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儒—刘鸿儒烟建…

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事实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也从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从此，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中国的开放谋篇布局，中国发展进入快车道。然而到了80年代末90年初，中国的改革和开放都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急需要突破。

上海作为内地的一个重要城市，发展中的问题更加突出。

在这个时候，朱镕基到上海任职，对上海的行政管理和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带领上海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新高地，扭转了颓势。

也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邓小平发现并认可了朱镕基能力。邓小平先是支持朱镕基在上海开发浦东新区，探索出内地开放的新路子，之后又将其调入中央政治局、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开了全国性的经济改革。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邓小平的眼光是独到的，朱镕基果然以“铁腕”手段，找到了突破中国经济困境的方法。

朱镕基开辟上海新局面

朱镕基长期从事经济工作，被小平同志称赞为“懂经济”的领导人。上海是朱镕基是大展宏图的地方，他在上海期间，正值上海经济社会建设艰难蹒跚的时期。

80年代上海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六分之一，上缴国家税利占中央财政支出三分之一，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但上海的开放步伐缓慢。

80年代末，中央任命朱镕基到上海任职，他以极大的改革魄力和超强的行动能力，带领上海人民，推进了改革开放，打开了上海改革与发展新局面。

1988年5月，刚到上海就职的朱镕基在主持首次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上海必须加速改革，“需要速度，需要效率，需要果断行事，需要雷厉风行”。

他在上海的改革是以减少行政限制为突破口来推进开放，在在这次会议上，朱镕基提出组建“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审批项目的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

准备以这个机构为开始，作为改造政府机关的样板，来实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减少审批，简化流程，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

朱镕基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建设上海的重要手段，以外资改造传统企业，实行全部或者部分合营，以此来解决上海缺少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上存在的问题。

一个高效的审批机构能够实现这一点。“一窗一章”制度后来在全国很多地方推广使用，确实对加大开放的步伐、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后，朱镕基在上海推出了诸多改革措施。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将市政府的权力下放：主要是财权、事权下放，推行市、区两级政府分权，将行政和社会事务下放权力给区级政府。

将经济管理权由委办局分权给企业，实行政企分开。这样一来，下级政府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刺激下级政府放开手去改革，同时也减少市政府的行政负担，市政府转变职能，把精力放在宏观管理和监督方面。

朱镕基指出：像上海这样1200多万人口的城市，靠一个市长、几个副市长是干不好的。全世界这样的城市也不多，那是不好管的。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说：“所以我希望12个区的区长就成为12个‘市长’，这样的话，上海的工作才能做好，10个县长也要担负起责任。”

朱镕基在上海的经济改革成就突出。一是大力筹划浦东开放。在朱镕基的积极争取之下，国务院1990年4月批准了浦东的开发方案。

从此，朱镕基以浦东开放开发为重点，推出关税豁免、土地批租、开放外资银行、推行股份制等一系列能加速开放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上海的投资环境，为浦东开放开发做了重大贡献。

同时，朱镕基在上海大抓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了南浦大桥、杨浦大桥、东方明珠电视塔，积极筹划建设上海的地铁工程。

二是筹建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朱镕基很懂经济，他很早就指出：“金融的问题确实重要，要把企业搞活，首先要把金融搞活。”

上海的浦东开发预算高达几千亿，为了能够筹集更多的资金进行浦东开发，朱镕基大胆地借鉴了国外的筹资经验，提出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希望集全国甚至的全球的资金来发展上海。

在当时国际国内环境下，这种在中国“破天荒”的行为受到的阻力可想而知。但是在朱镕基的积极争取和邓小平的支持下，1990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了上海的请求。

1990年12月19日，朱镕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仪式上第一句话，就掷地有声地说：“建立证券交易所，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不会变”，表达了他对上海和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朱镕基的确眼光长远，上交所确实不负众望，为上海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邓小平助力朱镕基搞开发

朱镕基在上海的改革措施力度之大，见效之快，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这背后最大的支持力量便是邓小平。

邓小平一直非常关注上海的发展，他希望内地的发展能够走出一条新路，赶上甚至超越沿海经济特区。

邓小平对上海寄予了厚望，他曾说，上海是有特殊品格和素质的，有人才优势，是完全能够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大步发展的。

从1988年到1994年，邓小平几次到上海，看到了上海的变化，对朱镕基的改革十分支持。

他对朱镕基说：“我一贯主张胆子要放大，这十年以来，我就是一直在那里鼓吹要开放，要胆子大一点，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了不起。”

邓小平还亲自向中央政治局的领导说明上海发展情况，呼吁中央政治局关心浦东开发，表示“我现在要说话，上海要开放”。

在邓小平的亲自定调之后，国务院着手从中央层面进行讨论和规划浦东开发。邓小平还几次督促中央要尽快拿出具体措施，指出“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在朱镕基的积极准备和邓小平的关注下，1990年4月10日，中央通过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

同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浦东开发正式进入落实阶段。

与浦东开发几乎同步进行的还有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工作。其实早在朱镕基刚到上海的时候就在进行财政改革，期望以此获得更多的发展资金，但是成效并不显著。

