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韦君宜个人资料简介

抗日战争爆发前，在江苏省淮阴地区淮安县西门大街石库门（今淮安市淮安区淮城街道白铁社）内，有户人家经营“杨元记杂货店”。女主人姓肖名禹，从扬州嫁到淮安杨家，三十岁时丧夫，生育了四子三女。这个家庭，被毛主席称为“革命之家”；这位母亲，被毛主席称为“革命母亲”。

肖禹1936年在淮安时留影

变卖家产投身革命

抗日战争爆发后，肖禹在次子杨述影响下，毅然变卖家产，带着全家老小离开老家淮安奔赴武汉、成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8年，48岁的肖禹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四川临时工委安排下，与长子杨道生一道，慷慨解囊租赁房屋，创办“成都战时出版社”，作为党的秘密活动地点。中共四川省委经常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研究重大决策，有时中共长江局领导也来参加。每每此时，肖禹就为他们站岗放哨，提供茶水和饭菜。

与此同时，肖禹还为许多仁人志士奔赴延安或敌后参加革命提供了资助，被大家亲切地称作“救亡母亲”“革命妈妈”。长子杨道生被国民党逮捕、英勇就义后，肖禹强忍丧子之痛，断然拒绝了国民党的劝降，与儿媳匿居在隆昌乡下。

抗战胜利后，四川地下党的同志曾去八路军办事处找组织关系，办事处的同志问：“你们接触的是一些什么人？”四川的同志说接触的首先是杨老太太（肖禹），办事处的同志十分高兴地说：“延安曾多次来电找杨老太太，可是未找到，现在有杨老太太的下落，就请你们护送她来办事处。”

肖禹被找到后，周恩来同志特地去办事处看她，并说：“杨老太太，你们全家参加革命，是一个革命家庭啊。”后经组织安排，肖禹与长子杨道生烈士的妻子和儿女，由重庆转移至延安。1948年9月3日，因年老体弱、工作劳累，肖禹突发脑溢血，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交际处逝世。

肖禹逝世后，毛泽东主席的秘书田家英亲自为她撰写了碑文，称赞她是共产党人的典范；中直机关党委也向她敬送了挽联：“您自己革命，儿、媳革命，孙子又革命。您是好母亲，好婆婆，好祖母。您是一个模范的女同志。”

杨述与夫人韦君宜

膝下子孙个个好汉

肖禹的长子杨本基即杨道生，在弟弟杨述进步思想影响下，于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担任共产党成都市西城区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在“成都战时出版社”和“英文日报馆”社长兼经理。他利用书店经理的公开身份，经常掩护四川党组织活动，接待党的领导同志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等人在家中开会、食宿。

1940年11月，杨道生在前往乐山县就任中心县委书记途中不幸被捕，先后被关押在川康绥署稽查处和省特委会看守所。在狱中，杨道生饱受敌人折磨，始终坚贞不屈。后因狱中发生一起“递纸条子”事件，他为了保护狱中党的秘密支部和同志安全，毅然将自己说成是这次事件的“主谋”，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处以“密裁”。1942年6月3日深夜，杨道生壮烈牺牲。就义前，他愤笔作诗：“中原大地起螣蛟，三字沉冤恨未消。我自举杯仰天笑，宁甘斧钺不降曹”。董必武同志将这首诗用电报发往延安，向中央专门作了报告。1992年，时任中组部部长陈野苹为纪念杨道生烈士题字道：“东华英豪士，西蜀壮烈魂。浩气存千古，长垂后继人。”

