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团中央第一任书记施存统的人生起落

施存统是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之一，是中国青年团早期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人之一，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他由于感觉前途无望而脱党，后来成为民主革命时期的英勇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任劳动部副部长。

《非孝》引发“一师风潮”

施存统是浙江金华叶村人，出生农家，自小好学，母亲系书香门第之女，对其影响很大。1917年，施存统在舅舅的资助下，考取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师的校长经亨颐（廖承志夫人经普椿的父亲）是浙江教育界领袖、新派校长。经亨颐广纳贤才，先后聘用了不少进步教师。他们进行教育改革，废文言文授白话文，开创了浙江教育界的一代新风。

施存统进入一师时，一师已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很快融入其中，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这些书刊对他影响较大，特别是《新青年》，他认定“凡是《新青年》所说的话，总是不错的了”。这一时期他的思想也逐渐发生变化，有了改造社会的热忱和信念。他和俞秀松等几个同学组织了全国书报贩卖部，销售进步书刊，创办《浙江新潮》，宣传新思想。对于创办《浙江新潮》目的，该刊第一期阐述得十分明确——“想把人类从黑暗变为光明，从伪道变为真理，从兽性变为人道”，“促进劳动界的自觉和联合，去破坏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势力，建设自由、互助、劳动的社会”。

陈望道等新派教师十分欣喜，鼓励施存统等进步学生多动笔，发心声。施存统是有心声要发的。不久，他撰写的《非孝》即刊登在11月7日出版的《浙江新潮》第二期上。后来施存统讲过写这篇文章的原因：“一种是思想的启发；一种是事实的刺激。”思想的启发是受当时新思想的启发，事实的刺激是他母亲的离世。

那年3月间，施存统接到父亲的来信，得知母亲患了严重的眼病。深爱母亲的施存统急忙借钱送回家中给母亲治病。哪知嗜钱如命、脾气暴躁的父亲不但没有用这笔钱给母亲治病，还百般虐待母亲，致使年仅45岁的母亲双目失明而离世。母亲的死对施存统打击很大，也使他开始苦苦思索中国的“孝道”。“经再三思索，认为‘孝’是一种不自然的，单方面的，不平等的道德。应该拿一种自然的、双方的、平等的新道德去代替他。这种新道德，我认为就是出于人类天性的‘爱’”。

《非孝》洋溢着对封建旧传统的反叛精神，触动了千百年来人们“三从四德”的传统观念，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具有新思想的人把《非孝》比喻为“雷霆风雨”，赞扬它富有“反抗精神”，而守旧者却认为《非孝》是异端邪说，是颠覆传统道德标准的“洪水猛兽”。浙江省公署和省教育厅查封了正在印刷的第三期《浙江新潮》，并责令开除施存统，解聘陈望道等4名新派教员，遭到经亨颐拒绝。

1920年2月9日，省教育厅利用学生放寒假之际，免去经亨颐校长职务，同时规定教师须经新校长的聘请方能继续留任。杭州学联理事长、一师学生宣中华得知情况后马上联络师生提前返校，向省公署和省教育厅请愿，要求收回成命。“一师风潮”由此掀起。学生的要求遭到拒绝。北平的北洋军阀政府也发出“查禁《浙江新潮》”的电报，责令警察厅逮捕写“反动”文章的师生。施存统潜离杭州躲避风头。

3月28日，杭州学联发动4000多名学生举行请愿游行，支援一师学生的斗争，遭到省长卫队的阻拦和镇压，几十名学生被打伤。当晚，杭州学联通电全国教育界、新闻界，请求社会舆论的声援。29日，省公署悍然派出500多军警包围一师，企图以武力解散学校。一师师生不畏强暴，勇敢地与军警在操场对峙。一师师生英勇无畏的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各界及海外侨胞的声援终于迫使当局撤退军警，收回解散一师的成命，派来能坚持经亨颐改革方针的校长姜伯韩。“一师风潮”终以学生的胜利而告终。施存统因此一举成名。

