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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风/文

如果你走在晚清上海的大街上，很可能遇上妙龄推销员，向你娇滴滴地兜售彩票，“先生买张发财票”“头彩尚在莫错过”。街上卖彩票的店铺那是鳞次栉比，打着“飞来福”“明日开彩”“快请发财”等招牌；打开名刊大报，上面《速来夺宝发财各彩俱全》的广告同样比比皆是。在这样的宣传攻势下，你肯定忍不住去买一张彩票，做个小小的发财梦。

那么，近代中国如此兴盛的彩票业，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晚清彩票：买中头奖，名妓领回家

中国近代彩票是“华洋混血”，首先本土有“闺姓”和“白鸽票”，前者很具中国特色，猜的是科举上榜者的姓氏，有点像现在押注诺贝尔奖得主；后者是要在庄家给出的80个汉字中选若干个，玩法像是现在的数字型彩票。

其次，西班牙在菲律宾发行的“吕宋票”传入中国，每张6元，每期销售数千至数万张不等，购买者凭彩票上的编号兑奖，头等奖是现金6万元。吕宋票风行晚清三十余年，从沿海都市到内地乡间，人们趋之若鹜。

图：吕宋票

图：白鸽票

后来地方官府发现吕宋票的畅销，直接导致大量白银外流，于是下令禁止销售，使彩票行业一度出现较大市场空白；士绅们则逐渐了解到，菲律宾售卖吕宋票所得资金，是要用来做慈善的。

随机，上海1879年诞生了中国第一种近代彩票——“变资助赈彩票”。当时一家慈善机构为尽快将募捐到的衣服、书画等物品转化为善款，“仿泰西之法设立彩票”，发行2000张，每张1元，奖品是那些人们捐赠的物品。

面对中国日益扩大的彩票市场，中外资本纷纷进入，德商、英商等由上海工部局批准，发行彩票；地方督抚为筹集资金，偿付庚子赔款及办理铁路等新政，从张之洞在湖北发行“签捐票”开始，南洋筹捐彩票、福建全省彩票、川汉铁路彩票等官办彩票相继出现。

图：签捐票

晚清彩票种类繁多，有的公司破产后，就拿所剩资产充当奖品，通过彩票偿还债务。上海泰昌东、同泰丰两家钱庄倒闭时，发行彩票6万张，头奖是坐落在英租界内的辛家花园，占地23亩，“园内楼台亭阁二十余处，围墙走廊池沼一应俱全”。甚至还有“妓女彩票”，奖品是“名妓领回家”；要是妓女本人中奖，就相当于给自己赎了身。

清末十年间，全国彩票泛滥，不少人一夜暴富，如四川“以贫而得大彩，立刻成富翁者，无期不有”。购彩者最普遍的心理就是“以小博大”，希望不付出什么努力和成本，只花一点小钱，就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

在发财梦的刺激下，江南“大街小巷，招牌林立者，售彩票之处也；儿童走卒，立谈偶语者，买彩票之事业”。当然，更多的人不是致富了，而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买彩票要是上了瘾，花光积蓄，以至家破人亡，都不少见。

其实中了奖，有可能也是悲剧收场。1904年，周恩来的父亲和舅舅凑钱买了一张彩票，中了1万元大奖。周恩来的父母拿着一半奖金，一边给亲友买礼物，一边纵情游乐，不仅很快把钱花光了，全家还要举债度日。周恩来后来回忆，

“得彩票，完全是昙花一现，我小时看到这状况就想，为什么前后有这么大的变化，所以我最反对彩票了。”

彩票的社会危害日益显现，加之官营彩票舞弊丛生，公平难以保证，屡屡有丑闻曝光，舆论多倾向于禁止彩票发行。最终在各省咨议局的推动下，地方政府相继放弃这一敛财手段。在灭亡前颁布的新刑法中，清政府明令禁绝彩票。

民国彩票：政府主导，集资做好事

民国建立时，清末流行过的各种彩票，基本上都销声匿迹了。但是随着湖南大水等一系列灾害袭来，人们又想起高效的彩票筹款法，于是历史重演——湘赈慈善救济券、湖北军事善后有奖义券等彩票纷纷出现。主办者登报勉励购彩者，

“未中签者，其购券所费亦涓滴，及于灾黎，与乐捐助赈者无异，仁人君子热心救济、乐成善举者，必以先购为快也。”

意思就是说，买这个彩票即使没中奖，也是为灾区捐款，做了善事，钱没白花。

流风所及，民间彩票再度兴起。1924年，鲁迅因教育部拖欠工资，又要装修房子，四处找朋友借债。或许是为了改善经济状况，他也花11元买了一张“竞马彩票”，并寄给三弟周建人，可惜没能中奖。

黄侃的运气比鲁迅好，他先用《易经》占卜，然后去买彩票，竟然拿到头奖。他得意对人说：“今日所获，稽古之力也”，用这笔钱起了做新宅子。

图：航空公路建设奖券

国民政府1928年颁布刑法，规定未经政府许可发行彩票，要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及3000元以下罚金；1935年刑法修订，规定“办理有奖储蓄”也和私发彩票同罪。此后，市面上常见的只剩下“航空公路建设奖券”、“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等几种彩票。