肖禹的次子杨德基即杨述，生于1913年，1928年考入淮安县中学，并在母亲和哥哥的支持下，组织了“古堡烽火社”，号召知识青年到工农群众中去，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1934年，杨述考入清华大学，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加入了“中华民族先锋队”，编辑《北平学生》等报刊，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清华大学党支部宣传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述以平津大学生南下工作团成员身份路过家乡，发展了3名党员，为淮安抗日活动培养了骨干。到达武汉后，杨述任“青年救国团”组织委员，致电母亲和兄长，动员全家老小到那里去参加革命。不久，杨述被调任中共川东特委组织部长兼青委书记，期间曾被国民党逮捕，经周恩来同志营救出狱。1939年，杨述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次年任绥德师范、米脂中学党总支书记。1948年，杨述调任中共中央“青委”，筹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中央成立后，杨述担任常委、宣传部长、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中国青年报》社长。自1953年起，杨述先后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任常委、宣传部长兼高校党委第二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1980年在北京逝世。

杨述的夫人韦君宜是著名作家，于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后参加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中，年仅18岁的韦君宜“怀抱着纯洁的理想和信念而赴汤蹈火，视死如归”，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通向革命的人生之路。抗战爆发后，韦君宜辍学离家，在湖北宜昌从事地下工作，并于1939年抵达延安，在《中国青年》杂志社、米脂中学、绥德师范、《抗战报》任编辑或教员。新中国成立后，韦君宜历任《中国青年》总编辑、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文艺学习》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社长，1986年离休。

肖禹的三子杨黄霖，字绍宇，曾用名杨肇基，中共党员。在淮安中学读书时，受母亲肖禹和兄长进步思想的影响，杨黄霖参加了党的外围活动。“七七事变”后，经董必武同志介绍，杨黄霖到延安陕北公学读书，后调延安保卫处（西北保卫局）接受特别训练，毕业后被安排在保安处侦定科任科员，随后又到延安西北公学接受保卫训练，毕业后任延安交际处保卫科长。在交际处工作期间，杨黄霖成功参与破获了国民党在重庆与延安之间的往来密电，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1948年，杨黄霖先后担任北京人民革命大学保卫科长、华北行政委员会公安局政保处副处长、卫生部保卫处长、人民卫生出版社副社长，几十年革命生涯，默默为国家和人民奉献。

肖禹的四子杨显基，1939年7月在成都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41年，杨显基以四川内江甘蔗试验场任技术员身份为掩护，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并于1947年下半年进入苏北解放区，从事文教工作，之后随大军过江，先后在苏南公学任教员，1953年调至中科院遗传研究所、动力研究所任秘书、主任等职。1966年—1973年下放至金坛河口公社，后调任该县交通局长。

肖禹的长孙杨欣，杨道生烈士之子，1945年参加革命，长期在中央军委和总参的直属机关工作，1946年加入共产党，1947年参军，在保卫延安和淮海、渡江、解放大西南等重大战役中，多次立功受奖，在部队历任参谋、秘书、副主任等职，1988年离休后专门从事传统诗词创作。

三个女儿不让须眉

肖禹的大女儿杨婺辉，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长期从事党的教育工作，直至90多岁在北京去世。

肖禹的二女儿杨晶明，1937年在北平参加光华女中“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担任小组长，加入了革命队伍。之后在延安的陕北公学学习并加入共产党。1938年杨晶明服从组织分配，来到新四军教导队从事民运工作，1940年5月担任新四军第五支队民运工作小组长，发动和组织农民、妇女、青年参加抗日，同年6月调任盱眙五区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杨晶明调到淮安石塘区任区委书记，1948年到华中工委民运队工作。解放后，杨晶明留在苏州吴县工作，直到1979年离休。

肖禹的三女儿杨静又名杨婺华，中共党员，1937年在北京华光学校读书，后历任晋察冀边区妇救主任、晋察冀三分区政治指导员、晋察冀热辽军区军工厂政治指导员、后勤部总支书记等职。1953年，杨婺华转入地方工作，先后任广州市外贸分局党委书记、广州军区直属政治部副主任等职。杨婺华的丈夫詹才芳，1927年参加湖北黄麻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历次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成长为我党的高级将领。全国解放后，詹才芳担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大军区正职），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顾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