案例的书籍讲述的故事并不是关于可持续竞争优势和持续最佳表现的。相反，它是在通过企业兴衰来讲述竞争优势的转瞬即逝以及市场形势的瞬息万变。

在进化系统中，可持续竞争优势并不存在，只有永无休止的竞赛创造着短暂优势的新资源。

尤其是，当我们意识到，市场作为一个整体，其创新与改变的幅度与频率，远超其中的任何一个企业个体的时候，问题转化为：

我们能否不依赖预测，发展出适合度更高的方法来制定战略呢？

这里的关键在于【将进化引入内部】，让变异、选择和放大的车轮在企业内部转动。我们不应把战略视作基于对未来预测的单一计划，而应把它当作试验的组合，也就是诸多随时间推移而进化的相互竞争的商业计划。

作者在书中，举出了微软公司在新一代桌面操作系统的激烈竞争中，所采用的六个战略试验：

• 第一，继续投资MS-DOS。
• 第二，把IBM当作真正的威胁，将IBM公司的OS/2操作系统项目转成联合运营。
• 第三，虽然Unix造成的威胁比IBM小，但依然是威胁。微软与包括AT&T在内的许多公司讨论共同运作Unix。以此，制造额外的不确定性，延缓他们的进步。
• 第四，除了参与Unix的联盟游戏，微软还收购了个人电脑Unix系统最大卖家的大多数股票。这样，即使Unix未能成功，微软也在市场上拥有了自己的产品。
• 第五，盖茨并未停止投资应用。微软在苹果麦金塔电脑软件方面确立了自己的位置，超越了苹果本身成为领头供应商，为微软在苹果市场提供一种保障。
• 第六，盖茨将主要的投资放在Windows上，而Windows后来成为全世界最好的操作系统。

盖茨没有试图预测未来，而是参照外部市场上演的进化竞争在微软内部创造了众多商业计划，并由它们共同构成微软的战略组合。这样做的最终意义是，无论市场将来如何演化，微软公司高层次的愿景：成为领先的个人电脑操作软件公司，都会得到更好的保障。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同时看到：把机构和社会设计成更好的进化体，是复杂经济学传递给我们的强有力工具。

组织

西屋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是20世纪初美国工业的两大巨头，两者都是铁路和发电技术的先驱。

进入21世纪，通用电气公司经历了巨大的改变，从一个工业和耐用品产业集团发展成为后工业金融服务、传媒和技术公司。而西屋公司荣光不在，多次转型失败之后，成为英国核燃料有限公司的一个部门。

为什么两家如此相似的公司，最终会落入截然不同的命运呢？

答案在于对市场环境变化的适应性。

组织是由彼此动态互动的一个个实体组成的复杂适应系统，随着环境的改变，实体的行为准则和互动网络也随之改变，实体的互动自然产生了行为的宏观模式。

企业如此，由企业嵌套组成的经济体亦如此。

组织是为了某个目的而设计和建构的。通常，那些长期存在的组织，更少的依赖于结构“硬件”，更多的依赖于文化“软件”来驱动。

对于经济组织来说，它们往往面临两个基本的挑战：第一，它必须执行现有的商业计划去应对今天的挑战；第二，它必须适应这些计划来应对明天的挑战。

而执行与适应是进化系统里任何设计的终极命令。

在商业组织中，短期内运营的需求和长期投资与创新同样关键的需求之间存在对钱、人和高管时间的持续竞争。有证据表明企业普遍更擅长执行，而非适应。

之所以组织在执行与适应之间，总是更倾向于执行，是因为：

• 个体层面：过分乐观、规避损失、归纳谬误等心理模式，以及改变的间断均衡论性质更青睐于僵化的领导风格等。
• 组织层面：层级结构，资源约束、路径依赖等。
• 文化层面：包括特殊准则和组织准则、社会准则或人类准则，都可能存在限制改变的因素。

因而，创造适应性社会结构，需要在个体、组织与文化三个层面做出重大变革。最终，体现为知识的丰富度和管理复杂性的能力。

这将会在促进陌生人之间在信任的基础上展开合作的社会技术进化，以及开发催生产业革命的物理技术的大规模组织创造之后，迎来释放个体创造力的心智社会。

金融

圣塔菲研究所的布莱恩·阿瑟，曾诗意地称金融市场为【预期的生态系统】，以此来描述主体与其策略之间的相互影响。

在金融市场中，投资者具有【归纳理性】，哪种策略会在特定时间取得成功，取决于市场中其他主体使用的策略。

随着一种动态被创造出来，其中特定的策略组合将在市场中创建模式或结构，它们会在其他主体寻求利用这些策略时改变其他主体的行为，这会进一步促生其他模式，导致其他主体作出反应。

