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惠宇田惠宇家搜出10亿元…

这或许是招商银行与股东交流最为充分的股东大会。

受疫情影响，6月23日召开的招行2019年度股东大会和以往不太一样：不仅入场需要进行身份、股东资格、近期行程等核验，宣读议案等流程也主要通过视频方式进行，时间能省则省。

与之对应的是，会后留给股东的交流时间颇为充裕。包括招行行长田惠宇在内的多位高管共回答了十名股东的提问，问答环节合计时长约90分钟。

和去年的严肃氛围不同，此次股东大会问答环节也颇为轻松，狭小的会议室内虽然拥挤着约70名股东，却不时地爆发掌声、笑声。

整体来看，股东提问主要围绕招行金融科技投入产出、资产质量及拨备变化、未来成长预期等问题展开，田惠宇还同时谈到大规模让利的实际影响，以及对未来银行业发展路径的展望。

招行董事长李建红则在演讲时提到，招商银行基本业绩表现、长期竞争力主要体现为两个指标，一是跑赢大市，二是优于同行。

“我们称自己是农民”

问：作为优秀的银行家，您对中国银行业的未来发展路径有什么预期？是否悲观？

行长田惠宇：谈不上优秀的银行家，我们都称自己是“农民”。农民要做什么？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按照节气和自然规律来务农。

商业银行很大程度就像农民一样，得勤奋，得按规律做事，不要乱来。做到这一条，经营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虽然碰到一些困难，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也就是中低速增长，而这个转折期正好让银行赶上了。

尽管如此，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中国的投资机会还是最好的，还没有到低利率甚至零利率、负利率的状态。所以对于中国的银行业，尤其是从招行来说，我认为未来若干年还有大量机会，并不是很难做。

至于说银行业的未来怎么样？如果用传统的眼光来看，银行业面临四大挑战：一是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二是由高利率转为中低利率环境；三是融资、支付的脱媒；四是互联网的冲击。

但换个角度来说，这也是四大机会，或者说是四大动力，是促进银行转型的动力。

招行是如何转型的？就是从十年磨一剑打造零售品牌，再到“一体两翼”的轻型银行战略，二者本质上都是摆脱对规模扩张、利差的依赖。

规模增长的背后，是广大股东的利益。我们不依靠在市场上频繁发行普通股来补充资本金，支撑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长。否则银行就会出现“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 简单地依靠规模增长带动盈利增长。

摆脱对利差的依赖，则是整个收入结构中不主要靠贷款利差支撑。随着转型的深入，非利息收入占比应该越来越高，这就对银行的人员专业素质、客户服务能力、流程效率、IT等等都提出了系列要求，对此我们都要相应改造。

所以持续看过去几年我们做的，以及未来准备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围绕面对四大挑战，摆脱两个依赖，持续推进转型，把四大挑战转化为四大机遇。

疫情只是加剧四大挑战，并没有改变趋势。中国走向发达经济体是大势所趋，我们早晚会面对这一天，那为什么不针对性地做工作呢？何况招行有非常好的零售基础。

总的来说，不敢回答您关心的对中国银行业的展望，但招行自己想做什么还是非常清楚的，并且会坚定不移地推进。

“今年科技投入超过100亿”

问：科技投入快速增长，却同时拉高了成本收入比，对此应该如何看待？

行长田惠宇：这两年招行提出金融科技银行战略后，在成本投入方面，除了常规费用以外，主要都投入在科技。去年全行科技投入已经超过93亿元，同比增长44%。

为了实施金融科技战略，我们还把科技投入占营业收入的占比写入公司章程，这在银行业也是第一家。

至于说金融科技投入的产出，有些账好算，有些账短期之内算不出来。之所以叫战略投入，就是当年投入当年不产“粮食”的，但未来某一天一定会产出。

比如这两年我们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打造了大量智能服务机器人，一门用于零售信贷催收的机器人成本是人工的1/10，但产出是人工的9倍，节约的人力成本实际上就是提升了我们的产能。

再比如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用机器替代简单的外包，也大量节约了成本。还有我们的智能风控平台，使得资损率降低了多少，也可以间接地算出效益。

类似这种单项的投入产出，是比较清楚的。但大量科技投入，譬如全行应用上云比例的提高、数据中台和技术中台建设、全行员工对数字化的感觉，这类投入是看不出来即时产出的，但在未来某一天一定会量变引起质变。

当然，具体到成本收入比，这不会是我们单一的关注指标，一定要考虑到全行营收和利润增速、资本的内生能力、资本充足率等指标，要统一来看。

说白了，如果全行盈利情况比较好，投入就会多一些，条件好的时候多花点，不好的时候少花点。这个股东可以放心，管理层自有分寸。今年在科技投入方面，按照计划会超过100亿元。

未来三年，在科技方面我们要花钱的地方还有很多，刚刚提到的应用上云项目，这是一个全行性的巨大系统工程，需要部署大量的X86服务器，这些都是要投入真金白银。

数据中台的建设也是。大数据没有数据中台就全是吹牛，可是说实在话，现在中国银行业没有一家可以说自己能做极具竞争力的数据中台，要投钱的。

问：招行在金融科技方面的试错会是没有边界的吗？

行长田惠宇：其实在金融科技探索方面，我们是在不断的试错，这个必须承认。

年报行长致辞里我也讲了，“在数字化时代的浩瀚星空中，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无知和渺小。”