因此朱镕基有了搞活金融的想法。他曾当面向邓小平汇报过在上海建立证券交易所的想法，邓小平当时就说：“好啊，你们干嘛。”

1989年这年底，朱镕基在上海举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邀请了许多金融界专家，包括国务院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组长刘鸿儒、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等，讨论如何深化上海金融体制改革。

朱镕基在会上表达了成立证券交易所、深化金融改革的想法。但当时这样做面临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参会人员仍心有顾虑，在朱镕基的坚持下，当时就成立了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三人小组。

1990年上半年，朱镕基到美国、新加坡等地考察了一圈，认为建立融资机构迫在眉睫，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会在年内开业。

最终，1990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授权，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建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12月19日上午11时，朱镕基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国际政治环境很不稳定，中国的改革阻力也不小，对于中国未来以何种方式发展经济，当时国内有很多的争论。

朱镕基在上海搞浦东开发和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承受了很大压力的。

朱镕基承受这些压力，仍然强力推行改革方案，背后一直有邓小平的鼓励和支持。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开放初期，定下了四个特区，当时候最主要的是考虑地理位置，上海并未列入其中。为此，邓小平还曾遗憾地表示，上海开发晚了。因此格外关注朱镕基在上海工作。

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期间，与前来拜年的朱镕基说，浦东的开发不只是浦东的问题，也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他鼓励朱镕基说：“可以搞得好一点，后来居上。”

也是在这次春节上海之行中，邓小平听取了朱镕基关于上海金融改革的想法。朱镕基确实是懂经济，也该想敢做，敢为天下先。

他看到了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希望在上海搞好金融，盘活整局发展。

邓小平听了十分欣慰，对他提出了“三个一点”的期望，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朱镕基因此大受鼓舞，决心要尽早实现这一愿景，为此还大力推动方方面面的改革。

邓小平慧眼识人才

朱镕基自1988年底到上海任职之后，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在改革和开放上做出了重大成绩，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实属不易。

这些情况也被邓小平看在眼里，他十分欣赏这个极有魄力的年轻人，认为中国要进一步打开改革和开放的局面，就迫切需要这样的年轻人才。

上海的发展是邓小平的一力支持之下展开的，他一路支持和鼓励着朱镕基，也见识了他的手段和能力。

在1991年春节之后，邓小平有了将朱镕基调入中央的想法。

从上海回到北京之后，邓小平与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谈话时特意强调说朱镕基是个好同志，介绍他在上海的工作实绩，为他“代言”。得到了邓小平的认可，朱镕基在中央的路便走得比较顺利了。

接着，在当年召开的全国人大第七次候补会议上，朱镕基就成为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可见邓小平被朱镕基的信任与看重。

对于这种越级“升职”，当时也存在一些质疑的声音。朱镕基又一次用能力证明了自己，也证明了邓小平的独到眼光。他在到任国务院后，仅用了26天就清理东三省的三角债。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的经济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明了下一步经济改革方向。

改革一向都不是轻轻松松的能完成的，邓小平和中央的领导都认为此时中国需要一位懂经济、思想开放、有创新能力的人来引领。邓小平强调说：“这样的同志现在还不多，朱镕基就是这样一位同志。”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在同年召开的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朱镕基从候补中央委员直接进入了政治局常委。第二年3月，朱镕基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这句古话在朱镕基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有地方改革的经验，邓小平看重这一点，希望他能够在中央继续推动全国性改革。

朱镕基懂经济，所以当国内出现了投资膨胀等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之时，他又受命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离他被任命为副总理才隔了3个月时间。

朱镕基不负众望，短时间便展开了多项行之有效的措施，不久之后便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使中国经济度过了一段危机，没有造成中国经济的崩溃和动荡。朱镕基也因此崭露头角，获得了国内外赞誉。

朱镕基的能力远不止于此。调任中央之后，朱镕基的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即解决中央的财政困境。

改革开放初期，为刺激经济，中央政府大幅放权让利。这样的政策执行了十几年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占比大幅下降，中央财政不足，导致很多项目没有办法开展。限制了中央的全局规划，也制约了经济发展大局。

为此，中央尝试着改变财税体制。1993年7月，朱镕基在全国财政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分税制的想法，一个月后便出台第一个分税制方案，主要内容就是把税源分成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3种。

与地方政府分利，这自然十分不容易，为了让政策得到落实，朱镕基亲自带领团队奔走全国，和地方政府“算账”。

这其中的利益纠缠和斗争自然少不了，朱镕基又能力也有魄力，破解了一直以来困扰中央的难题。其能力也再一次得到中央和全国人民的认可。

主政国务院之后，朱镕基又主持了国企改革和机构改革，都是改变当时经济格局的大事，朱镕基显得有底气，又越来越游刃有余。一路乘风破浪，披荆斩棘，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结语

人们常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朱镕基无疑是幸运的，他遇到了他的“伯乐”邓小平，得以一展“千里马”的雄风。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中央，他的工作成绩都是突出的。

他的一生很好的阐释了“兢兢业业，努力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话。

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在中央，他都一心为公。其人品和能力都是值得称赞的，以至于他在退隐多年之后，人民仍然记得他，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