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经历了巨大的变化。40年来,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被封锁和被包围的险恶处境走向和平与合作,与大国的关系由孤立的斗争走向平等的周旋、博弈和相互依存。中国以迅速上升的综合国力为后盾,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的独特身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无可取代的角色。今天,世界对中国分量的感受是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毛泽东主席曾说过:“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如今我们正在实践这个诺言。

1991年,华黎明(左)向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右)递交国书。(资料图片)

1998年,华黎明(左)被阿联酋总统扎耶德(右)授予“一级独立勋章”。(资料图片)

外交实现历史性转折

1978年中国在国内终结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的同时重新评估了国际形势。邓小平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中国应当利用这个历史机遇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中国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从此,中国外交也实现了由“准备世界大战早打大打”转入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历史性转折。

1978年至1983年,我在中国驻伊朗使馆工作,见证了同一时期中东大国伊朗的一段历史转折。1978年前在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是个全盘西化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油价上涨促进了经济高速发展,恰在此时伊朗爆发了“革命”,成千上万民众走上街头反对巴列维,迎来一个“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的伊斯兰革命政权。几乎同时,中国打开了国门,我所在的伊朗关上了国门。1979年中美建交,同年伊朗与美国断交,并随后与伊拉克血战八年,经济和民生一落千丈。40年过去,中国已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伊朗至今还在“革命”中挣扎。作为伊朗的朋友,我十分尊重伊朗人民的历史选择,但是每当我对比这两国40年历史的发展总是感慨无比。

改革开放的头十年,中国国内面临拨乱反正和百废待兴的艰难复杂局面。在国际上,冷战还在进行。中国的外交不免多少仍带有意识形态的烙印。中国与最大的邻国苏联还处在紧张对峙的状态,中国还继续奉行着联美反苏的“一条线”的外交政策。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不得不耗费巨大精力解决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以消除来自北方的威胁。

在此期间,有一件事也许会载入中国外交的史册。1982年春节刚过,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释放出对华关系松动的信息被邓小平捕捉到,小平同志立即指示外交部对此作出反应。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举行了外交部历史上的第一个新闻发布会。当时的外交部主楼在朝内大街,没有新闻发布厅,地点只能设在主楼的门厅。七八十位中外记者挤得水泄不通,将发言人钱其琛司长团团围住。钱其琛代表中国政府回应了勃列日涅夫的讲话,讲了三句话,未回答问题就收场。短短几分钟的发布会立刻成为国际媒体的头条新闻。这个发布会成为中国外交的一大步,一方面是,对峙长达30年的中苏关系从此开启了一扇和解之门;另一方面是,中国外交部从此建立了新闻发布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的长城,坚不可摧”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成就,对世界经济也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根据我的经验,世界上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完全是鲜花和掌声,有人不高兴。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十年,中国与西方的干涉发生了剧烈的碰撞。中国外交这十年的路程十分坎坷。我们一面在发展,一面还要来应付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制裁。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180度逆转,从幻想中国西化走到了另一头——期待苏联的崩溃在中国产生骨牌效应,从而对中国采取了除断交和封锁以外的一切施压的手段。中国外交一度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中国前副总理钱其琛在他日后撰写的《外交十记》回忆录里写道,“一时电闪雷鸣,乌云翻滚,黑云压城城欲摧”。他说,这是“中国外交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时期”。

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中国的外交敢于斗争,善于应对,顶住了西方的压力,维护了中国的主权与尊严,向世界证明,“中国的长城,坚不可摧”,书写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外交光辉的一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我们斗争得来的一个结果。我们改革开放了,引入了商品经济,引入了市场经济,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说这个十年斗争是很有效的。这十年对于一个外交官来讲,是很值得回忆的。

十年斗争,案例无数,仅择我亲历之一与读者共享。

1988年起我任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副司长,主管对海湾国家、伊朗和土耳其事务。1990年8月1日伊拉克萨达姆出兵入侵并吞并科威特,海湾危机爆发。8月7日,美国总统老布什签署出兵海湾的行动计划,并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

为了师出有名,美国需要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苏联当时正处在崩溃的前夜,自顾不暇,中国的态度成为关键的一票。中国赞成谴责甚至制裁伊拉克,但不赞成联合国授权动武,美国十分担心联合国授权被中国否决。而当时的中国正遭遇美国的全面制裁。中国外交抓住海湾危机的机遇,运用高超的外交艺术,对美国展开攻势,逼迫美国在对华关系上让步。

当年9月钱其琛外长出席联大会见西方国家外长时明确向他们传递信息:“中国对安理会的有关制裁伊拉克的决议都投了赞成票,这是不容易的,因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有三个还正在对中国进行制裁,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接着美国就上演了贝克国务卿在中东“巧遇”钱其琛外长的戏。

