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彭年、余彭年的精神…

2009年CCTV年度经济人物颁奖典礼，两大首善同台

2010年，“玻璃大王”曹德旺捐出3亿股福耀玻璃股权，创立了河仁慈善基金会，高达35.5亿的市值，让曹德旺从此有了“首善”之名。

同一年，88岁的余彭年立下“裸捐”遗嘱，表示死后要把所有财产一分不留地捐给自己创立的慈善基金会。

就在立下遗嘱5年之后，余彭年在深圳与世长辞，经过专业机构评估，其名下财产总值超过100亿，按照他的遗愿，即将划入慈善基金会。

这100亿只要入了基金会，就与子孙们没有关系了，不能继承、不能赠予、不能取回，只能用于公益慈善。

但就在此时，二儿子彭亚凡站了出来，对遗嘱提出了质疑，要争夺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由此引发了一桩百亿遗产归属权之争。

不过，人们更感兴趣的，还不是争夺的结果，而是余彭年的传奇，在注重“传宗接代”的中国，他为什么要“裸捐”？

如果细数每年胡润慈善榜上的头部富豪，你会发现，往往捐得多的，出身都挺贫寒，就像许家印、曹德旺等，余彭年也一样。

余彭年本名彭立珊，1922年出生于湖南涟源蓝田镇，父亲虽然经商多年攒下了一些家财，但一场洪水冲走了家园，一夜之间变成穷光蛋，多亏乡邻的帮助，一家人才重新建起家园。

父亲感激乡亲们的恩情，于是一直在余彭年耳边念叨，以后长大有出息了，千万不能忘记家乡父老，而这句话，从小就印在了余彭年的心里。

解放后，余彭年决定到上海去闯一闯，想的自然是干出一番事业，光耀门楣，同时也能为家乡做几件好事，以报当年之恩。

闯荡上海滩并不容易，拉过黄包车、摆过地摊，挣的也就是辛苦钱，能养活自就不错了，何谈衣锦还乡。

一直熬到1958年，余彭年扳指头一算，到上海已经快10年了，继续闯下去是前途未卜，回家乡则自觉脸上无光，正巧遇到了一个去香港的机会，余彭年心一横就跟着去了。

余彭年这名字，也就是到了香港后改的。

值得一提的是，彼时的余彭年36岁，在上海早已结婚生子，因为他去香港的路子不正，自然无法带着妻儿，于是交代妻子带着儿子回湖南老家，自己在那边站稳脚跟后就把她们都接过去。

而余彭年这一去就是近30年，直到80年代，余彭年回到湖南老家找到了自己妻儿的时候，孙子都已经10多岁了，当然，这是后话了。

初到香港的余彭年，比在上海艰难得多，语言不通，唯一能干的活就是在工地上搬砖，因为那只需要力气，不需要沟通交流。

在工地上一干就是两年多，很多和他一起进工地的都因为坚持不住走了，只有余彭年留了下来，不但被提拔为工头，还迎来了人生的一次转折。

1960年，一个台湾地产老板看中了余彭年的踏实、肯干，把他带到了台湾，出资让他经营房地产，而挣得的利润则一人一半。

余彭年从没提起过这个台湾老板是谁，若干年后回忆起这段经历，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话：

“遇到贵人，命运得到巨大改变”。

但在说这句话时，余彭年眼眶湿润，可以看得出他那份深深地感恩之情。

也正是靠着贵人提携，余彭年在台湾干了几年的房地产，不但攒下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也为后来自己独自跨入商海积累了宝贵的资源和经验。

1967年，余彭年回到香港，眼看港股正涨得火热，就把所有钱都投了进去，结果是遇到了股灾，亏了2000万港币后割肉退出。

这次教训让余彭年认识到快钱不好挣，又把目光瞄准了香港房地产。

彼时香港房地产界已有几大势力，霍英东、廖宝珊、李嘉诚等已开始崭露头角，而余彭年没有背景、资金也不多，只能炒炒楼花。

同时，余彭年还专门投资冷门房产，也就是当时别人都看不上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购买价便宜。

余彭年有两个比较成功的冷门房产经典案例，一是李小龙的房子，二是一个贵妇的房子，都是在房主死后买下的。

香港人信风水，认为房主的死跟居住地的风水有关，也就没有人愿意买这样的“凶宅”，而余彭年不信邪，70年代初分别花100万、250万买下了这两套豪宅。

既然卖不出好价钱，就索性把房子重新装修了一番，然后租给不信风水的外国人居住，一晃眼到了90年代，余彭年再问起这两套房子时，已升值到1.5亿港元。

就是通过类似的房产投资，余彭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香港也攒下了不少物业资产，为他后来在大陆大行慈善奠定了基础。

80年代中期，60多岁的余彭年终于得以衣锦还乡，他发现湖南老家竟然还是那么穷，于是开始捐钱，医疗、教育、基础建设、赈灾，慢慢履行着儿时的报恩承诺。

自从开始在大陆做慈善后，余彭年的心境一直在变化，而他读了林则徐的传记后，林则徐说的一句话，从此在其心挥散不去。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而余彭年也开始常在捐款后的公众场合以此自勉：

“儿子强如我，留钱做什么，儿子弱于我，留钱做什么”。

这里需要补充一下的是，余彭年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因为疾病走得比他还走，二儿子彭亚凡80年代才到了香港，应该说，他对于两个儿子是有亏欠的。

但这份亏欠也没能改变他对于慈善的决心，在他看来，儿孙们有房住、有车开、有工作干，再给他们更多的钱，就是害了他们了。

这可能是余彭年“裸捐”想法的初步形成阶段。

所以在2000年，余彭年投资20亿建成的深圳彭年酒店开业的时候，余彭年就公开表示，酒店的所有纯利润收益全部用于慈善。

而2001年，余彭年因为患上白内障，一度失明，后来经过治疗重获光明后，则坚定了其“裸捐”的决心。

2010年，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在北京举行慈善晚宴劝中国企业家们捐款时，余彭年握着巴菲特的手说：

“感谢邀请，不过，我已经裸捐过了”。

于是有了文章开头的故事。

二儿子彭亚凡为何反对裸捐，外界不得而知，但最后的结局是美好的。

余彭年的长孙彭志兵由于大学毕业后就跟着爷爷做慈善，对于老人的“裸捐”意愿是深刻理解的。

于是彭志兵与叔叔彭亚凡协商半年无果后，就把叔叔告上了法庭，要求法庭裁决余彭年遗嘱的有效性。

这其中双方的对决没有太多的细节流出，但就在余彭年周年祭的那一天，长孙彭志兵、二儿子彭亚凡都一起出现在了老人的墓前。

他们和解了，叔叔彭亚凡已向法庭提交了不抗辩书，放弃争产，坚决支持父亲的“裸捐”遗愿。

于是，“百亿遗产案”尘埃落定，余彭年得以兑现了“裸捐”的承诺，也被业内公认为“中国裸捐第一人”。

至今余彭年已经去世6年了，而余彭年慈善基金会仍然活跃着，每年都在捐钱，尤其是从2003年开始的“彭年光明行动计划”，至今执行了17年，已经让全国50多万白内障患者免费重获光明。

在基金会的官方网站上，还有教育、基建、防疫赈灾等一个个2020年的慈善之举，都是余彭年精神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