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舰“昆明舰属于哪个舰队…

1959年12月1日，波光粼粼的茫茫东海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护卫舰第六支队十八大队的三艘护卫舰和潜艇第二十二支队的两艘潜艇正在舟山群岛普陀山附近的朱家尖以东海面进行对潜搜索和攻击训练。

这次训练是从11月24日开始的，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上午9时35分，担任“靶目标”的“国防-24”号潜艇开始下潜；半个小时后，三艘护卫舰按照训练计划开始搜索，俗话所称的“猫捉老鼠”开始了。

苏联M-201号潜艇，与发生事故的人民海军国防-24号潜艇同型

训练程序是由护卫舰舰组成横队，第一次由西往东搜索攻击；第二次由北往南搜索攻击；第三次由南向北搜索攻击。时间很长，凡是玩过《猎杀潜航》这个游戏的朋友都应该知道，潜艇躲避反潜舰艇的搜索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体贴入微的设计者在游戏中设定了一个可以数十倍速度加快时间流逝的功能，这也使得游戏玩起来可以不那么枯燥。但是真实的军队中是不可能这么做的，于是，训练从上午一直继续到了午后，无论是水面上的猎人还是水下的杀手都感到很疲惫了，还好一切都按部就班地圆满完成，训练即将结束。

与国防-24号同型的苏联潜艇指挥塔

13时55分，下达了演习停止命令后的第十八大队代理大队长看到“衡阳”号护卫舰尚在转向，立即告其现应停车。“衡阳”舰随即发信号回答：“明白了，我已停车”。而担任指挥舰的“昆明”舰则向海面上投了３个手榴弹，利用爆炸来通知潜艇可以上浮了——一种很原始的通信手段。潜艇具体在水下什么位置，三艘护卫舰都不清楚，而听到信号的“国防-24”号潜艇也仅仅能通过爆炸声知道“昆明”舰的位置，而不清楚另外两艘护卫舰的位置。

三艘护卫舰都关闭了动力，在海面上轻轻地随波漂泊着。

潜艇指挥塔前面的45毫米炮

“国防-24”号潜艇也在缓缓地上浮，因为觉得这是一次再正常也不过的上浮，再加上疲倦，所以艇长张明龙上尉并没有谨慎地上浮到潜望深度先行观察，而是直接下达了浮上水面的决定——潜艇将在到达水面前排空压载水舱，随之产生的巨大浮力会促使潜艇轻轻地“跳”出水面——然后，就可以回港了，这是全体艇员的想法。

14时05分，“衡阳”舰突然感到舰体有震动，随即水兵们在右舷发现了宽1米、长20米的气泡和油迹，并立即把这个不详的预兆报告了“昆明”舰。在随后的时间里，“国防-24”号潜艇与指挥部失去了所有的联络。

“国防-24”号残骸，其指挥塔和大半个艇身已经脱离，可见事故之惨烈

三艘护卫舰开始焦急地在油迹附近海面搜索一切信息，很快， “成都”舰水兵发现了海面上的一个漂浮物。20分钟后，小舢舨靠近漂浮物，原来那是潜艇的呼救浮标。呼救浮标是圆形浮物，下面有一根钢缆与潜艇连接，里面有一部电话，援救人员可以经过它与失事潜艇通话，了解水下情况。同时它也标示失事潜艇的水下位置，有助于求援船只打捞。

14时40分，“昆明”舰靠近了失事浮标，但是电话不通。当“衡阳”舰舢板靠上浮标时，发现浮标已经移位，绳索已断，当即捞起浮标，大家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已经得到了证实——“国防-24”号潜艇已经失事！

一时间，大小59艘舰船组成的庞大船队奔向出事海区。但这是天公不作美——西北风骤然增到8级，更不幸的是，那个呼救浮标不知为什么断开了，在浪涛中上下翻滚。

浮标缆绳断开，就无法标示潜艇的位置。重新测位需要时间，这一意外情况，把寻找潜艇的工作向后推迟了。68小时后，人们才在40米深的海底找到了“国防-24”号潜艇的残骸，包括艇长张明龙、副艇长王明新、航海长金作印、代理政委张前冲在内的全艇38名官兵只有轮机军士长王发全一人生还。1960年2月13日，“国防-24”号被分段打捞出水，重新组装后安置在青岛海军潜艇学院的操场上，警示着一代又一代的潜艇兵们。