这些主体复杂的互动，不断变化的策略，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的新信息都会催生或者消灭模式及交易机会。

从武器实验室转型进入华尔街的物理学家多因·法默，采用大规模的计算机模拟，证实了金融市场是不断进化的生态系统。

在他的模型中，有四类投资者：价值投资者、技术交易者、流动性交易者和做市商，他们都有不同的心智模式和策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主体会相互影响，不断地学习和调整策略。

最终，进化模拟展示出【价格不等于价值】的多种动态图谱，印证了一些实证研究中的结论：

基本面价值只能解释整体股票价格变动的一小部分。

进化的视角，还将使我们重新审视以下几个方面：

• 资本成本：传统认为它是各种资本提供者预期收益的加权平均值。金融系统的内在复杂性使得风险度量具备高度的不确定性，因而传统的定价模型在衡量风险时几乎没有价值。
• 股票期权：股票价格只是间接受到企业高管经营策略的影响，然而期权的激励机制却会直接改变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他们更加目光短浅，只关注短期利益，与创造长期价值的理念相背离。
• 公司目标：股东利润最大化，还是业务的连续性？

在如丛林般的金融系统中，对企业的长期持续发展来讲，需要采取更加均衡的策略，以平衡股东回报和相关者的利益。过度偏向股东，而牺牲相关者的利益，很有可能导致涸泽而渔，危及企业自身的安全。

最后，为了在充满竞争的进化环境中胜出，【持续和增长】是要达成的目标，而【适应和执行】则是如何达成目标的路径。

公共政策

经济世界总是与政治世界联系在一起，从历史上看，经济学理论中的范式转换导致了政治格局的重组。

在西方，以左、右派格局看待政治的想法经久不衰，延续了200年之久。从一开始，【左派】一词就有争取社会进步，捍卫弱势群体，改造社会使其变得更好的含义，但也带有乌托邦的味道。【右派】一词包含强调个人自由和责任、保护社会稳定及相信顺其自然、循序渐进的发展等含义，但也有保护特权和当权者的意味。

到了20世纪初期，左派与主张政府大力干预经济的政策联系在一起，而右派则是自由市场的支持者。

20世纪90年代，左、右派都吸取了教训，因为极端分子、纯粹主义者以及相关模型的运用根本不起作用。在见证了苏联解体和大萧条之后，许多人最终从实际出发达成了广泛共识，即市场和政府在社会中都有各自的作用。

复杂经济学，成为超越左右派别的全新视角，其着眼点在于如何更好地发展。

左右派别的分歧，根植于两种相互冲突的人性观。左派人士认为，人类天生就是利他主义的，贪婪和自私并非源于人性，而是源于社会秩序的构建。在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中，人类会变好，这一观点的传承源于卢梭和马克思。

右派人士认为人类天生就是利己主义的，追求自身利益是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最有效的政府制度应该是包容，而不是试图改变人性的这一面。同时，右派人士认为，人们在通过市场机制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社会的普遍利益也会得到满足。这一观点的传承源自休谟、约翰·洛克和托马斯·霍布斯。

同时写作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亚当·斯密，持有一种更为微妙的观点：承认人性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利他的一面。

现代研究表明，历史上的左派和右派对人性的看法都太过简单化。人类既不是天生的利他主义者，也不是天生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是研究人员所说的有条件合作者和利他性惩罚者。因而，亚当·斯密基本上是对的。

人类的这种【强互惠行为】的背后，隐含着进化的逻辑：在非零和博弈的世界中，有条件的合作者比运用纯粹利己或纯粹利他策略的主体表现得更好。

强互惠准则鼓励人们将弱势群体划分为值得援助和不值得援助两类。体现这一区别的项目往往会得到广泛支持，比如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险；而违背这些准则让“不值得援助”的人受益的项目往往会引发争议。