其中，航空公路建设奖券由国民政府发行于1933年，目的是为经济建设筹款。第一期每张售价10元，发行50万张，包括一等奖1名（50万元）和二等奖2名（10万元），中奖率10%，返奖率50%。老舍的小说《买彩票》描绘了当时的销售盛况，“我们那村里，抓会赌彩是自古有之。航空奖券，自然的，大受欢迎。”老舍还道出了购彩者兑奖时的心态，

“开奖了……房子铺子……随着汗全走了。等六彩七彩吧，头五奖没有，难道还不中个小六彩……六彩是五百，弄几块做件夏布大衫也不坏……”

航空公路建设奖券一直发行到1939年，共募集到航空公路建设资金6960万元，成为中国近代发行量最大的彩票。

黄河水灾救济奖券是另一种畅销彩票，由河北省政府主持，从1934年—1938年共发行34期，销售总额488万元，除去50%的返奖及10%的发行费，有约183万元充作救灾善款。彩票开奖时，会有十余位社会名流到场监督，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公平。

当代彩票：八十年代，迎来新契机

1949年后，彩票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残留，加之周恩来个人的厌恶，

“彩票太坏了，助长人的侥幸心理和不劳而获的思想，一提彩票我就烦，所以现在我把彩票废了，我要报复旧社会的彩票”。

这导致彩票在中国消失了数十年，几乎被人们遗忘。

直至上世纪80年代，救助残疾人、孤儿、孤寡老人的各项福利设施严重不足，时任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才在听取一位华侨的意见后，认为利用彩票筹资，不失为一个好办法。1986年12月，国务院同意发行福利彩票，但也指出，

“必须看到，有奖募捐活动有其消极的一面，即容易助长人们的投机心理，因此要从严控制，只限社会福利”。

随后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也表示同意。崔乃夫主持的“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1987年成立，财政部仅仅借给他们55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还要求三年内必须全部还清。

1987年7月27日是中国彩票史上极为的重要一天，“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首发式”在石家庄举行。为表示支持中央政策，副市长、“中募委”的领导和河北省民政厅厅长等按序买走了前几张，省委书记邢崇智、省长也分别让秘书为他们代购了100张。

图：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彩票

即使有领导带头，“募捐券”最初的销售情况依旧惨淡，不得不采用摊派的形式，甚至直接从企业职工的工资中扣除1元，然后发给一张募捐券。

当时“鸭子5毛4分钱一斤，猪肉6毛8分钱一斤，大米1毛6分钱一斤”，1元能买很多东西。宋传忠回忆，“很多同事都骂人了，有人当场就撕了。”这样，第一期“募捐券”才销售完毕。

8月开奖，一等奖2000元的获得者中，有一个是河北医学院的临时工温国斌，他当时为没钱结婚发愁，正好拿这奖金办了一场大型婚礼。当这样一些例子广为流传后，募捐券的销售额稳步提升，1987年不过1740万元，1988年即达到3.76亿元。

在人们了解，并接受募捐券后，终于在1995年更名为“中国福利彩票”，名实归一。

全国统一的体育彩票至1994年才产生，比福利彩票要晚，但是此前有过地方性实验，如1984年的“福建体育中心建设纪念彩票”、1985年广东为举办第六届全运会在省内发行的运动会奖券等。按照设计，体彩所得盈利，将用于补助中国体育设施建设等。

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中国福利彩票和中国体育彩票销售额双双突破2000亿大关，前者2169.77亿元，后者2096.92亿元。由此，百年前的彩票热再度出现，只是没有了当年数百种彩票各出奇招的盛况，有的只是福彩和体彩的有序分工。

参考文献：

闵杰《论清末彩票》、刘力《晚清彩票述论》、朱浒《晚清义赈与中国近代彩票的起源》、冯百鸣《民国黄河水灾救济奖券述论》《民国时期的航空公路建设奖券》、陈瑞丽《民国时期公益彩票探析》、多吉才让《福利彩票》、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编《中国福利彩票20周年回忆文集》等

原刊于公众号“大唐雷音寺”，署名杨津涛

附录1：

老舍《买彩票》

在我们那村里，抓会赌彩是自古有之。航空奖券，自然的，大受欢迎。头彩五十万，听听!二姐发起集股合作，首先拿出大洋二角。我自己先算了一卦，上吉，于是拿了四角。和二姐算计了 好大半天，原来还短着九元四才够买一张的。我和她夯头去宣传，五十万，五十万，五十个人分，每人还落一万，二角钱弄一万!举村若狂，连狗都听熟了“五十万”，凡是说“五十万”的，哪怕是 生人，也立刻摇尾而不上前一口把腿咬住了。闹了整一个星期，十元算是凑齐;我是最大的股员。三姥姥才拿了五分，和四姨五姨共同凑了一股;她们还立了一本账簿。

