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析、经济分析基础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全球经济大概率将出现恢复性增长，市场需求逐步恢复，消费信心不断改善。根据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模型（该模型定期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进行滚动式追踪分析与预测，包括生产、价格、收入消费、财政税收、金融、贸易、人口就业、投资储蓄、能源和环境等九大模块），预计今年我国经济增长8.5％左右，继续保持在中高速适当的经济增长区间。

主要指标预测

从总体经济形势看，未来全球经济面临动力与阻力的集中较力，如何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就业保障、物价平稳等多元目标下平衡各方利益诉求，是各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以及强大的生产与配套能力，具备较强的经济韧性，也为应对外部冲击、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了足够的抗风险能力。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模型，预计2021年我国经济增长8.5％左右，比上年大幅回升6.2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增速的大幅回升，其中原因之一是由于上年基数过低，并非是经济增长的中长期趋势。预计今年我国经济增速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物价保持基本稳定，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继续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增速均大幅回升，进出口增速进一步提高，贸易顺差基本稳定。预计全年CPI价格增长1.6％左右，处于央行调控目标的范围之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7.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0％。

今年二季度，我国三次产业、四大区域（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三大领域（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房地产）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呈现两位数大幅反弹。随着稳投资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加之投资到位资金的保障有力，投资对经济恢复增长的拉动作用将会越来越突出。虽然宏观环境依然复杂，但由于有利政策环境和有为政府改革影响，投资环境将进一步优化，投资仍将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预计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约为9.4％，比上年提高6.5个百分点，剔除基数因素总体仍然保持适中较快增长态势。不仅投资增速快速反弹，投资结构也将持续优化，从结构上看，房地产投资名义增速约为9.2％，基础设施投资名义增速约为4.2％，制造业投资名义增速约为15.6％，民间投资名义增速约为10.2％，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成为稳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随着经济复苏持续向好，援企纾困政策发力，乡村消费市场开拓，传统消费与新型消费融合，今年我国消费将呈现恢复性快速增长。整体来看，消费升级的趋势仍将继续，消费升级过程推动各种资源要素汇聚融入实体经济，促进存量资源进一步优化配置、优质增量资源进一步扩充，可以靶向破解实体经济发展难题。预计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45.7万亿元，名义增长16.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5.1％，扣除基数因素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从内需结构上看，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65.4％，达到近年来的最高水平。

去年我国进出口、出口总值创历史新高，贸易顺差同比增长27％。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带来严重的失业问题，恶化西方国家经济不平衡问题，这对我国对外贸易构成较大挑战。预计今年我国出口和进口（以美元计价）分别增长27.7％和31.5％，增速比上年分别大幅回升28.4个和27.9个百分点，全年货物贸易顺差为5951亿美元，比上年增加682亿美元。

相关政策建议

今年我国处于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设计的特殊时期。一方面，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仍然不稳定，世界经济复苏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不平衡；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依然处于恢复阶段，面临诸多结构性风险。在此背景下，需要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政策操作上更加精准有效，把握好政策时度效。长期来看，如何在保持金融稳定的前提下，平衡好金融风险防范与服务实体经济的关系，防止金融脱实向虚、提高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仍将面临严峻考验，重点应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国内外形势来看，今年仍需采取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但是强度应当有所下降。一方面，近年来连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预算平衡难度进一步加大，债务等重点领域风险不容忽视。在国内疫情得到控制，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基本恢复，各项经济指标持续向好的背景下，需要降低积极财政政策的强度，提高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当前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此需要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保持适度的政策强度，避免政策急转弯，以化解疫情和外部环境的不利因素，进一步激发市场经济微观主体活力，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充分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需要进一步向内挖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一方面由于新增财政赤字、动用历年结转结余资金等一次性措施增加的收入大幅减少导致实际可用的财力总量增幅较低，另一方面由于财政支出增长刚性较强，各领域资金需求加大，必须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优化支出结构，通过定向发力、精准施策来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一是压减一般性财政支出。中央本级要大幅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重点项目和政策性补贴按照从严从紧、能压则压的原则审核安排，地方财政也要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二是推动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要继续增加科技创新投入，保障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经费，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性研究，加快建设重点领域的国家实验室体系；要支持国有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完善中小微企业创新补偿政策，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在创新中的作用，引导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三是推进中心城市群建设，推进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推进铁路、公路与水运等交通系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和兴边富民行动。四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推进高标准农田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强化耕地保护和地力提升，完善农产品补贴与收储机制；推动农业高质量和现代化发展，支持高端智能、丘陵山区农机装备研发制造；着力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提升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构建完善乡村振兴与城乡区域融合发展的财政政策支持体系和机制，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五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推进重点生态保护修复，引导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六是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稳定和扩大就业，统筹用好就业补助和失业保险资金；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继续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推动建设现代公共卫生医疗体系。