人类历史上，只创建了两种机制来促进陌生人之间的大规模经济合作——等级制度和市场。前者代表【看得见的手】，而后者代表【看不见的手】。

复杂经济学在肯定市场不仅有用而且必要的同时，也否定了市场的最优效率基础。这意味着某些右派人士认为市场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办法这一倾向是错误的，即所谓的【市场失灵】问题。

经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基于市场的经济进化需要在合作与竞争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而政府在保持社会的这一平衡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诸如合同法、消费者保护条例、工人安全法规和证券法等社会技术都有助于促进合作、增进信任，而反垄断法规则有助于保持健康的竞争水平。

复杂经济学不仅为公司，还为政府所扮演的经济角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政府作为适合度函数的塑造者。比如，当保护环境是社会需要优先考虑的事项时，那么政府就有责任在职权范围内调整经济适合度函数，使之有利于环境友好型商业计划，而不是非环境友好型计划。

这方面的例子包括碳税、排污或强制性工业回收要求。在这些案例中，政府没有选择计划，而是塑造了计划取得成功或遭遇失败的适宜环境（例如，在一个征收碳税的世界里，低排放计划会比高排放计划更有效）。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复杂经济学认为：政府的经济作用是建立一个制度框架，支持不断进化的市场运作，在合作和竞争之间实现有效的平衡，塑造经济适合度函数使其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

核心问题转化为，不是在市场和政府之间二取一，而是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有效的经济进化系统。

文化在经济进化中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影响个体行为的共同准则，文化从以下四个层面发挥作用：

• 个体行为：包括职业道德、个体责任，以及相信自己才是生活的主角，命运并不是由随心所欲的上帝或大人物掌控的信念等。
• 合作行为：包括看待生活的看法（零和 vs. 非零和博弈），合作是否有回报，社会奖惩是否符合强互惠准则等。
• 创新行为：注重对世界进行理性、科学的解释，而不相信宗教或神秘解释的文化往往更具创新性。文化需要容忍异端邪说和实验，因为严格的正统观念会扼杀创新。有利于竞争，能够歌颂成就，鼓励冒险等。
• 时间看法：比如明天是否重要。具有未来投资理念的文化往往看重工作，有很高的代理储蓄率，愿意牺牲短期快乐来获取长期收益，并且合作水平很高。

文化不是一股一成不变的力量，相反，社会中的人在进行互动的同时文化也在进化。比如，合作者和背叛者之间的动态互动会影响社会准则的进化以及整个社会的信任水平。

信任和经济成功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高度的信任感会促进经济合作，带来繁荣，反过来进一步增强人们之间的信任度，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反之，由于信任度低下导致合作力低下，则会落入【贫困陷阱】。

由此，引申出【社会资本】的概念。哈佛大学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帕特南将其定义为：个人之间的联系，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网络和互信互惠准则。

如果文化准则为主体行为提供了微观规则，那么社会资本就是主体创建合作网络的即时产物。

在某种意义上，社会资本衡量了全社会层面合作的基础。社会资本过低，将导致无法实现大规模合作。

最后，复杂经济学在不平等、社会流动性和贫困文化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通过改变文化，建立广泛的共同行为准则，将有助于全社会运作得更好。无论是不平等，社会流动性不足，还是贫困文化，找到背后的行为准则，并推动它们的改变，将会引领一场社会变革。

对此，莫伊尼汉参议员总结道：

保守主义的核心真理是，决定一个社会成功与否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

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是政治可以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

当我们把政策思想也看做是一种进化体系的时候，进化机制就会自发的选择和传播那些最能服务社会的思想。

这个时候，科学、市场和政策思想，就进入了协同进化的共同演化历程。

后记

经济学的理念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们深刻地注入了社会结构之中。

也正因此，每一次的理念跃迁，都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就像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结论部分，所说的那样：

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对错，都比世俗理解的更有影响力。

事实上，世界就是由这些思想统治的。

综观历史，糟糕的经济学理念曾导致数百万人遭遇苦难，而优秀的经济学理念则为繁荣奠定了基础。

所以，如果我们要去推翻现有的经济学大厦，请牢记这不是目的；为人类乃至众生的福祉，去构建一座更好的大厦，才是。

写到这里，不由得，耳边响起了老祖宗的话语：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这几句话，作为经济学开启范式转移的旁白，好像颇为合适。

而整台大戏，才刚刚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