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刚’龚刚强北京农学院

【文/ 龚刚】

改革开放以来，在每一次世界经济发生危机的时刻，中国经济基本上没有停下增长的步伐，无论是上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是亚洲金融危机，世界上一片箫条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增长还是非常快的。

什么原因？个人感觉，可能这就真的是因为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强有力地调动资源这样的一种宏观调控。

从理论上来讲，发达国家也有宏观调控，但是我们的宏观调控有更多自己的特点。比如西方现在的宏观调控没有财政政策，只能靠货币政策进行调控；我们这儿就不一样了，既有财政政策，也有货币政策。

实际上在我们的发展初期，我们有太多的项目存在，这项目有可能是研发出来的项目，也有可能就是基础设施项目。改革开放（以来）有两个项目值得一提：

一次是亚洲金融危机时刻，我们正式推出了高速公路的建设，甚至一条高速公路从四川通到西藏。当时没有人能够理解，好多人在考虑经济效益问题——那地方少有人烟，推出这项目，经济效益怎么样？现在可以看得出来，这条高速公路现在很繁忙，好多旅游都去那个地方。

上一次2008年金融危机，我们推出了4万亿的财政支出，加上4万亿的贷款。那时推出了高铁，伴随着一个大的技术进步，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高铁国家。

利用宏观调控的机会，利用经济下行的压力推出我们想要做的一些基础设施。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了好几次，要使危机转为机会。我相信这一次面临下行压力时刻，会提出好多项目。

这里边我还想再次强调一下，因为财政政策说到底就是得政府掏钱，所以关键是政府有没有钱。我们发现，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中国大概18%，不到20%；发达国家国债占GDP的比例，日本是200%以上，美国已经超过100%，法国、英国等都将近100%。

所以实际上发行国债，我们有非常大的空间，还可以发到国外去，还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人家美国就是发行国债使得美元走到世界各地去，我们都没有做。我们财政部还是相对保守一些。从财政政策上讲，我们有巨大的空间来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

货币政策仍然是用一个“稳”。怎么去理解它的稳？

货币政策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如果再发行贷款，有可能会造成债务负担的加重。比如说银行贷款给企业家、居民，这贷款一方面增加了货币的供给量，毫无疑问，通过贷款一下子增加了某人的购买能力，同时也对他形成了一个债务的负担。

但我们的债务，特别是民间企业、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是不是很多呢？查一下数据，应该是占GDP的百分之一百六十几。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世界第一高的概念，这也是投资上不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分析，债务怎么会那么高？

我感觉，财政部门的问题就是“我尽量不花钱”。实际上，财政部门真正具有巨大债务能力的应该是中央政府，不能在民营企业——中央政府说到底还有货币发行权。财政（部）在中央那一层的财政方面，过分地关心所谓的遵守财政纪律，把这些负担转移到地方政府，或让企业家去承担，自己尽量不负债。我觉得这个逻辑是有点问题的。

就银行来讲，尽管（贷款利率）政策上可能也就是6%、7%，但你可能是贷款给一个金融中介，当然也可能是个企业。这企业拿到钱以后不是投资自己，而是再贷款给别人，这就是在转。好多国有企业也有金融服务公司，就是这么来的，最后实际进入企业家——或者真正需要贷款的人——手里边，可能利率就非常的高了，飞涨到13%、20%之类的都有。这样一个情况肯定给经济带来很大的伤害。

我研究出一个规律：如果你的利率高于企业的成长率，那么债务率就一定会上升。以前我们在高增长阶段，比如9%、10%这种阶段，因为我们的分母很大，我们的债务问题就不是那么显著；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本身在下跌，企业本身也面临各种各样的转型压力，成长率也相对低一点，如果最后我们的债务率还在10%的话，这债务负担问题肯定会越来越严峻。

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个角度来总结一下我们的宏观调控。财政政策上项目、增支出、减税，而且我们确实也有很大的发债空间。与此同时，我们的货币政策要盯住利率。央行实际上已经在降低基准利率了，但问题是基准利率降低了，中间环节太多的话，到了企业手里，利率还是很高，所以一定要厘清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我想，从这两方面着手，我们可以短期缓解面临下行压力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