10月下旬外交部发布消息,钱其琛外长将在11月初以中国政府特使的身份出访海湾和中东。美国闻讯后迅速传来消息,说国务卿贝克11月3日出访中东,希望中美两国外长6日在开罗见面商讨海湾危机。中方随机应变,调整了出访顺序,把6日启程前往中东的首站改为埃及。中美外长在开罗机场“巧遇”,并进行了长谈。美方的核心关切还是中国对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动武的态度。钱外长十分智慧地劝美国“要看得远一些,和平解决需要的时间也许长些,但后遗症会少些”,对美方授权动武问题坚持不直接表态。事实上,钱其琛与贝克在此次“巧遇”中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讨论了中美关系,并就两国外长互访达成了谅解,实现了对美关系的首次突破,只是美方不愿公布。

美国力图在11月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通过一项新的提案,让联合国必要时授权对伊拉克动武。为换取中国赞成或不否决美国的提案,美方主动邀请钱外长正式访美。

钱外长到达纽约后,美方又横生枝节,出尔反尔,提高了要价,把访美安排与投赞成票挂钩。我方据理力争,原则立场寸步不让,最终钱其琛外长代表中国对美国的决议案投了弃权票。决议以12票赞成,2票反对,1票弃权获得通过,美方松了一口气,但是,找借口取消了老布什总统的会见。

此时此刻,中方面临两难的选择,或赌气不去华盛顿,或去了总统不见。我方经反复权衡决定拒绝两选一,钱其琛外长指示驻美大使朱启桢星夜赶回华盛顿与美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通电话,凌晨6时斯回复,欢迎钱外长按计划访问华盛顿,老布什总统期待会见他。中国外交又一次跨越了一场惊涛骇浪,充分显示了决策者的魄力、才智和定力。

中伊关系已今非昔比

1991年我以大使的身份重返伊朗,伊朗已开始战后重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40年,中伊政治关系始终友好,双方都尊重对方社会制度的选择,都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独立,在中国遭遇美国为首的西方集体打压的10年中,伊朗在人权和台湾等问题上给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支持。但是,我任大使期间,中国与伊朗的经贸关系远远落后于政治关系。直至我1995年离任,双边年贸易额没有超过4亿美元。石油贸易是一大障碍。

1993年以前,中国与伊朗同是石油输出国,双边贸易互补性较差,除了石油,伊朗可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十分有限,而伊朗却需要从中国大量进口机电产品、化工原料和生活资料,双边贸易长期不平衡。伊朗遭受美国制裁,不可能用他们稀缺的石油美元来换中国的进口商品。就在此时,中国改革开放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加快步伐,经济提速,能源消耗剧增,以至于1993年中国从石油出口国转而成为石油进口国。但是,中国的炼油厂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只能炼大庆的低硫油,仍然无法进口除阿曼和利比亚以外的中东含硫量高的石油,所以1993年后中伊贸易进展仍很有限。经过三年的努力,中国在茂名、舟山和大连等地的炼油厂终于增建了脱硫装置。

1996年后伊朗原油终于源源不断输入中国,并且迅速增加。22年后的今天中国从伊朗年进口原油达3150万吨,占伊朗出口原油1/4,占中国进口原油7.4%,贸易额达500亿美元。随着伊朗石油流进中国,中国100多个企业进入伊朗的市场,今天中国企业兴建的地铁、电站、炼油厂、石化企业、水利工程、汽车制造和海水淡化等工程已在伊朗全国遍地开花。

40年中伊关系今非昔比。中国改革开放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中国外交和对外关系的发展打开了无数扇机会之门,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与大国进行平等博弈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我个人的体会,做好外交工作最重要的经验有两条。

首先中国还是要专心致志地发展自己的经济。“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国无以立”,这是我们中国古人讲的,也是我能深深体会到的。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经济发展了,综合国力提高了,外交上的分量也不一样了。今天与40年以前相比,中国在世界上说话的分量已经很重了,而且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比40年以前大多了。因此我们要心无旁骛,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风波,中国要集中精力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好。

其次中国要有一种比较淡定的心态,与其他大国进行平等的博弈。我们要意识到,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发展起来,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昨天的中国。中国跟世界上那些大国的关系,比如说中国同美国的关系,已经不是那种斗争的关系,封锁被封锁、包围被包围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博弈。所以我们在处理跟大国的关系时,要有一种比较淡定的心态。在我们综合国力提高的基础上,同对方进行平等的博弈,确保中国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只要强国之路不被阻断,我们就还有机会继续发展自己的国家。

外交官简介:

华黎明,1939年生于上海,先后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和北京大学东语系。1963年进入外交部,先后在中国驻阿富汗、伊朗使馆和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工作,曾担任周恩来、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波斯语翻译。1988年任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副司长。1991-2001年先后出任中国驻伊朗、阿联酋、荷兰大使兼中国常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1998年被阿联酋总统扎耶德授予“一级独立勋章”。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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