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主席追悼大会所有人站立默哀，唯独一老妇坐着，她是谁？

毛主席遗体告别现场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同日下午4点，新华社播音员以万分悲痛的心情播发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在《告人民书》中有这样的描述：

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他的逝世，定将在我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心中，引起极大悲痛。

毛主席逝世消息传开，举国悲痛，全世界为之震动。无数国人失声痛哭，他们不敢相信毛主席就这样离我们远去了，再也无法听到他的教导了。毛主席逝世后，全世界对他的赞扬和哀悼如潮水般涌来。

曾有外国记者这样写道：“9月9日下午4时这一悲痛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9月16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讨论毛主席悼词文稿，并决定9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

9月18日下午3点，毛主席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群众到场参加。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尊敬，现场所有人都站立着，即便腿脚不便坐轮椅的人也让他人搀扶站起来。然而，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一位老妇安静地坐着，她究竟有何特殊的身份，为何在如此重大场合还能享有这样的特权？

天安门广场毛主席追悼大会

这位老妇就是被毛主席、周总理生前尊称为“先生”的国家副主席宋庆龄。毛主席逝世时，宋庆龄远在上海，她悲伤的心情无法解脱，多次流泪。宋庆龄跟毛主席同岁，两人一个在年初出生，一个在年尾出生。

这一年，宋庆龄非常悲伤，先后参加了周总理和朱德的追悼会，这让她的身体情况很不乐观。事实上，当毛主席逝世消息传来，宋庆龄就不顾身体抱恙第一时间乘坐火车赶回北京，下榻北京饭店。

在9月11日、12日和17日，宋庆龄三次参加遗体告别，并坚持守灵，还以83岁高龄担任治丧委员会委员。宋庆龄和毛主席身份不同，可两人超过半个世纪的友谊，早已成为一段佳话。在几十年的革命岁月中，宋庆龄和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并肩作战，受到了中共的敬重。

毛主席和宋庆龄的友谊始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毛主席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多次发言，还被任命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由于毛主席在湖南工作和大会上的各种表现，受到孙中山的注意。

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和宋庆龄没有过多交流，但两人的友谊就此埋下了伏笔。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汪精卫集团反革命行为开始暴露。当年7月14日晚，汪精卫秘密召开会议，确定“分共”和大屠杀计划。

宋庆龄和国民党元老合影

同日，国民党左派杰出代表宋庆龄在汉口公开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揭露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叛变革命的行为。其实早在蒋介石叛变革命时，宋庆龄、毛主席、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等39人，他们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名义联名通电讨蒋，号召全国民众及革命同志，联合起来推翻“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7月17日，宋庆龄致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斥责汪精卫集团“大肆曲解孙先生的思想和理想”，并声明从此刻开始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在大革命失败的关键时刻，宋庆龄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为中共方面四处奔走呼吁，这让毛主席大为感动，两人的友谊日益加深。

随着蒋介石直接对共产党人举起屠刀，宋庆龄的反对行动也没有停止。1931年8月，宋庆龄从海外归国。不久，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宋庆龄大为愤怒，他发出声明《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予以声讨。

这个声明刊发表于当年上海《申报》上，刊发时改名为《宋庆龄之宣言》。宋庆龄在声明结尾处斥责蒋介石独裁政府：

我不得不率直地宣布，既然组织国民党的目的是以它为革命的机器，既然它未能完成它所以被创造起来的任务，我们对它的灭亡就不必惋惜。我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我深信：虽然今天当权的反动势力在进行恐怖活动，中国千百万真正的革命者必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反之，由于国家当前形势的危急，他们将加紧工作，朝着革命所树立的目标胜利前进。

毛主席

宋庆龄的声明影响很大，远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也看到了，他深知宋庆龄是中共真正的朋友。时间到了1924年10月，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开始了长征。远在上海的宋庆龄急迫想了解红军情况，她求助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

