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涞贵、修涞贵祖籍在哪里

文 | 萧田

对于普通人而言，如果不是当年看到一篇火爆朋友圈的《疫苗之王》，几乎不会注意到这个东三省中存在感最低的省份。

实际上，拉开时间线，吉林也曾在众多历史节点有过闪光时刻：

在清朝签订《瑷珲条约》之前，吉林的版图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库页岛全境，北抵鄂霍次克海，南到日本海的广大地区，面积将近一百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的五倍。

民国时期，吉林首富牛子厚花费巨资，聘请名师，招募学员创立了著名的“喜连成”京剧科班，后来的梨园大佬，包括梅兰芳，周信范和马连良等人，全部出自于此。

建国后，作为“共和国长子”之一，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汽车制造厂，被誉为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这里就曾诞生过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辆汽车和国产轿车。工业实力同样不容小觑。

然而大势不可逆，在东北一波又一波的下岗潮中，身不由己的吉林步伐也越走越慢。

体现在个人财富上，在2020年胡润的最新百富榜上，各省富豪竞相追逐，千亿身价比比皆是，而吉林首富却以百亿资产艰难挤进榜单，在34个省级行政区域中，排到200名开外。

虽然提及一个省份的存在感大多和经济水平挂钩，但吉林首富们的存在感也如此之低，绝非一个简单的财富数字可以概况。

相反，长袖善舞被套路身陷囹圄、割股民韭菜逃之夭夭、良心药变毒药陷上市魔咒，善于玩弄资本的他们最终也被资本玩弄。

“隐形飞机”失事

范日旭的个人财富值从来没有出现过在市面的任何榜单之上，但是公开的报道中都把他称作吉林首富，很大原因还是源自于他传奇的致富经历和隐形资本大鳄的身份。

1951年，范日旭出生于长春市。早年的他当过兵，到农村插过队，在缝纫机厂当翻砂工，开小饭馆和录像厅，都没有太大起色。

彼时，海南开发的热潮从祖国最南端流淌到了最北端，蠢蠢欲动的范日旭去了海南。与大多数去海南的房地产淘金者不同，范日旭扮演的是“卖水人”的角色。

那些年里，海南的房产热就是击鼓传花，有人在一楼刚签合同，2个小时后转手就在三楼以翻一倍的价格卖出。范日旭号准了海南的办公热，他的第一桶金就来自于一笔“无本买卖”：

他先去找当地一个老太太的民房，租下6间平房但是不支付租金，然后出资装修成“办公别墅”，高价转租。期满后，别墅归老太太。范日旭从中赚得赚租金。

“老太太们”乐开了花，一笔租房能赚80万的范日旭也笑开了颜。此后，他将这个模式不断复制，并在其日后的商业生涯中一以贯之。

很快，范日旭就迎来了自己的“成名之役”。由于当时海南经济较为落后，几乎为零的交通系统根本满足不了络绎不绝的淘金者。范日旭就去向地方政府提申请：

我免费为你建设出租车系统，你给我出批文。

急需投资的地方政府非常乐意，而范日旭则拿着批文找到了北方一家产品滞销的国有汽车厂，拿到了大量的汽车和优厚的账期。

范日旭这招“空手套白狼”和牟其中轻工产品换俄罗斯飞机的运作非常相似。

在《曾经德隆》一书中，作者王世渝将范日旭这位初中还未毕业的“资本市场第一高手”，与冯仑、唐万新等人相提并论，称其为资本市场上的隐形飞机，“平安起飞、平安降落，雁过无痕”。

范日旭

一个吉林人在海南混的风生水起。作为吉林省最大的民营资本家，范日旭很快就收到了来自建设家乡的呼唤。

1993年6月18日，范日旭以长顺体育综合开发集团公司和长春市体育运动委员会达成了一项协议：开发建设长春市体育馆。这个当时被计划为“亚洲最大体育馆”的项目是为了迎接第六届冬运会。

作为回报，长春市政府约定把长春市体委所使用的五块地，交给范日旭旗下公司滚动开发，所形成利润抵补其在五环体育馆的投入。此计划如能实施，范有望收获至少3亿元利润。

然而体育馆立项之后，长春市提出用别的土地置换，于1998年完成了两块地的置换。等到了2000年体育馆建成交付之后，另外3块地却突然被告知“20年内不能开发”。

彼时，范日旭是东北资本市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坐拥吉林省知名的金融平台——泛亚信托公司，控制七家公司。长袖善舞之际，他的资金链也处于紧绷状态。