M级XV型潜艇

“国防-24”号潜艇是一艘M级小型潜艇，原为苏联海军M-279号潜艇。该级艇设计于1933年，是苏联首次使用焊接技术的潜艇，因为可以通过铁路运输，非常适合苏联这样领土跨度太大、几支舰队被分割开来的国家，所以受到青睐，一共建造了141艘，在二战中损失了33艘。

M-279属于1940年设计的最后一个改进型号XV型，水面排水量281吨，水下排水量351吨；长50.5米，宽4.4米，吃水2.81米；动力系统为2台600马力柴油机，辅助动力为2台218马力电动机，燃油92吨，两组蓄电池组，每组60个MS型蓄电池；水面航速15.5节，水下航速7.9节，水面续航力4500英里/8节，水下续航力85英里/2节；下潜深度60米，极限深度70米，下潜时间35秒；自持力15天，极限自持力22天，水下极限生存时间48小时；武器为艇艏4个533毫米鱼雷发射管，鱼雷携带量4枚，无再装填能力，1门21-K型45毫米甲板炮，炮弹200发；编制32人。

M级XV型潜艇线图

XV型在二战中仅有4艘完工，所以战后继续建造，共建造了57艘，是建造数量最多的一个型号。M-279于1950年10月12日在列宁格勒第196厂开工，1951年2月10日下水，6月9日竣工，7月9日用铁路运到海参崴，编入太平洋舰队。1955年春，该艇行驶到青岛移交给人民海军，更名为“国防-24”号，舷号204，后来改为418。

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人民海军严重缺乏大型水面战舰，新中国在1953年6月4日与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了海军技术援助协定（简称六四协定），转让苏式轻型护卫舰、鱼雷快艇、潜艇、猎潜艇等军用舰艇的设计、工艺技术和成套设备。1955—1958年，上海沪东造船厂根据苏联转让的图纸和提供的设备，在苏联派来的设计专家组和建造专家组指导下，陆续建造了4艘苏联50型（СКР проекта 50，西方称为里加级）护卫舰，中国代号6601型，西方称为成都级（其实称为昆明级更合适，因为该级舰的首舰是昆明号）。“衡阳”号1956年3月开工，是该级最后一艘开工的，但是于1958年7月验收完毕，比姊妹舰“贵阳”号提前了一个月，所以最终舷号定为207，比“贵阳”号的208靠前。第一任舰长王明亮，不久转任政委，龚进仁接任舰长，副舰长安立群（后晋升为海军少将）。所有4艘成都级组成东海舰队护卫舰第六支队第十八大队（1957年6月4日组建，当时只有首舰“昆明”号一艘，代理大队长费庆令），列为战备值班部队。

里加级护卫舰，苏联称为50型巡逻舰

这是一种对海攻击力较强，具有一定反潜与防空能力的近海多用途小型战舰，通长甲板船型，总长96.6米，水线长86米，型宽10.2米，水线宽9.6米，型深2.9米，吃水2.8米；标准排水量1054吨，满载排水量1186吨；动力为两台高压蒸汽轮机，总功率20030匹马力，最高航速28节，续航力2200海里节；配备有苏制АУБ-34УСМ-А型100毫米单管主炮3门，АУВ-11М型37毫米双联装高射机关炮两座，ТТА-53-50型三联装533毫米鱼雷发射管一座以及МБУ-600型250毫米五管火箭式深弹发射器2座，БМБ-2型432毫米深水炸弹发射炮2座；左右舷各有水雷滑轨一条，可携带水雷26颗，并有各种型号的警戒雷达、炮瞄雷达、导航雷达、侦察雷达、敌我识别器、声纳、射击指挥仪等各种电子设备；编制190人。建造时因为50型护卫舰是设计用于寒带，而成都级在东海舰队服役，温度较高，所以进行了一些适应性改装，包括加装喷淋管、电风扇，加大通风管路风量等。