艾黎当时居住在上海愚园路一处公寓，收到宋庆龄的求助后，他悄悄在自家顶楼小房间里设了一处秘密电台。正是这个电台，使得宋庆龄能够跟长征中的红军保持联系。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顺利抵达陕北，电报传来，宋庆龄非常激动。

在这之前，中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痛斥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孙科等人第一时间响应，使得中共在舆论战中逐渐赢得主动。

宋庆龄对中共的支持，让毛主席很感动。1936年1月，宋庆龄找到“红色牧师”董健吾，委托他把一封信送到陕北，交到毛主席和周恩来手中。毛主席收到信件后，当即回信一封，并把当年在中央苏区铸造的几枚镰刀斧头银币和布币，送给宋庆龄。

毛主席写给宋庆龄的信

1936年9月18日，在“九一八事变”5周年之际。为了尽快促成国共合作谈判，毛主席再一次写了一封信，派潘汉年转交宋庆龄。该信全文如下：

庆龄先生左右：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帅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允许而应立即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做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附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顺问近安 毛泽东“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此时的毛主席对宋庆龄非常敬重，已经将他视为中共最为亲密的战友，而宋庆龄也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共。当年秋天，毛主席再一次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信中他希望宋庆龄能让宋子文借一笔钱给中共中央，数额5万美元。

众所周知，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不久就进入了严冬，部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且不说棉衣，就连温饱都成了问题。为了应对眼前困难，毛主席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向红15军军团长徐海东借2500块大洋。

徐海东

徐海东二话没说，直接让部下送来5000块大洋，外加不少枪支、棉衣、棉被等物资，这是真正的雪中送炭，解决了中央红军的燃眉之急。然而，随着红军规模扩大，加上国民党对陕甘根据地的封锁，中共中央依旧困难，所以就萌生了请宋庆龄帮忙借钱的想法。

宋庆龄很清楚，毛主席如果不是真正遇到了困难，他是绝对不会开口向她借钱的。但是，宋庆龄当时跟宋子文已经决裂，从哪里筹措这么多钱？宋庆龄决定自己来筹措，她先是从银行里取出当年孙中山的抚恤金，并将上海莫利爱路寓所抵押出去。

筹措到5万美元后，宋庆龄第一时间请人送到延安。关于宋庆龄借钱这件事，她一直没有说出背后真相，直到1969年在写给何香凝长女廖梦醒的信中，提到了这件事。无独有偶，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公布了一封尘封70年的宋庆龄密信。

这封信是宋庆龄写于1937年1月26日，收信人是王明。信中宋庆龄提到了不久前给毛主席寄去一笔钱，“作为对毛泽东同志请求帮助提供资金的来信的答复，我在三个月前给他寄去了一笔款项，此事在这里只有一个人知道，他（指潘汉年）起了联络人作用，通过他，我收到了来信和转寄了钱款。”

宋庆龄和斯诺

在这之前，宋庆龄还想办法把美国医生马海德、美国战地记者斯诺送去陕北。斯诺在陕北采访几个月回到北平后，写出了轰动西方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马海德则留在了延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也是第一个加入新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马海德出发前，宋庆龄还特别交代：“你到了陕北后，一定要了解那里缺医少药的情况，这样我们设法去支援。”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表示要团结御侮，这意味着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这让宋庆龄非常激动，她立即发表《国共统一运动感言》。在文中，宋庆龄写道：

“这几天读了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蒋委员长团结御侮的谈话，使我异常地兴奋，异常地感动。回想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兄弟党们在最近十年以来，互相对立，互相杀戮，这是首创国共合作的先总理孙中山先生生前所不及意想到的。到最后，这两个兄弟党居然言归于好，从新携着手，为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

当上海沦陷后，宋庆龄在香港发起了成立了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即“保盟”），并担任会长。“保盟”目标是动员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援助，“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

