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时间…

文｜蒋波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杂志发表了胡适寄自美国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文中，胡适首次公开提倡白话文，并阐述了“不模仿古人”“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八项文学改良的主张，得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的结论。在彼时身陷传统向现代转型阵痛中的中国，这般响亮的呐喊如同征讨文言文的檄文，成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声。

如今，100年过去了，《文学改良刍议》的坐标已被历史定格。当我们告别纸笔，在电脑和手机屏上“吐槽”“不明觉厉”的段子、收发颜文字（Emoji）和表情符时，却会不禁反思，网络语言作为一种更“白”的白话文，能否再掀巨大的语言变革，成为下一代人的通用规范用语，进而引发更深层次的社会变革？

1921年12月31日，朱自清（右）和叶圣陶在杭州

在20世纪初国运维艰之时，迷失在“欧风美雨”中的知识分子往往会文化自卑。回归文本，一些为白话文正名的奔走者希望以“直译欧文句法”的方式改造中文，继而改造“中文思考方式”。在通过以翻译为纽带的语言接触后，欧洲语言的一些特点逐渐进入汉语，最终融于其中，成为别具一格的“欧化”汉语，这也是“五四”百年以来的白话文区别于传统白话的特色。

在鲁迅的早期作品中，常会交替采用“他”或“伊”来指代女性。到1924年《祝福》发表时，鲁迅才开始固定使用“她”。一年后，在《伤逝》中鲁迅开始使用“牠”（同“它”）来做非人类的第三人称代词。小作品反映的是白话文大趋势，为了对应英语中的she,he和it，此时的汉语逐渐产生“他”“她”和“它”的分别。

鲁迅白话“日记体”小说《狂人日记》序言

而《红楼梦》和《儒林外史》时代尚未区分的形容词和副词后缀“的”和“地”，在“五四”洗礼后逐渐分野，乃至很多人会在原本就是副词的词后生硬加上一个“地”，如茅盾的《追求》中“草地上顿时更加热闹起来。但似乎大家都忙于吃喝，暂时地没有话。”

傅斯年曾在《新潮》上刊文称：“白话文必不能避免欧化，只有欧化的白话方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新需要。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为了吸收这种“细密的结构”，“五四”以来汉语大量使用连词、介词，也更注重使用范围修饰语，如“就⋯⋯而论”“在一定程度上”“对⋯⋯来说”等等都被吸纳。这样，“枯藤老树昏鸦”，在欧化汉语翻译来，就会是“枯藤缠绕在一颗立有昏鸦的老树上”。

从“五四”至今，欧化从未止步。但许多文人为了追求时髦，在唯“欧”是瞻的风潮下，盲目构造为了欧化而欧化的文艺腔。1925年，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发表，开篇便是一段冗长的定语“他是一个画家，住在一条老闻着鱼腥的小街底头一所老屋子的顶上一个A字式的尖阁里”。20世纪30年代，有人用直译的欧化句法来写作，比如将“theapple of my eye”译为“我目的苹果”，将“took the heart out ofhim”译成“将其心拿出”。

1941年，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在书房留影

时至今日，白话文运动已有百年。有些欧化的语法现象已经渗入汉语肌理，成为现代白话文不可分割的血肉；但仍有些“老骨”，依然顽固地卡在喉结，难为汉语所吞咽。比如，以抽象名词做主语：“横贯公路的再度坍方，是今日的头条新闻”；生硬构造英语中的名词后缀“-度”“-性”等，“很难”“很快”“易读”改为“难度高”“速度快”“可读性高”；新句型“不能同意更多”随口而出；更有甚者，在不清楚被指带人的性别时，以TA来代替。

“中文本来是说‘因此’，现在不少人却爱说‘基于这个原因’；本来是说‘问题很多’，现在不少人却爱说‘有很多问题存在’。”诗人余光中曾痛批盲目“欧化”，“缓慢而适度的西化甚至是难以避免的趋势，高妙的西化更可以截长补短。但是太快太强的西化，破坏了中文的自然生态，就成了恶性西化。”

在谈及欧化汉语时，鸳鸯蝴蝶派张恨水曾以《三国》举例，“‘阶下有一人应声曰，某愿往，视之，乃关云长也。’这种其实不通俗的文字，看的人，他能了然。若是改为欧化体：‘我愿去’，关云长站在台阶下面，这样地应声说。文字尽管浅近，那一般通俗文运动的对象，他就觉着别扭，看不起劲。”

在网络时代，贵族书写的门槛已被打破，文字不单单为少数精英所掌握。如今的汉语面对的不仅是“欧化”，还有以段子、缩写、误写、假借、颜文字、表情符等方式的庞杂“网络化”。相较于白话文运动，网络语言一方面既可精确记录口语，暗合“我手写我口”的理念（如“港真”“酱紫”“香菇蓝瘦”），又在一方面与“五四”先驱们试图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以拉丁字母替代白话文，最终让中文走上表音文字的努力相背（如“槑”“囧”“Orz”及颜文字都是以象形符号的方式存在于网络）。面对无限的网络空间和多种技术手段，“网化文”的未来在何方，也许超出你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