增强经济内循环发展动力

今年我国税费政策重点应由“减税降费”逐步转向完善税费制度改革，从而在保证财政可持续性的同时继续缓解企业负担，增强内循环发展动力，提高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持作用。

一是持续推进减税降费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综合考虑财政承受能力和实施助企纾困政策需要，保持一定的减税降费力度，努力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同时更加关注重点行业、小微企业和环保企业，进一步提升减税降费实施效果。继续减轻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税费负担，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政策扶持，扩大环境保护、节能节水等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范围。二是完善各级政府的财政关系。统筹权衡分配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推进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财政关系，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地方税体系建设和转移支付制度建设三个方面对财政制度进行完善。健全地方税收体系建设，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税收分配方式；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中央财政压减本级、调整结构，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保障基层的基本民生、工资和基本运转支出；建立常态化直达机制，健全直达资金监控体系，提高财政资金绩效。三是更加突出绩效导向。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和监督体系，将绩效管理实质性嵌入预算管理流程，强化绩效目标管理，提升财政管理效能和资金绩效。四是国有企业经营效益，盘活各类存量资金和国有资源资产，提高可用财政资金规模。推进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重点金融机构改革。

提升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

货币政策需要继续相机调控和引导货币信贷总量，积极发挥货币政策结构性工具的作用，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在总量上的合理充裕和在期限配置上的供需均衡，疏通政策利率到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引导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和支持实体经济。一方面，改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及时满足金融机构必要的流动性需求。构建中小银行可持续的资本补充体制机制，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另一方面，增强货币政策结构性工具的作用，运用再贷款、再贴现和抵押补充贷款等信贷支持工具，发挥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保持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稳定增长，支持传统制造业智能化发展和转移升级，加大对战略性新兴制造业的贷款支持和创业板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符合新发展理念相关领域的支持力度，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三农”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

首先，加快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一是加大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进一步促进消费复苏和潜力释放。要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企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要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重点产品销售，顺应和把握消费升级浪潮，培育生鲜电商、直播带货等新业态，释放蕴藏的消费潜力。二是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力度，进一步拓展居民增收渠道。要研究制定居民增收行动计划，强化工资收入分配的技能价值激励导向，积极拓宽不同收入群体的增收渠道；要加大再分配的力度，进一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形成更加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三是加大公共服务有效供给，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意愿。要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切实加大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有效供给。

其次，加快促进农村消费潜力释放，推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一是破解制约农民增收的体制机制，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要加大对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与帮扶力度，实现城乡生产与消费高效对接，进一步稳定与提升经营性收入；探索建立全国性用工服务平台，鼓励各地按需对接用工单位，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二是补齐消费基础设施短板，全面优化农村消费环境。要加快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县乡村三级现代物流体系建设；要探索满足乡村发展需要的生活消费服务综合体建设，大力推动乡镇生活服务行业发展。三是持续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切实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生活。

再次，加快挖掘和培育数字化消费，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一是加快建设数字消费基础设施，切实支撑数字消费空间拓展。二是加快营造数字化消费环境，有效提升消费的科技感、舒适感、安全感。要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手段广泛开展信用应用、优化信用平台，助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速推动我国信用红利的释放。三是加快培育数字化消费新模式，促进新型消费提质升级。要积极引导和推动数字技术在不同消费场景和细分消费领域的应用，推动线上线下销售渠道高效融合，进一步丰富数字消费服务业态。

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