放弃参加中共一大

“一师风潮”后，施存统离开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来到北京。在北京他参加了工读互助团。后来施存统回顾自己当初对工读互助的理解:“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一边劳动，一边劳心；终生工作，终生读书”，“我即团，团即我”，“团的利害，就是个人的利害”。起初，这种“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在团里总算实现一部分了，所以精神上非常快乐”。但没想到两个月后，因经费短缺、管理不善等原因工读互助团不得不解散。后来在《“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一文中，施存统总结了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教训：“一是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叶叶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是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

1920年3月底，施存统来到上海，进入星期评论社工作。后来他通过《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认识了《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因为《非孝》，陈独秀不仅知道了施存统，而且对他很欣赏。《非孝》发表后，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随感录》，对施存统作了热情的鼓励和赞赏。因为在一师时就经常读《新青年》，施存统对陈独秀也不陌生。

在上海，施存统进一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阅读了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渐渐地由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施存统和俞秀松、杨明斋、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一起成为研究会会员。

这时，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在上海会见陈独秀，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问题。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的步伐。6月，施存统和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参加了陈独秀召集的商议成立共产党组织的会议。会议为成立的共产党组织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共10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等。会后，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共产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施存统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名党员之一。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取名为“中国共产党”。那时，《星期评论》杂志已经停刊，社员们纷纷寻找各自的去处。施存统在戴季陶的帮助下带着一份抄录的党纲东渡日本留学。

施存统到日本东京后，与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的周佛海取得联系，建立了旅日共产党组织。陈独秀指定施存统为旅日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当时日本具有较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学者发表了大量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著作。施存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研究中。这一时期，施存统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翻译日本社会主义学者的研究论著，二是撰写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将这些文章寄回国内，在《共产党》、《新青年》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刊物上发表，并表示今后要做一个改造社会的先驱，“确信真理，虽断头亦不反顾！”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李达、李汉俊来函，要求旅日共产党组织派代表参加中共一大。当时旅日共产党组织只有施存统和周佛海两个人，施存统是负责人，出席一大在情理之中，但他考虑到周佛海已多年没有回国，便放弃了这次机会。

中共一大后，在施存统的领导下，旅日共产党组织很快发展了十几名成员。8月，共产国际为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派张太雷赴东京与日本共产党联系，邀请日本共产党派代表参加大会。施存统积极促成了此事。

由于频繁与日本社会主义者交往，施存统引起日本警视厅的注意。他在给上海的信中说:“我近来每天都受到日本警察的骚扰，感到无可奈何。”12月，施存统与部分日本共产党员一起被日本当局逮捕。在警视厅外事科接受审讯时施存统毫不隐瞒自己的信仰：“原来我是无政府主义者，现在则是共产主义者，即属于马克思派。”1922年1月施存统被驱逐回国。他对“护送”他的日本刑警说：“我将来不会抛弃现在信奉的主义，还要更加研究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已深入他的骨髓。

当选团中央书记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包括青年运动在内的中国革命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共一大除制定党的纲领和决议外，也研究了要在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问题。1921年11月，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签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要求“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7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施存统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即被陈独秀指派负责团临时中央局，任代理书记，全力进行团组织恢复和团一大的筹建工作。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1920年8月22日，施存统和俞秀松等8人发起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北京等地也相继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地方组织。各地团组织建立后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在1921年5月前后，由于组织成分比较复杂等原因使青年团的工作一时陷于停顿。在施存统领导下，各地团组织重新进行登记，逐渐恢复，“凡是有党组织的地方，都有团的组织”。团组织恢复发展后在工人、学生、农民中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同时也有条不紊地筹备团的一大。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青年团纲领》、《青年团章程》等文件。施存统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团的一大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完全统一。

