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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年大旱，地里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土地承包后，刚吃了几年饱饭的村民又一次面临着饥荒，人口多的人家到了吃不饱饭的地步，吃不饱还有牛马这样的大牲畜，这一年村里的马匹全部被卖掉，包括我家的那匹大黑马。也就是这一年，村里也迎来了外出打工潮。我们村打工的地方基本上北上内蒙，南下北京。去内蒙古的大多是年龄较大，去做重苦力和放羊；而去北京多半是年青人甚至是一些少年，比如我一年级时的同桌大龙（十多年后，我在北京实习遇到已经是小包工头的大龙，说到初到北京时常常睡在大桥底下，感慨万分）。一时间我家又变得熙熙攘攘，都是来贷款做盘缠路费的。牛倌老李头家是村里最穷的一家，连着给两个儿子娶媳妇，家里负债累累，老李头更是愁的得病死了，留下李奶奶和四个半大小子（其中还有一个傻子），这一年更是几乎揭不开锅，不得已也打发比较健壮的老五出去打工，路费自然也是贷的款，还背着李奶奶准备的干粮，后来老五成了村里外出打工最出色的一个。（这个时候，全国范围内，大批农民从贫瘠的家乡走出去，走进城市，迅速形成一支后来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劳动力大军。今天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那一小笔笔贷款，就是许多人改变一生命运的那张火车票，还有深圳的经济奇迹。）

“大客户”

土地承包后，牛马都分给了村民，是可以自由买卖的，有的人家牛老了，需要卖掉，当然也需要买新的牲畜耕田，于是在县城里，解放后关闭的牛马市重新开业。新一代的牛马商人也出现了。今天想来大致是这样形成的，开始，这些人没什么本钱，拿出自己的一点积蓄，再从各村的信贷员那里贷一部分，大家合伙（几家到十几家不等，大多是相熟的人或亲戚）到内蒙收购牛马，赶回来到马市上出售。由于内蒙的牛马都比较健壮，非常受欢迎，生意也越做越大。我的大舅（小舅的大哥）就是这样一个农民商人，在八一、八二年就开始和人合伙贩卖牛马（当然，大舅生意起步的本钱也是父亲托关系贷的款），生意越做越大。

羊绒服装，即使是现在也是高档货，八十年代初期，由于地方保护，内蒙的羊绒不准向外销售（现在看来非常可笑），政府的收购价格是九十元一斤，而清河的羊绒服装厂家收购价是一百三。巨大的利润（那可是八十年代）刺激了河北和内蒙交界地区贸易。一时间许多人合伙去内蒙收购羊绒，大舅的“商帮”也是最早做羊绒生意的一批人，多的时候有几十人合股（也有只出钱不出人），到内蒙大批收购羊绒，再想法运到河北（据说河北和内蒙交界还因此而拉过铁丝网）。这些“商帮”也是各村信贷员乃至各乡信用社重点联系的“大客户”，这也是一种互利的关系，信用社为这些商人提供资金支持，而冬季，这些人歇业时把本钱存进信用社，让信贷员完成存款任务，大舅的存款就占到父亲吸收存款的四分之一左右。（大舅也从此走上了专门经商的道路，他和他的合伙人走南闯北，从云南收购药材卖到安国、把内蒙的皮子运到辛集，更是跑遍了内蒙、新疆收购羊绒。现在虽然已经六十开外，仍然喜欢跑生意，只不过是坐着飞机，带着几百万甚至是上千万的资金去新疆收购羊绒。）

我的家乡一段时间大有全民炒羊绒的热情，连街边的小贩都立个牌子收购羊绒，直到内蒙古收购政策全面放开。

因此，清河羊绒产业最初的原料供应商，是来自北方的一个个农民商队，而为这些商业活动提供金融支持的，是一个个只有一张桌子和一个保险柜的农村信用站。

进入九十年代，我家的日子却不好过起来，父亲信贷员的收入并不高，一年一千多元钱，最多的时候能到两千，我家之所以过的不错是父亲兼的两份会计活，父亲十八岁就当了大队会计，生产队解散时，废弃的单据足足有两大麻包。九零年，村里的会计不再让父亲兼任，少了千八百收入。其实这时候信贷员的活也不好干了，当年苦口婆心指导父亲业务、并提高信贷员待遇，把信用社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的老主任退休了。这也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老人，骑着自行车跑乡下，从来没吃过谁家的一顿饭，郭大爷也在退休前几个月突发疾病去世。乡里的信用社换了新人。崭新的吉普车，下乡检查更是前呼后拥，于是我家养的鸡渐少。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村是一个小村子，两个自然村的户籍人口也不过千余人，虽然父亲在村里威望很高，能吸收的存款基本上没有外流，我们村的存款规模也就不足二十万，而邻村的老梁吸收的存款高达百万，很是财大气粗，没办法人家村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