里加级彩色二视图

船厂在建造“衡阳”和“贵阳”时，在吸取了前两艘的经验基础上，改由船台分3个总段建造，并采用预舾装及设备安装和船体建造平行作业工艺。也就是将传统的码头、船内的舾装作业提前到分段、总段上船台前进行的一种舾装方法，使舾装的高空作业平地做，外场作业内场做，仰装作业俯装做，从而减少了码头、船内多工种的混合作业，并使劳动条件得到改善、质量提高、建筑周期缩短。

“成都”级高达28节的航速更为那些曾在护卫舰部队服役的老海军们津津乐道。有前辈回忆，随老式护卫舰出港时，看到港池里的“成都”级还在往舰上搬运物资，谁料出海还没几个小时，只见身后的海平面上突然浮现起那个熟悉的舰影，并迅速变大、超车、扬长而去……

里加级护卫舰线图

从“衡阳”号的引进年代我们可以看出，和“国防-24”号一样，都是当时人民海军最新锐的装备，技术性能比当时人民海军的绝对主力、北海舰队的4艘苏制鞍山级驱逐舰都要更胜一筹。如果说后者是拱卫京畿的四大金刚，那么前者就是坐镇东南的定海神针。其人员素质也自不必说，都是一时之选的精英。那么，精兵强将加上先进装备，为什么还会发生那样不可思议的事故呢？

无独有偶，就在“国防-24”号事故之前数年，世界第一海军强国也发生了两起水面舰艇和潜艇相撞事故。

1955年3月，美国海军大西洋舰队在距基地纽波特东南65海里处进行演习。潜艇“魔鬼鱼”（Diablo，1944年建，标准排水量1570吨，满载排水量2500吨）号在潜望镜深度开始上浮。由于领航员计算失误，它正好在护航驱逐舰“塔伯勒”（Tabberer，1943年建，2110吨）号的下方，结果使得自己被驱逐舰撞开了一个约8米大的裂口，海水通过裂口涌入舱内。比“国防-24”号幸运的是它撞的是比较平缓的船底，虽然舰桥和潜望镜损坏，但总的来说对艇体结构的破坏并不严重，因此在抢修堵漏下得以生还。

1958年5月29日，同样是在演习中，珍珠港西北16海里处的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刺鱼”（Stickleback，1944年建，标准排水量1550吨，满载排水量2460吨）号潜艇在紧急下潜时，由于电机值勤部门的错误操作，马达全部停机，艇首开始纵倾，艇长只得命令紧急上浮。但浮出海面的潜艇并迅速地顺着海流向护航驱逐舰“银杯”（Silverstein，1945年建，2100吨）号飘去，最后不出意外的被一无所知的驱逐舰撞个正着，首蓄电池舱和中央操纵室之间的水密隔壁被破坏。虽然裂口被堵住了，但是下潜过程中造成的艇首纵倾并没有消除，所以潜艇仍然缓慢地下沉。在救援过程中，发现由于相撞时空气系统遭到破坏，柴油机没有空气无法启动，因此营救是不可能的，最后只得让潜艇沉入3000米的深海。

从以上两起事故可以看出，相撞事故虽然原因多种多样，但归根到底本质是相同的，就是人祸。

“国防-24”号事故的原因也是如此，演习指挥员和牺牲的艇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指挥演习的代理大队长发现潜艇没有在自己规定的海区运动，而命令水面舰艇在潜艇起浮点附近停车漂泊是十分错误的，是造成此次事故最主要也是最终的原因。而根据对潜艇残骸的勘验，“国防-24”号潜艇在军事条例的操作上也非常地粗糙、懈怠和大意。潜艇上浮时，舰桥撞上了衡阳舰的右舷，整个舰桥被横向“拉掉”，就像突然揭去一个硬痂一样，潜艇被撕开了一个血淋淋的致命创口。而由于第二道水密门没关，二舱、三舱、四舱的水密门都没关好，海水长驱直入，以至于潜艇迅速下沉，当时如果水密门每道都是紧锁的，悲剧也许不会发生。而张艇长如果能在潜望深度先观察海面的话，则悲剧肯定不会发生——“衡阳”舰事后去船坞检查，发现被撞的“伤口”在右舷锅炉房下部，创面也就20厘米左右，相当于两个拳头大小，有一个明显的“凹塘”，专家断言：如果当时“国防-24”号再低行20厘米左右，也就和“衡阳”舰擦底而过了。