团的一大后，在施存统主持下团中央先后发出几十次通告，并在团的机关刊物《先驱》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导各地团的工作，加强团的统一领导。从第4期起，施存统兼任《先驱》主编，进一步加强团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统一全团的思想。在《先驱》上施存统发表了大量文章，如《本团的问题》、《本团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在团的幼年时期，施存统的这些文章和见解，对团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共产党组织是秘密的，青年团则是半公开的，所以党的活动大多以团的名义开展。党中央和团中央的关系非常密切，党中央开会，施存统经常代表团中央出席，团中央开会，陈独秀也经常参加。《共产国际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中对施存统领导的团的工作予以了充分肯定：“最近一期，比较时间并不多，你们居然能在广泛的中国青年中开展急进的革命工作，青年工人群众间的实际工作，使你们得以巩固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的小团体变成几千团员的大组织。中国的青年团已成为能组织群众运动的团体，这是你们实际运动中胜利的事实。”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施存统是代表之一。在会上他报告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次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施存统等30多人出席会议。大会选出7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是执行委员之一。但此时施存统的神经衰弱已十分严重。于是在第二届中央执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各委员分工时他力辞一切职务。经讨论，大家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团的二大后施存统即离开团中央。

脱离共产党

离开团中央不久，施存统来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讲授《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社会问题》三门课程。他亲自编写了这三门课程的讲义，极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述社会历史问题。施存统学识渊博、讲课形象生动，深受学生的欢迎。1924年10月，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被反动当局通缉。瞿秋白离校后，施存统继任社会学系主任一职。在他的带领下，上海大学创办了工人夜校、平民学校，向工人讲解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启发工人的觉悟。

在上海大学，施存统也赢得了与他的学生、中共党员钟复光一生的爱情。钟复光与施存统探讨“如何创造自己、如何有益社会”的问题，施存统刻了一枚“复光复亮”的图章，并作了一首打油诗：“复光复亮，宗旨一样。携手并肩，还怕哪桩？”为了表达对钟复光的情意，他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施复亮。1926年春天，27岁的施存统和23岁的钟复光结为夫妻。

1925年五卅运动中，钟复光参加了爱国示威游行，施存统在《上大五卅特刊》上发表《只有前进，不能后退！——我们的生死关头》、《中国学生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和任务》等文章激励学生斗志。施存统素有刀笔之称，其文辞犀利。他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了大量文章，或支持群众运动的发展，或欢呼国民革命的兴起，或揭露敌对势力的阴谋，或抨击大资产阶级的谬论。他不遗余力宣传国共两党合作，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抨击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最终遭军阀孙传芳的通缉。1926年8月，在党组织安排下他离开上海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并在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政治经济学。

1927年2月，党组织派施存统、钟复光到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4月12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当时武汉政府也潜伏着危机，驻扎在武汉西郊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率军开往河南前线时叛变，率部向武汉进攻，且一直打到离武汉仅40里的纸坊。在紧急关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与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组成中央独立师，叶挺兼师长，恽代英任党代表，施存统任政治部主任，回击夏斗寅部。中央独立师很快将夏斗寅部击溃。

然而时局出乎人们意料地变化，6月30日，汪精卫害怕共产党人掌握革命武装，下令取消中央独立师番号，恢复学校建制。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一时间，全国上下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

在这种极其险恶的形势下，施存统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认为共产党已前途无望。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决定脱离共产党。1927年8月30日，他撰写的《悲痛的自白》刊登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公开声明退出共产党。施存统的公开脱党造成了恶劣影响，一些共产党员步其后尘声明脱党。这对处于困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民主革命的战士、共和国的副部长

脱党后的施存统试图走一条中间道路。1928年初，施存统与许德珩、李达等12人组成“本社”社团。“本社”是“不忘马克思主义之本”之意。其纲领是：反帝反封建反资产阶级；解决土地问题；实行三大政策；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既反对国民党屠杀政策，也反对共产党的暴动，幻想走第三条道路。“本社”还创办了《革命评论》、《突击》、《革命行动》、《双十》、《现代中国》、《灯塔》等刊物，宣传自己的主张。不久，施存统又参与筹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试图改组国民党。他是陈公博主持的《革命评论》的班底成员之一，与陈公博相约：不能骂共产党，只能帮共产党。没想到不久陈公博公然谩骂共产党。

