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利案,郭利案法官是谁

文 l 黄药师

喧嚣一时的吴秀波与情人的经济纠纷和刑事案件，终于尘埃落定。

2021年2月18日晚，吴秀波控诉陈昱霖敲诈案的判决书披露，吴秀波情人陈昱霖于2018年以曝光二人隐私为由构成敲诈勒索，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执行，判处罚金10万元。

该案于2021年1月底宣判，目前陈昱霖已经出狱。

关于吴陈两人的爱恨情仇，需要从2011年说起，彼时的陈昱霖刚与已婚男演员吴秀波相识，不久发展为长期的情人关系。

2018年1月至2月间，陈昱霖以其与吴秀波长期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且需要购房为由，向欲与自己分手的吴秀波分两次索要人民币300万元、800万元，吴要求陈同意分手并亲笔书写不公开二人关系、删除二人照片等隐私材料的承诺书后，将上述钱款给付女方。

2018年9月24日，陈昱霖朋友圈发长文称，自己和吴秀波相恋七年，在这段地下恋情中付出颇多，而吴秀波却背着自己找小四、小五，无情将她抛弃。

同年10月8日，陈昱霖以曝光其与吴秀波之间不正当男女关系、二人亲密照片等隐私为由，向吴索要钱款人民币4000万元。二人达成分期4年支付协议后，吴秀波于2018年10月16日向女方转账人民币300万。但陈之后单方面撕毁约定的支付期限，并以进一步公开二人不正当关系、公开其他人的负面信息等理由相威胁，胁迫吴一次性支付剩余的人民币3700万元。

逼急了的吴秀波，让律师一通报警，电话打到了上海市静安区公安分局。

2019年1月18日，陈昱霖在机场被警察带走，以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捕关押。

2019年1月18日，陈昱霖父母通过陈昱霖微博发布公开信，称女儿曝光与吴秀波的恋情后，遭男方以“曝光隐私勒索钱财”为名报警，目前被关押在看守所。陈昱霖父母表示女儿陈昱霖是被设计陷害的，相信她是无罪的。

事件发展图

2019年9月，基于吴秀波本人意愿，该案由中间人调解，只要陈昱霖家人退还1500万巨款甚至少还一部分，吴秀波将同意签署谅解书，这对陈昱霖的量刑将起到良性作用。

2021年1月底，案件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最后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陈昱霖所犯敲诈勒索罪，系其向吴秀波索要“分手费”引起。那么，情人之间索要分手费就构成敲诈勒索吗？敲诈3700万为什么只判三缓三呢？

根据行为确定罪名，根据罪名确定刑罚，这应该是刑事案件的基本思维方式。如果是先确定应该判处的刑罚，然后再对事实进行认定，就会削足适履，肯定会形成对事实和行为认定上的任意裁剪。不仅认定事实错误，也导致司法的逻辑混乱，出现法律系统的内部的冲突和紊乱。

判决书认定，陈昱霖犯罪前因、犯罪手段和犯罪对象具有特殊性，并属于犯罪未遂，且具有悔罪表现，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并处十万罚金。

按照刑法第274条敲诈勒索罪的规定，参考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敲诈勒索超过30万元的应该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本案涉案金额4000万元，基准刑期应该在十到十五年之间，即使属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也应该在下一个量刑档次（三到十年）的中线以上，也就是在七年以上十年以下。犯罪原因、对象的特殊性，也仅仅属于酌定情节，不应该突破法定量刑区间。

应该说，陈昱霖的量刑是很轻的。问题是，陈昱霖的行为构成未遂吗？

法院在判决书中，对于量刑是这么表述的：“在量刑阶段，法院充分考量被告人陈昱霖的犯罪前因、犯罪手段和犯罪对象均具有一定特殊性，且属于犯罪未遂。被告人陈昱霖在羁押期间经过教育，思想发生变化，有良好的认罪态度和积极的悔罪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并获得被害人谅解，对其依法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可以实现刑罚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功能，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采纳。“

从判决书我们可以看出，之所以有这样的判决结果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本案的背景是双方感情纠纷引起，双方都存在一定过错；

第二，属于犯罪未遂；

第三，认罪认罚；

第四，获得被害人谅解。

那么，这1400万的分手费需要返还吗？

本案中，陈昱霖一共索要5100万，其中1400万被法院认定为“分手费”。

根据相关法院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与婚外第三者长期维持不正当两性关系，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将大量夫妻共同共有财产赠与给婚外第三人，不但有违公序良俗，并且损害了夫妻的共同利益，其行为无论从性质还是处分权限而言，均应认定为无效，对于夫妻一方给予婚外第三者的夫妻共同财产，受侵害的夫妻另一方有权要求全额予以返还。

判决书中把陈昱霖行为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面行为陈昱霖索取吴秀波1100万元，由于没有“急迫性”而没有认定为敲诈勒索罪；后面的行为，在双方达成支付4000万元的协议并支付了300万元以后，陈昱霖单方反悔，要求改变支付的时间条件，具有了“紧迫性”，因而构成敲诈勒索罪。

也就是说，第二阶段的行为，陈昱霖也获取了吴秀波的转款300万元。对于敲诈30万元以上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敲诈勒索罪，已经取得的300万元无论如何不能忽略不计而认定为未遂。

如果认为300万元不是敲诈金额，而未支付的3700万元属于敲诈金额，那就把4000万元整体协议金额分成了两种性质：300万元是合法所得，3700万元是敲诈金额。这种划分如果仅仅是因为后者被要求提前支付，而具有了非法性，所谓的“紧迫性”理由可能无法自圆其说。

就本案来说，4000万元本来就是陈昱霖提出并经过吴秀波同意的金额，性质完全相同，或者属于双方确认的合法债务，或者属于敲诈勒索的财物，二者必居其一。支付方式和支付时间的改变不能改变款项的性质。就像居民购房，无论是一次性购房款还是按揭或分期付款购房款，都无法改变购房款的性质。

案件中民事过度维权和敲诈勒索罪之间的界限，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老问题。

曾经轰动一时的郭利敲诈勒索案，经过一审二审判决有罪，最终广东省高院改判无罪，就是因为郭利以女儿身体受到伤害要求某品牌奶粉厂家赔偿300万元。虽然郭利最后被认定无罪，但付出了十年人生的沉痛代价，司法机关也付出了巨大司法成本和公信力的损失。

在存在民事纠纷的前提下，过度维权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由于案件情况千差万别，我们很难说一定不能构成，但在作出有罪判决前一定要谨慎，刑事法官也要学会用民事思维考虑案件事实，并谨守刑法谦抑原则，慎用刑罚。

按照判决内容，陈昱霖和吴秀波保持了七八年的婚外情关系，对陈昱霖来说可能是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如何衡量这段感情的价值，是一个很主观的问题。对这段恋情的对错以及责任，当事人就有权利作出自己的理解，双方不能达成一致就属于民事纠纷。一方作为隐私事项的当事人，甚至是受害人，是否有保全对方的隐私的义务，值得思考。

七年的锦衣玉食换来看守所两年羁押，再被限制三年自由，陈昱霖的代价不可谓不大，也可视为对其不伦之恋受到的惩罚。

但回过头来看，这宗司法判决保护的法益到底是什么？判决引起的社会后果是什么？是否会认为是对不检点私生活的保护？

联想到前不久郑爽遗弃代孕生产的两个孩子事件，法律是否做到了平等适用？是否满足了社会公众的公平正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