在授意之下，范日旭可以暂时发债5000万元帮助企业渡过危机。然而从市场中摸爬摔打的范日旭被烙下了时代的鲜明特征：

善于钻营、善于钻空子。

从1999年至2001年，范日旭旗下仅白航公司和长顺公司就通过泛亚信托发行了3亿多元债券。

最终，范日旭精心编制的泛亚系，在一沓厚一百多页的刑事判决书上土崩瓦解。

2011年末，吉林省高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欺诈发行债券、虚报注册资本、单位行贿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

不过，当年因众多问题而被清理出历史舞台的信托公司中，唯有泛亚信托得以存留，如今这一块估值数十甚至上百亿元的信托牌照成了一块香饽饽，引来了强龙垂涎。

自2006年停业整顿至今，泛亚信托争夺战已经僵持了数年。2018年，范日旭刑满释放，不愿意轻易放手的他，晚年又陷入了泛亚信托最终归属的“谜题”之中。

A股胜利大逃亡

范日旭的资本神话中纠缠着复杂的官商关系，他曾因此成为吉林省政府官员的“座上客”和寻资维稳的“救星”，也因此沦为“阶下囚”。

犹如昨夜星辰，范日旭最终陨落在曾经让他风光无限的黑土地上。然而，吉林另一位富豪吕永祥却及时抽身守住了自己的财富。

2020年2月，融钰集团实控人发生变更，资本市场大名鼎鼎的中植系掌门人解直锟成为其新的实控人。

抄底融钰集团，中植系将如何利用其惯用手法进行资产腾挪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经过数次的“忽悠式”重组、一系列“概念炒作”、突发“假央企”事件，股价持续崩塌，融钰集团这块“烫手山芋”终于是甩出去了。

融钰集团2015年更名前叫永大集团，当时的股价处在最高位68.27元，实控人吕永祥及家族在集团一股不留一人不剩，疯狂减持和退出，一时惊呆投资市场。

和中国许多的传奇富豪相比，吕永祥的致富经历略显平淡无奇。

吕永祥

1957年，吕永祥的父亲被打成“右派”，虽然家庭遭遇巨大变故，但是吕永祥依旧勤奋努力，作为一个“等外公民”，吕永祥还是考入吉林化工技校仪表专业，后被分配到吉化公司仪表车间调试班。

1984年，辞职后的吕永祥和张鸿阁等五人一起承包了九站无线电厂，短短十几年时间，这家小破厂就已经旧貌换新颜，后成立了吉林永大有限公司。

永大的前半段发展势头很猛，到了2011年10月，完成股份改制的永大已经是我国最大的永磁电气产品研发生产基地，并远销叙利亚、苏丹等国家地区，也是在这一年，永大在深交所中小板挂牌上市。

当年，吕永祥上市的目的很单纯，“当初谋求上市是因为公司研发资金短缺。”当时他带领团队研发高压端永磁开关产品，一台实验用样机就需要几百万元的投入。

然而不管是研发还是业绩，永大集团并没有因上市而变得更好。相反，公司净利润逐年下降，每年降幅超25％。

此时的吕永祥没有选择“挣扎求生”，而是开始琢磨套现离场，在此之前，他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高分红，二是高送转：

按持股比例来计算，永大集团的高分红其实就是给自己分红；按当时的资本市场套路而言，高送转就是为了拉股价高位减持。

经过一系列的资本手段推高股价后，2014年10月18日，吕永祥家族股票3年锁定期结束，推高的股价正好配合大股东离场。

吕永祥和他的妻子兰秀珍及两个子女一同持有这家上市公司71%的股份，加上收购的抚顺银行9.3%的股份一概不留。

最终的结果是：吕氏家族通过大宗交易平台减持及股权转让方式，套现67.64亿元。在多次减持后，吕永祥也于2015年6月23日辞去了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董事等一切职务。

也是在这一年，吕永祥家族以财富75亿元位列《2015胡润百富榜》第453位。永大集团也被称为A股“胜利大逃亡”典范公司。

2016年11月8日，易主之后的永大集团将公司名称变更为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始筹划向科技和金融板块转型，近年来都未见太大起色。

在吉林的富豪圈里，吕永祥虽然从未登上首富之位，但是凭借早些年打拼积累下的财富常年占据着“老二”的位置。从财富的增值上看，守财是自身选择无关他人。但从商业的角度上来说，这也让其几无翻身的可能。