1928年底，施存统退出改组派，潜心教书做学问。他的《资本论大纲》、《经济科学大纲》、《社会意识学大纲》、《唯物史观经济史》、《现代唯物论》、《社会进化论》、《苏俄政治制度》等20余部译著相继问世。这些书籍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革命起了积极作用。

施存统曾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民国大学教授《资本论》，深受进步学生欢迎。九一八事变使已回到书斋、讲坛的施存统燃起了革命的激情，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不知疲倦地作报告，写文章宣传抗日。在北平举行的纪念九一八周年的群众大会上，他痛斥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不久，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把施存统列入通缉的五大进步教授的名单。幸有学生报信，他才得以逃脱，一度流亡日本。1936年春回国到上海参加筹办进化书局的工作。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各界纷纷成立救国会，施存统成为文化界救国会领导人之一。他在《文化战线》、《救亡日报》、《民族呼声》、《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呼吁民主抗战。上海沦陷后施存统随进化书局到昆明，1940年又随进化书局到重庆。在重庆，进化书局更名为南方印刷馆。其间，施存统一直都在呼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要进行持久的全面抗战，争取抗战的彻底胜利。

1941年2月，施存统被南方印刷馆解职后生活艰难，有人劝他投靠国民党，参加参政会当个参议员，被他严词拒绝，表示“宁可饿肚子，不投蒋介石”。这也表明了他不与国民党同流合污的坚决态度。不久经友人介绍，施存统到四川银行经济研究处任职。

抗战胜利后，施存统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8月，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谋求和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接见了在重庆的一些进步民主人士，包括施存统。施存统为此很受鼓舞，不久即和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孙起孟等人发起筹备成立民主建国会，并担任常务理事兼言论出版组主任。民建以民主和建设为宗旨，提出推进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要求建设、反对破坏的政治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民建和其他抗战后相继建立的民主党派一起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进行了坚决斗争。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停止国内冲突的协定，即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等五项协议。2月10日，重庆各界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施存统作为民建代表参加大会。会议进行中国民党特务冲进会场，大打出手，致使施存统、李公朴、郭沫若等许多民主人士被打伤。施存统就医后忍着伤痛口述了事件的经过，第二天由钟复光笔录的《愤怒的控诉》一文刊登在《新民报》上。通过这次事件，施存统对国民党彻底失望，尽管这以后他也宣传过“中间路线”，但国民党的内战政策、独裁统治等严酷的现实很快使他警醒，进而转向共产党。

1948年12月，施存统代表民建到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1949年4月，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请施存统、黄炎培、章乃器等民主人士聚餐，勉励大家要为解放上海出力。聚餐后施存统主动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不久即获批准，施存统离北平南下。上海解放后施存统任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顾问。9月他出席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施存统本想去上海教书，但毛泽东、周恩来要他留在北京工作。他被任命为劳动部副部长，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常委。他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尽职守。1954年，施存统因病辞去劳动部副部长职务，1970年11月病逝。

施存统一生节俭，烟酒茶不沾，一双皮鞋能穿20年，多余的钱用于积德行善，为救济上海失业工人他捐款，河北水灾他捐款，家乡办学他捐款……他教育子女敬业爱国，他的儿子施光南以其卓越的贡献被文化部授予“人民音乐家”的称号。

1992年钟复光病逝后，儿女们遵照母亲的嘱托，陪伴父母的骨灰一起回到金华叶村。施存统魂归故里。施存统生前从来没有和儿女提起过历史上脱党的事情，或许正像他女儿施月明所说，那是父亲心中永远的伤痛。

转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来源：《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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