1971年的成都号护卫舰

而这一切背后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指挥水面舰艇和潜艇综合演练的代理大队长只是“昆明”舰的舰长，他从来没有指挥一支编队攻防的经验，属于临时受命指挥，所以才会犯下那样的错误。而另外两艘护卫舰就更离谱，四名舰长和政委统统不在，指挥军舰的都是临时“代理”的实习舰长，都没有独立指挥一艘军舰的经验！

原来当时正值“反右倾”高潮，军队强调要“反透右倾”，因此指挥官们在政治高压下，纷纷撂下部队，撂下为“解放台湾”而积极准备的演习，上岸去批判“彭、黄”（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去了，其中，第十八大队的一些干部还是“反右倾”的对象，必须在会上作出“深刻检讨”以求“过关”。于是，整支护卫舰队的灵魂几乎全都不在岗位，这才是悲剧的真正根源所在。而被网文称为罪魁祸首的“衡阳”舰，其实是并没有什么责任的，它只是遵令行事而已。

但是，几十条战友生命的重负并不是那么容易卸下的，“衡阳”舰把这种沉重的心理包袱一直背到了六十年代。

衡阳号护卫舰

从1962年开始，台湾国民党当局出台了一个“政治登陆”的方案，即派遣小股武装特务长时间、多批次、多方向对沿海地区进行袭扰破坏，1962年下半年，小股武装特务袭扰掀起了高潮，制造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其目的是造成“反攻大陆”声势，扩大其政治影响，以鼓舞台湾民心士气，稳定内部。这种方式所需的人力、物力不多，即使失败多次，也不会影响大局，如果成功一次，就可以对内对外大肆宣传捞取政治资本。这样海军的巡逻任务就变得日益繁重起来，1962年7月，第十八大队南下浙江南部乐清湾备战，这一年有三股武装特务在福建和广东海面被歼灭，不过大概是知道苏浙海面人民海军大舰云集，“水太烫”，所以跃跃欲试的“成都”级4舰一直都是在平安无事中度过。

而且由于特务输送船吨位小，火力弱，一旦发现，海军都是派护卫艇之类的小型舰艇前往截击，中型军舰出击并取得战果的仅仅只有一次，而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终于让“衡阳”号给撞上了。

1964年7月8日晚19时，特务输送船“满庆盛”、“满庆升”号，船员29人，运载国民党情报局“江苏省反共救国军19纵队1支队”武装特务51人，携带着无后坐力炮、火箭筒、轻重机枪等各种武器和炸药、放火用的汽油，伪装成日本渔船以逃避海上侦察，由台湾淡水港启航北上。一路上远离大陆海岸隐蔽航行，实行无线电静默，发现渔船便进行规避，企图选择海军防御较薄弱的苏北沿海海面实施突击袭扰，抓一把就走。

也许正是特务船鬼鬼祟祟的行为，反而引起了人民海军的注意。海军司令部得到情报后估计敌船可能到舟山嵊泗地区外围岛屿，或是江苏启东县吕泗港至射阳河口一带偷登袭扰，便立即通报东海舰队，命令正在舟山海区训练的护卫舰第六支队第十八大队（1958年8月进驻盐河乡獭山码头，辖第16、17、18护卫舰大队；支队长张先军，政委赵宏博，参谋长聂奎聚；十八大队大队长石湧，参谋长张韵）“衡阳”号护卫舰、在苏北海区巡逻的“长沙”护卫舰及执行扫雷任务的舟山基地扫雷舰大队“长辛店”、“沙家店”扫雷舰（属于前文曾经提到的6605型扫雷舰）担负捕歼该股武装特务的作战任务。北海舰队也派出猎潜艇“胶州”、“通州”、“温州”、“泰州”号到达指定海区待机，配合行动。11时15时31分，2艘敌船到达北纬32度45分、东经122度42分后，突然转向，朝吕泗方向航行。东海舰队判断敌可能于20时左右抵达吕泗港外，趁12日2时高潮换乘登陆。遂命令距离敌舰较近的“衡阳”舰、“沙家店”舰采取捷径航向高速接敌，其它舰艇担任堵截。同时通报海区确有两艘日本渔轮作业，强调要注意识别，避免发生涉外事件。

