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只花了1500块，却拍出了直击心灵的佳作

最近几天我的朋友圈被这部电影刷爆，无论利益相不相关的同学都在推荐，昨晚上发完推送，一查在离我家十公里的影院有一场，我迅速出门，去看这部纪录片：《四个春天》。

我老早就知道这片子，7月份的First影展上它获得了最佳纪录长片，First是近些年蹿升很猛的本土影展，这届展映方邀请我去，不过我要做节目，实在腾不出空来去西宁，就没成，但记下了这部电影。

最近半年的电影圈好像被贵州占领了，先有《无名之辈》，后有“贵州王家卫”毕赣的《地球最后的夜晚》，这部《四个春天》的导演陆庆屹也是贵州人，内容是他的父母，在四个春天里发生的事儿。

陆庆屹的家乡独山县地处贵州省黔南布依苗族自治州，是个只有30多万人口的小城，离广西比较近，所以开头过年时父亲才会说“这是广西爆竹”。

这部电影就制作本身来说并不难，甚至不需要拉什么团队，导演、摄影与后期基本都是陆庆屹独自完成，用的我猜就是普通的数码摄像机甚至单反，据说直接花费只有1500块。

但这部纪录片又非常的难拍，它的门槛是：时间。

第一个春天标示是2013年，其后是导演从北京每次回家的探亲之旅，他们家有拍家庭录像的传统，片中最早的影像我记得是1997年，父亲拿着老式的磁带摄像机说：“上一次全家聚在一起过年是好久以前的事喽”。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钱搞不定的事儿，那应该就是时间了。你投再多钱也没法让时光倒流，那些转瞬即逝的瞬间，没有记录下来，就是没了。

里查德•林格莱特的《少年时代》就属于这种，跟拍了一个男孩12年，你要是想和他比一比，那就得拿出不少于12年的时间。

用12年拍出的《少年时代》

《四个春天》里并没有什么家国大事，全是家长里短，过年做熏肠、放鞭炮，母亲为后代做鞋子，父亲摆弄乐器，山上采薇，燕子筑巢，但这些细节中拍出了开阔的气象，堪称一部民间史诗。

出炉时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

纪录片要拍的引人入胜不容易，因为不能人为的编个大冲突，《四个春天》里除了家长里短，有一个大的戏剧点，就是姐姐陆庆伟的英年早逝，这不是谁设计出来的，而是生死循环的宿命。

不过这个点出现的时候我有点懵，之前只是说大姐腰疼，但没过几分钟竟然就卧床不起，这里少有的用了几次蒙太奇剪接，让死亡与姐姐生前的鲜活碰撞。

她手舞足蹈唱起的那首歌是老电影《芦笙恋歌》的插曲《婚誓》，我记得有两句是：“阿哥好比芭蕉叶，阿妹就是芭蕉心。燕子双双飞上天，我和阿哥（妹）荡秋千”，看到这儿我泪目了。

虽然是家庭录像，但里面有一些与家国联系起来的要素，主要就是歌曲，父亲母亲都非常喜欢音乐，父亲会弹甚至会制作各种乐器，其中竟然还有冷门的“锯琴”，她在野外唱起一首关于战友的歌，虽然录音很粗糙，充满了风燥声，但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那个纯真的革命年代。

云、桂、黔三地是被音乐滋润的土地，中国最好的歌舞片，什么《刘三姐》《五朵金花》《阿诗玛》都是源自这一地区，我猜是不是因为那儿山高水长，唱歌会天然有回声立体声效果？（我瞎猜的）电影中出现了很多首老歌，真是让人迷醉。

相信很多观众看完都会羡慕这样一家人，这才是真正的“爱的教育”啊！母亲自强乐天，她对儿子说：“人到了任何时候都不能失掉独立生活的能力”。父亲对儿子说：“我每天为家里多做一件事”，虽然只是装电灯、修板凳这样的琐事，但其中充满了爱意的表达。

生活在这样有烟火气又充溢着爱的家庭，夫复何求。

燕子是片中的一个重要象征物，出现了很多次，每次春天燕子在梁上筑巢，父亲都特别高兴，真是“似曾相识燕归来”。

燕子喜欢“双宿双栖”，所以古人将双飞燕比作“忠贞的伴侣”，就像父亲与母亲多年的相濡以沫。

《四个春天》虽然在拍摄设备上没那么高大上，但导演的审美非常好，构图与节奏都很讲究，一看就是个多年的老文艺青年。以简陋的设备与一己之力，竟然提名了去年金马奖的最佳剪辑奖，可见其用心之深。

纪录片贵在真实，摄像机的最佳状态是隐形，《四个春天》里老两口知道儿子在拍摄，但他们之前就有拍家庭录像的习惯，所以一点儿不拘谨，在导演把片子剪出来后，母亲还有些生儿子的气：“没想到你真的弄出部电影，早知道我穿好看点嘛”！

这部电影是关于平凡的生活之美，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个能沉得下心来的观众，那我向你很认真的推荐它，现在排片不多，想看的同学要抓紧了。

借着这部电影我再聊几句别的。

费孝通先生在他的名著《乡土中国》里说过一段话：

中国不是西方的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

这段话就点明了中国人的特点，中国人是活在“关系”里的。

这曾经被批判为一种“反现代”的民族特质，法律史学家亨利•梅因说什么是现代社会？就是一种“身份到契约”的革命，西方人交流的时候讲契约，而中国人恰恰不习惯于此，我们喜欢讲“情义”，乡里乡亲之间的，嘴上说说就行了，还要签个合同，见外！

当然，现在的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早已习惯签合同，但那种根深蒂固的“情义观”并未改变，我们现在经常看到媒体上说什么“中国人没有信仰，是件很悲哀的事”，要我说这简直是睁着眼说瞎话。

中国人对某个高高在上的神不感兴趣，也不会为了经书上的几个字血流成河，中国人信仰的是“世俗的生活”，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坚韧的力量所在。

就像《四个春天》里表现的一样，一代代一辈辈并不关心自己是否能得道升天或者往生极乐，而是儿女是否健康、传统能否存续、生活是否幸福，这是一种很看得见摸得着的情与爱。

母亲抹着泪儿说，“如果我不在了，有谁还能照顾这个老头子啊”！这种情感看起来似乎有点土气，其实是非常伟大的，中华文明历经千年而不堕，跟这种世俗化的信仰有很大关系。

可能是因为自己年岁日长，又有了两个娃娃，所以对这种实实在在的生活信条有了更深的体悟，中国人生下来就先天有世俗的责任，它让你痛苦让你不自在，但同时这种人伦关系，也给你莫大的心灵温暖。

礼失求诸于野，在城市里传统的生活方式被弱化成了几个不咸不淡的节日，但在独山这个边陲小城，我看到母亲开春要去山上采时令蔬菜，父亲在等燕归来，人保持了与大自然的同步节奏，岁月如水般静静流淌。

但这也并不是个虚幻的乌托邦，他们也每天担心子女是否健康快乐，担心自己与伴侣的身体，担心亲戚朋友的闲话，苦与乐交织成生活的模样，让人感受到一种世俗的大美之境。

美国人在二战的时候喜欢喊一句口号：“我们要保卫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觉得中国人也应该有这种捍卫自己生活方式的勇气，它不必须一定是西方式的，我们几千年的文明里，有的是选项可供选择，比西方的舶来品更加贴心贴肺。

我决定今年不买春联了，弄两张红纸，把毛笔拿出来，让媳妇带着娃娃们写一下，过个复古的新年。

可以很自豪的说，俺媳妇的毛笔字是很能拿得出手的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