这意味着，我们在试错过程中不一定是百折不回，有的是一折就回、点到为止。我们发现有些领域水太深，我们进不去。

所以在场景建设方面，我们聚焦到“4+1”——两票、便民和公共出行，再加上每个分行根据当地的情况搞一个场景，不能搞百花齐放。

搞百花齐放实际上是个无底洞，银行的主业还是做金融，我们可以适度的扩大边界，增强我们和客户之间的联接，但是不能“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不能“不务正业”。适度的拓展边界也是为我们的主业服务，要提高我们和客户的联接效率。

同时，我们要提高外环转中环的转化效率。这两点是我们在探索中得出的经验，也可以说是教训。得到教训本身就是探索的成果，我们知道了“此路不通”，这也是成绩。

另外一个经验就是，银行金融自场景的不断打磨可能是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把最核心的竞争力打磨到极致是我们的目标。

当然，我们很难达到极致，但这是我们的目标。要想达到这一点，其实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今年银行业利润增长面临巨大压力”

问：近期监管政策要求金融业让利1.5万亿给实体经济，会对招行产生何种影响？

副行长王良：这件事投资者非常关注，会对银行业下一步的盈利产生影响，也决定了市场对于下一步银行业的估值变化。

我们要认识到，银行业与实体经济是荣辱与共、唇齿相依的关系。疫情暴发以后，银行业的政策导向就是支持实体经济，加大贷款投放和债券投资的力度，进一步降低各项收费。

从银行自身来讲，今年以来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在这种政策引导下，会对银行的净息差、利润产生影响，今年银行业面临的利润增长压力非常大。

一是，在宽货币、宽信用的政策引导下，流动性相对过剩。优质的资产、符合政策导向的资产组织，面临着资产荒的局面。今年资产端整体收益率又大幅下降，必然导致银行利息收入的减少。

二是，从负债端来看，今年的负债成本还是保持相对刚性。负债成本的刚性和资产端收益的下跌导致整个银行的利差水平收窄，这将对银行利润增长带来巨大的压力。

三是，随着风险的发生、拨备计提的增加，又给银行利润增长带来巨大的压力。

因此，从今年盈利的增长来看，整个银行业包括招行会呈现出一定的压力。但我们比较有信心的是，招行的战略方向、战略定位、资产质量和基本面是长期保持稳定的，能为投资者提供长远的投资价值回报。

行长田惠宇：我建议，在特定的时期投资者要看三年小目标，因为短期的扰动因素太多。

过去几十年，中国有几个特定时期，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政府没有制定当年的GDP目标。

问：目前这个环境下，我们有没有必要放慢规模增长速度？

行长田惠宇：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规模增长多少叫快？多少叫慢？其实就一个衡量标准：有没有资本内生能力，资本能否依靠盈利不断增长而增加。

我们的公司章程承诺，每年给普通股股东的现金分红率原则上不低于30%，在这个前提下实现资本内生能力，这就是“轻型银行”的标准。

这些年大家都在讲故事，说打造“轻型银行”。不过，一方面玩命搞规模扩张带动盈利增长，但分红分不出去，另一方面在资本市场不断地融资圈钱，那肯定不是轻型银行。

依靠自己的资本能支撑盈利增长，并在某种程度上高于市场平均水平，这种规模就是适度的，不是说15%就一定高，10%就一定低，不能拿绝对数来衡量规模增长。

“资产质量还不敢掉以轻心”

问：疫情对全行资产质量的影响到底多大？延期还本付息的政策又会多大程度影响资产质量？

副行长王良：受疫情冲击，银行业整体风险状况呈上升趋势。今年一季报中，我们详细披露了具体的变化趋势，其中比较明显的是零售信贷业务，比较突出的又是信用卡业务和消费贷款。

2月份居民闭门不出，给信用卡还款带来巨大的困难。同时，招行信用卡中心三个催收中心正好有一个设在武汉，也大幅影响了催收产能，导致信用卡风险上升非常明显。

从二季度开始，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整体来看风险出现了稳定，但趋势仍有上升的压力。上升比较明显的还是在零售信贷、信用卡方面。对公贷款整体保持稳定。

但我们知道，对公贷款的风险暴露是滞后的，特别是受疫情冲击较为明显的交通运输、仓储物流、商业旅游、文化娱乐等行业，预计下半年对公贷款风险可能会呈现进一步上升趋势。

零售方面，信用卡贷款还处于风险暴露期，但整体情况较疫情期间更稳定，信用卡消费额、交易额也逐渐恢复正常水平，催收能力不断加强，还款趋于正常。

与此同时，得益于前几年一直坚持严谨的分类政策，以及较为充足的风险拨备计提，我们保持了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

对于普惠型小微贷款实施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确实客观上给银行风险管理带来更大的压力。我们也在全面地排查、分析，关注这类资产的变化对全行风险状况的影响，我们根据变化采取相应策略。

总之，银行业风险上升的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不敢掉以轻心。

行长田惠宇：疫情对全行资产质量最大、最直接的冲击是信用卡。信用卡贷款逾期和入催金额在2月和3月达到高峰，4月开始环比下降。

信用卡贷款至少需要逾期90天计入不良贷款，这意味着5月份是信用卡不良生成的高峰。

另外可能受冲击的是延期还本付息业务，这是抗疫大局的需要，原本到今年6月份，现在国家延长到明年3月。

其中可能有一些道德风险或搭便车行为，这对我们后续不良的影响，我们将通过精细化的管理使这种可能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