11日19时03分，正在吕泗港外约30海里处巡逻的“衡阳”舰在距离11海里处发现两个可疑目标向东北方向行驶，随即发出识别信号，未获回答，后鸣炮示警，该目标一边回答：“我是日本渔船”，一边分头向南北两面逃窜。

但是由机帆船改装过来的特务船哪里跑得过军舰呢，“衡阳”舰很快逼近其中一艘，虽然有发现时两船相隔较远，没有下网，不像渔船，其发现军舰后又立刻灭灯高速逃走，拒不回答发出的识别信号等可疑之处，但是为了万无一失，避免误击，“衡阳”舰还是打开探照灯照射，仔细识别。

结果发现船舷漆有日本国旗和“庆盛丸”字样，但仔细辨认发现油漆很新，与船身其它部分的油漆不一样；而且字迹新旧不一，间隔不等，字体不正；经反复观察，确认就是上级通报的“满庆盛”号特务船。这时只要一声令下，武装到牙齿的“衡阳”舰完全可以用炮火将敌船顷刻间撕成碎片，但是为了抓活的，21时，“衡阳”舰再次鸣炮警告，并进行喊话劝其投降，敌船根本没有回话，继续逃跑。

23时15分，“衡阳”舰开始用37毫米炮攻击，敌船驾驶台和船身当即中弹起火，被迫停车。“衡阳”舰的水兵又喊话：“不要跟着匪首送死，要活命的站到后甲板去！”不久，只见敌船上越来越多的人向后甲板移动。有的匍匐着身子，有的头上顶着脸盆和被子，有的手里摇晃着白手帕。不一会，后甲板上聚集了一堆人，人群中竖起一根竿子，上面摇晃着一条白短裤。

“衡阳”舰缓缓地迫近敌船，准备跳帮。十名战士在副舰长唐文福指挥下，端着冲锋枪，飞身跃上敌船。这时，敌船突然响起枪声，一个特务开枪射击，随即被水兵们的还击打死，他就是监送这股特务的指挥官陈复新。其他特务大多本来就是因为应征渔船船员而被台湾情报局骗来的，此刻群龙无首，更加没有了抵抗的心思。唐文福跃上敌船驾驶台，居高临下，指挥战士们搜舱捉俘虏。班长施守清带着水兵冲进舱里，把躲在舱里的特务一个个搜了出来。

本来按照陶勇司令员的想法，应该把“满庆盛”拖回上海吴淞港展览，可惜因为我军没怎么活捉过敌船，经验不足，”衡阳”拖带被俘的“满庆盛”时也没有注意航速过快的问题，导致后者水线附近的破口进水太多，最终沉没在崇明外海。真可谓成也高速，“败”也高速。

另一艘涂有“庆升丸”字样的“满庆升”号没有多久也被“沙家店”舰追上，经两次喊话和鸣炮警告后依旧继续北逃。11日22时38分，“沙家店”舰对其水线以上部位开始射击，敌船中弹起火，火光下，特务们挤挤撞撞地拥塞在后甲板上，慌乱不堪。“沙家店”舰靠上敌船，战士叶龙宇、丁国成跳上敌船，将特务押上“沙家店”舰。不久，敌船弹药舱爆炸，船身猛烈震动起来，最终在燃烧中于12日零时38分沉没。

昆明舰

此次战斗是反袭扰作战中唯一使用大舰的一次战斗，击沉国民党特务船l舰，俘获l艘。毙敌少校大队长陈复新以下8名，俘敌少校支队长陈尔昌以下72名。我仅一名战士负轻伤，消耗37毫米炮弹240发。“衡阳”舰士兵施守清立一等功；海军给“衡阳”、“沙家店”二舰记集体二等功，支队长张先军海军大校也因此在8月升职为舟山基地副司令员，此后一路官运亨通，官至南海舰队副司令员，“衡阳”舰得以一扫“国防-24”号事故后的阴霾之气，作为人民海军战史上少数有战果的中型军舰被载入史册，它的自我救赎终于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被“衡阳”舰和“沙家店”舰俘虏的特务全部移交上海市司法机关处理。1965年12月13日，对表现较好的陈尔昌等8人宣布宽大释放的决定，其中3人释放回苏、浙原籍，5人释返台湾。“文化大革命”期间，战俘政策遭破坏，1970年4月，对在押的58名武装特务，处以死刑8名，无期徒刑5名，有期徒刑45名（另有6人在押期间因病、自杀死亡）。1975年9月21日，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决，将判刑在押的50名武装特务全部释放。