上哪里去买呢!还得算卦。二姐不信任我的诸葛金钱课，花了五大枚请王瞎子占了个马前神课……利东北。城里有四家代售处;利成记在城之东北;决议，到利成记去买。可是，利成是四家买卖中最小的一号，只卖卷烟煤油，万一把十元拐去，或是卖假券呢!又送了王瞎子五大枚，重新另占。西北也行，他说;不但是行，他细掐过手指，还比东北好呢!西北是恒样记，大买卖，二姐 出阁时的缎子红被还是那儿买的呢。

谁去买?又是个问题。按说我是头号股员，我应当跑一趟。可是我是属牛的，今年是鸡年，总得找属鸡的，还得是男性，女性丧气。只有李家小三是鸡年生的，平日那些属鸡的好像都变了， 找不着一个。小三自己去太不放心啊，于是决定另派二员金命的男人妥为保护。挑了吉日，三位进城买票。

票买来了，谁拿着呢?我们村里的合作事业有个特点，谁也不信任谁。经过三天三夜的讨论，还是交给了三姥姥。年高虽不见得必有德，可是到底手脚不利落，不至私自逃跑。

直到开彩那天，大家谁也没睡好觉。以我自己说，得了头彩——还能不是我们得吗?!——就分两万，这两万怎么花?买处小房，好，房的地点，样式，怎么布置，想了半夜。不，不买房子，还是作买卖好，于是铺子的地点、形式、种类，怎么赚钱，赚了钱以后怎样发展，又是半夜。天上的星星，河边的水泡，都看着像洋钱。清晨的鸟鸣，夜半的虫声，都说着“五十万”。偶尔睡着，手按在胸上，梦见一堆现洋压在身上;连气也出不得!特意买了一副骨牌，为是随时打卦。打了坏卦，不算，另打;于是打的都是好卦，财是发准了。

开奖了。报上登出前五彩，没有我们背熟了的那一号。房子铺子……随着汗全走了。等六彩七彩吧，头五奖没有，难道还不中个小六彩?又算了一卦，上吉;六彩是五百，弄几块做件夏布大衫也不坏。于是一边等着六彩七彩的揭露，一边重读前五彩的号数，替得奖的人们想着怎么花用 的方法，未免有些羡妒，所以想着想着便想到得奖人的乐极生悲，也许被钱烧死;自已没得也好;自然自己得奖也不见得就烧死。无论怎说，心中有点发堵。

六彩七彩也登出来了，还是没咱们的事，这才想起对尾子，连尾子都和我们开玩笑，我们的是个“三”，大奖的偏偏是个“二”。没办法!

二姐和我是发起人呀!三姥姥向我们俩要索她的五分。没法不赔她。赔了她，别人的二角也无意虚掷。二姐这两天生病，她就是有这个本事，心里一想就会生病。剩下我自己打发大家的二角。 打发完了，二姐的病也好了，我呢，昨天夜里睡得很清甜。

载1933年9月1日《论语》第24期

附录2：

周恩来有关彩票的回忆

小时候在家里，有两件事我最看不惯，一是破落下来还要装门面；一是搞彩票，彩票太坏了．助长人的侥幸心理和不劳而获的思想，一提彩票我就烦，所以现在我把彩票废了，我要报复旧丰十会的彩票。

我父亲和十八舅舅合起来买了一张彩票，头彩是一万元，彩票摆在我母亲手里，号码被一个亲戚知道了，开彩号码登出后，他知道父亲他们得了头彩，想骗过去，对我父亲说他要帮助查号，要把彩票拿过去。我母亲精明，不肯给那个亲戚，怕他给调了包，一定要自己对，一对，正得头彩!真是高兴得头都昏了，首先想到玩，要大讲排场。彩票在武汉，要坐船去兑，一路上到处玩。我母亲就要给这个送东西，给那个送礼物，又要买皮衣，又要买留声机，她是从小看惯了讲排场，爱面子的．这五千块钱，光是玩，送东西就不在一半以下。债主们听说，又都来讨债，亲友们纷纷来祝贺，住下来要吃要喝．还要拿，母亲压力沉重，想躲一躲，决定暂时搬到她的娘家淮阴。只有父亲、母亲、我们兄弟三人和十一婶我们六人搬去了。是住在外祖母家（我刚出生时外祖父就去世了），但人家人多，我们刚发了财，长住人家也不好，就搬到西头的陈家花园住了一年多，这所房子有14间屋子。但父亲做事一个月只有16元，钱很快就花完了，别人给他介绍到湖北做事，家里就借钱过日子。

母亲又劳累，又愁闷．得了肺结核，半年就死了，父亲都没来得及见上她一面。她死后，十一婶对我说： ’我也活不长了。’不久也死了。这一年内死了两个母亲，给我打击太大，印象深刻，当时我只有9岁，母亲死时，棺材是借钱买的，是楠木的，已经很好了，但外祖母还一定要搞什么七层漆，五层麻，逼得我9岁就要拼命想办法去借钱。后来十一婶死时，人家问我怎么办，因是我的过继母亲外祖母当然不会要求什么，由我做主，我只说买了棺材运回淮安与父亲（注：指十一叔）合埋。

得彩票，完全是昙花一现，我小时看到这状况就想．为什么前后有这么大的变化，所以我最反对彩票了。

摘自《周恩来与故乡淮安史料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