宋庆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把募集到的各种物资送到最亟需的地方。所以，当时“保盟”的援助目标针对性很强，主要送到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敌后游击区。

“保盟”中央委员部分成员在香港

举个例子，当时延安地区伤员救治亟需X光机。宋庆龄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想办法募集了一台X光机，历尽千辛万苦送到延安。据不完全统计，“保盟”成立到1941年香港沦陷撤到内地的4年时间里，仅送到抗日前线的医药物资就达到了120多吨。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以“弥天大勇”远赴重庆与蒋介石展开谈判。抵达重庆第二天，毛主席就亲自拜访宋庆龄，这是两人时隔18年后再次见面。期间，毛主席代表中共对宋庆龄表达感谢。

9月6晚，宋庆龄以“保盟”主席身份宴请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等共产党人。毛主席在重庆40多天时间里，他跟宋庆龄有过多次会晤，两人如同多年老友一样坐在一起为和平殚精竭虑。

每一次宋庆龄来到毛主席下榻地桂园，毛主席都会提前在门口迎接，当会谈结束后他又会亲自把宋庆龄送到门口，目送他坐车离开。10月11日，毛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他跟宋庆龄再一次相见是开国大典前夕。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随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民主人士中的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等人纷纷北上北平，他们也致电在上海的宋庆龄。按理，宋庆龄是中共最尊贵的客人，她早应该抵达北平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宋庆龄抵达北京

然而，因种种原因宋庆龄没有立即北上。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人商议，认为必须邀请宋庆龄北上，于是决定让邓颖超带着亲笔信去上海邀请她北上，参加创建新中国。这封信全文如下：

“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匆却为盼！”

寥寥数语，毛主席使用了“违教”、“仰望”、“趋前致候”、“敬希命驾”、“就近请教”、“至祈匆却为盼”，这些谦词再次彰显了毛主席对宋庆龄的尊敬。邓颖超不负使命，最终宋庆龄同意北上。

出发前，宋庆龄要求一切从简，不要搞欢迎仪式。可中共方面早已做好了各项准备，除了保证专列的绝对安全外，毛主席提前一小时率领50多人来到前门火车站等候。当专列停站后，毛主席更是走进车厢，跟宋庆龄热情握手。

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宋庆龄感动得热泪盈眶。不久，宋庆龄选为新中国副主席，并在开国大典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主席按动国旗按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

宋庆龄（右二）登上天安门城楼

那一刻，宋庆龄流下了眼泪。孙中山直至病逝未能完成的事业，也是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如今终于得以实现。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从事国务活动，她在全国群众心中拥有崇高的威望。

1976年是中国人最为悲痛的一年，周恩来、朱德和毛主席三人先后逝世，加上毛主席逝世前唐山大地震造成24万多人遇难，宋庆龄几乎流干了眼泪。9月18日下午，宋庆龄被搀扶着登上天安门城楼。

起初，宋庆龄拄着拐杖勉强站立。随着致悼词环节开始，宋庆龄过于悲伤身体摇摇晃晃，直接往下坠。在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赶紧请人搬来一把椅子，让宋庆龄坐上去。就这样，宋庆龄成为毛主席追悼大会唯一坐着的人，对于这个特权，现场所有人都没有意见。

1977年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84周年。宋庆龄撰写了《追念毛主席》一文，她在文章中详细回顾了与毛主席多次交往的经历，并深情地写道：

“回忆起来，他是一位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他是伟大事业的引路人，而朱总司令和周总理是伟大事业的得力助手。”

毛主席看望宋庆龄

毛主席逝世后，宋庆龄不顾高龄依旧为国事忙碌。1981年春，宋庆龄患上慢性白血病，身体情况很糟糕。宋庆龄一直有个愿望，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接收宋庆龄为正式党员的决议。

多面的夙愿终于实现，宋庆龄再无遗憾。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宋庆龄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始终支持我党事业的人党外人士寥寥无几，宋庆龄就是其中最立场最坚定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