1971年5月至1973年9月，4艘成都级拆除鱼雷发射管，加装SY-1型双联装反舰导弹1座，并安装了导弹攻击雷达、指挥和控制设施等，成为人民海军第一批导弹护卫舰，也是当时我国在东南沿海最主要的水面打击力量。当时台湾国民党海军从美国获得了大批退役驱逐舰，改称“阳”字号，普遍都有6门美制127毫米炮的强大火力。如果进行炮战的话，任何一艘人民海军的中型军舰都会落在下风，但装备了导弹以后，“阳”字号舰就只有挨打的份儿了。

成都舰

就在改装后不久，1974年1月19日，南越海军突然炮击在西沙群岛巡逻的南海舰队扫雷舰和猎潜艇，虽然在吨位、火力上占了绝对优势，但却反被中国海军击败，损失炮舰一艘，侵占的3个西沙岛屿也被我国乘机收复，可谓是偷鸡不着蚀把米。但是由于双方实力悬殊，海战打得很艰苦，最初参战的4艘舰艇都受伤不轻，伤亡也很大，向南海舰队增援在所难免。

就在西沙海战的当天，海军司令部紧急下令，护卫舰第十八大队立即南下，支援南海舰队执行轮战任务，20日为最后启程期限。

当时“贵阳”号正在厂里进行例常大修，东海舰队确定“昆明”、“成都”、“衡阳”三舰组成编队南下，为了争取时间，决定不按惯例绕道走西太平洋，而是直接从台湾海峡的捷径南下。第六支队紧急进行了图上作业，仔细研究台湾海峡的水文气象和敌情动态，确定了各种情况的处置方案和航渡中的作战原则。

贵阳舰

20日下午，三舰从舟山基地启航，并实行灯火管制和无线电静默，要求烟囱不准冒火星，电报只抄收不发。由于不准使用雷达，所以导航只能由沿海各雷达站测定编队舰位后，再以密码通报舰队来进行。为保障18大队安全南下，海军福建基地也组织了32艘舰艇、多个岸炮和高炮营以及十多个观通站执行警戒保障任务，严阵以待。

21日下午16时，编队到达台湾海峡附近，炮弹上膛，随时准备应付突发状况。晚21时需，编队顺利通过国民党军队控制的东引岛，岛上守军全无察觉。接着从马祖列岛以东14海里处驶入台湾海峡，下半夜驶过金门岛海域。22日拂晓，经过一夜高速航行，编队终于顺利穿越台湾海峡，并于23日17时30分到达湛江，加入南海舰队建制，这是人民海军水面舰艇首次通过台湾海峡。

加装反舰导弹后的衡阳舰

到达湛江后不久，成都级三舰进行了SY-1型反舰导弹的试射，包括单发、双发齐射、双舰编队齐射等科目，至此舰上改装的导弹系统才算正式地完成了测试，形成了战斗力。由此也可以看出这次转移的仓促和危险性。但是海军方面也是无可奈何，成都级已经是当时能够拿得出手的最好军舰了。3月10日，“衡阳”等三舰在西沙进行了一次“示威性”的巡逻，战败后本来就心惊胆战的南越海军再也没敢进行挑衅。相对于当时南海周边国家的海军而言，成都级的装备水平的确是相当先进的，也就无怪其能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担当人民海军的主力了。

1980年代初，海军舰艇的舷号进行调整，4艘舰的舷号由205～208依次改为505～508。1986年8月1日，“衡阳”舰改名为“西昌”。1989年，我国在永署礁建立联合国海洋观测站，“西昌”舰再一次随编队前往护航，逼退干扰建站工作的越方舰只。

时光荏苒，随着大批的新型军舰陆续加入人民海军，“西昌”舰终于到了离开的时候，于1993年退出了现役。数十年如一日地海疆驱驰，想来她离去的时候已经不再有遗憾。对“国防-24”号的愧疚和负罪感，也应该早已经被汹涌的波涛洗刷殆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