无法圆的上市梦

老船长看见金银岛跳上了岸，继任掌门又是抢占金融、又是涉水科技最终触礁灌水，此时，神秘的中植系入主并非看中这家公司未来的前景，后者更在于融钰集团作为上市公司的身份。

造化弄人的是，上市公司的“壳”却是当下吉林首富修涞贵一直挥之不去的“痛”。

2019年7月24日，吉药控股的一纸公告宣告了修正药业的“借壳”失败，上市梦再次破碎。从2004年开始，修正药业就陆续传出借壳上市、港股IPO的消息，但最终都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楼”。

和许多药企家族不同，修正药业创始人修涞贵并非是医药行业出身，而是一位人民警察。

1954年出生的修涞贵，在修家“荣华富贵春”五个儿子中排在老四。文革结束后，他在家憋了一年，考上吉林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分配到当地的一个公安局工作。从环城公社派出所到交警队，再到基建队队长，修涞贵在警局呆了20多年。

1995年，通化市进行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制药企业打破了国家控制的单一模式，可以承包给个人。也是这一年，通化市医药局的领导找到了他，提出通化医药研究所制药厂要对外承包，问他愿不愿意接手。

在一本带有自传性质的书籍《正道》中，修涞贵披露药厂当时只有20多万的固定资产，却有400多万的外债。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当年5月9日，修涞贵真就接手了。

刚过人高的院墙，低矮的平房，两扇斑驳破烂的大门，院子内杂草丛生，墙角的旮旯里堆满了陈年的垃圾，这家像极了“垃圾回收站”的制药厂却没有阻挡住修涞贵。

他向银行借30万贷款想大干一场，然而银行突然变了卦，认为修涞贵不懂药，肯定没有能力偿还。没办法，修涞贵回家拿了5万元积蓄先给大家发工资，把厂子转起来。

生产是恢复了，但卖什么是个大问题。修涞贵扒拉着制药厂一共可以制作的6个品种的普药，经过研究后，把唯一符合重新启动生产的标准的天麻丸作为突破口。

修涞贵

当时，市面上的天麻丸虽然价格低，但是偷工减料问题也非常严重。修涞贵以此为契机，用优质低价的真货供应市场，很快，药厂的大门被订货、等货的经销商堵得水泄不通。1995年底，药厂400多万的外债已全部还清，除去纳税，最后的利润还有100多万元。

1996年初，修涞贵又从北京一位专门钻研肝药的资深专家手中求得一剂治肝病的良方。在软磨硬泡下，老专家终于同意合作推出“太和圣肝”。当年实现产值3700万元。1997年，销售额突破了1亿元。

有一个值得玩味的小细节，在主推这款药品时，修涞贵向广告商提出，按销售收入进行广告分成。广告商的业绩好不好，直接与营收成效挂上钩。如此重视销售，直到今天，修正还有“10万员工8万销售”之称。

广告营销策略奏效之后，修涞贵在1999年花300万元在央视做了一年广告，那个著名的“胃痛，就用斯达舒”的广告，一下子就让全国人民记住了这家企业。

后来，修正又请来张丰毅、孙红雷做广告代言人。有段时间，修涞贵自己也上电视做广告，“良心药、放心药、管用的药”广告，就是他说的。

2000年到2003年期间，修正药业每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876%，2010年的时候，仅仅因为斯达舒这个单品销售额就已经达到了33亿。

修正药业的不断壮大，让修涞贵以55亿元的身家登上《2007胡润百富榜》，成为吉林首富，并多年雄踞吉林富豪榜第一名。2019年，修涞贵、李艳华夫妇以205亿元的身家位列全球富豪榜的792名。

然而翻开这家药企的另一面，先是商业行贿被曝光，紧接着又因为“毒胶囊事件”成为众矢之的，再到投资的6、7家P2P平台先后暴雷。天眼查显示，其涉及的法律诉讼高达上百条。

显然，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上市之路必然不会延续在经营上的顺风顺水，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早在2003年就已经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却始终无法修得正果。

谁能料到，1978年，在全国经济总量排名前十的城市，东北还占据四席。来到本世纪初，“共和国的长子”却成了振兴的代名词。

从沉默到崛起，又从辉煌到落寞，到底是什么让曾经骄傲的东北如此一蹶不振？或许，我们能从这三位“玩弄资本，呛水自溺”的吉林富豪身上看到些许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