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康宁医院、温州康宁医院预约挂号

康宁医院从申请IPO到落败，引发了人们对民营精神病院的极大好奇，也掀起了社会办医能否最终成功的疑问。（农键/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2月1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被质疑，遭否定，引调笑 最大民营精神病院IPO被否背后》）

“从做企业的角度看，当时是抓住了市场空白点。”王莲月说。据国家卫计委数据，截至2016年底，全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已达540万例，且患病率逐渐上升。

在证监会审核结果公告中，发审会开门见山地质询了管理模式：“向管理医院提供资金、收取管理服务费用是否属于分红的行为?”“是否涉及科室承包、租赁？”

没有一家民营医院的上市会这样跌宕起伏。

2017年12月23日，中国证监会网站披露了温州康宁医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宁医院）IPO招股书。很快，资本市场的动静延宕到整个社会，在各大新闻客户端上，食指上下拨弹出的是这类标题：“精神病院IPO，真的疯了么？”“神奇的精神病院是如何赚钱的？”

公众把这当作一条茶余饭后的笑谈，但当地政府部门十分紧张，主动询问康宁医院是否会影响上市。“不用理。”康宁医院始终保持沉默，这也是IPO前静默期惯例。

一个月后，康宁医院又以另一种形式刷屏了：

“昨天没有过会，我很意外，一切都准备好，我们甚至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但听到没通过的时候，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康宁医院董秘王健2018年1月24日凌晨在朋友圈写道。原本，康宁医院拟募集资金1.93亿元，用于旗下苍南康宁医院搬迁扩建、平阳康宁医院新建和温州康宁医院培训中心三个项目建设。此前，他们已在港股上市，希望在2018年完成“H+A”的上市计划。

若不是2017年底的A股冲刺，这家已经运营二十年的医院，不知何时才会从病友圈的小众话题跳出为大众热搜。

在温州康宁医院，每天自由活动时间，病友们都会选择各自喜欢的项目，图中患者们在做十字绣，后面的展示柜上全都是病人的作品。（南方周末记者 袁端端/图）

温州人办医院

1998年正式运营的康宁医院，是一家三甲医院，也是国内最大的民营精神专科医院。

2018年1月18日，南方周末记者走进温州康宁医院，18层的精神心理大楼落成尚不足半年。墙壁上的小油画，浅果绿色的墙漆，柔粉色的地面，连护士服也都是浅蓝或浅粉色的，外面搭上统一的针织开衫，摆脱了传统医院的“死白”“僵硬”。

下午正值患者自由活动时间，康复科里一些人在看电影、做十字绣，还有4个病人在棋牌室里打麻将。没有蓝白条纹的病号服，患者身着样式统一的格纹家居服，有棕色、蓝色、玫红色、粉色等。护士长夏苗苗说，这是为了区分不同病区的病人。

走访多个科室发现，除了楼梯间有1-2道玻璃门禁，开放式病区内走廊畅通无阻，两人、三人或是单间都非常宽敞，内含洗漱卫生间，壁挂式电视机。一些参观过的同行觉得不可思议，“你们的电视机就这样挂墙上，外面没有防护罩，这一间病房得砸掉多少台啊？”

“一台也没被砸过，别把病人想得那么可怕。”院长兼总经理王莲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医院高端VIP病房完全是五星级酒店的设计。

这是她第一次走进精神病院就开始幻想的场景。

1988年，王莲月卫校毕业被分配到温州市精神病医院。彼时，精神病院更像收容所：大开间，铁门铁窗，开间里用铁栏杆隔出一个个格子；卫生间不能有镜子，怕病人砸了自杀；不能供应开水，怕病人把自己烫到；一台小小的电视机，在公共区域挂得老高。

不光是病人，医护也觉得毫无尊严可言。跟人聊天，王莲月总将自己的职业含混带过。精神科医护恋爱多靠“内部消化”，这让她认识了同科室的精神科医生管伟立。

1990年代的温州，正是老板们拎着各式小商品满世界跑的时候，他们两人想办医院，

希望医院是被人喜欢的，而不是惧怕的地方。3年后，管伟立丢掉公家饭碗，先是租用民房开诊所，开设了20张床位。5年后，拿着自己的积蓄、亲戚借款和银行贷款，向政府征地，成立了康宁。

“想当年，当地很多人都嘲笑他，觉得你怎么可能干掉公立医院呢？”广州日辉成瘾和心理治疗中心主任何日辉说。同为创业者，从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心理科辞职下海的何日辉对管伟立的评价是“聪明”。

“温州康宁医院其实只进行了一项改革，变关为管。”何日辉解释，传统的精神病院医疗区和住院区被隔离开，病患也不允许家属陪护，住院与坐牢几乎无异。但康宁医院最早提出，精神病人的病情各不相同，应该分级分类区别管理。

2013年，康宁医院获评三级甲等精神卫生专科医院。这是国内目前唯一一家民营的三甲精神专科医院。在受到深度管制的医疗行业，想要获得这个资质并不容易。

根据全球企业发展战略咨询公司Frost & Sullivan研究报告，康宁医院2016年四亿多元的营收，在中国精神科医疗市场中排名第四，也是前十中唯一的民营医院。

康宁医院临床心理科的病房，病人在休闲区活动，开放式病区内走廊畅通无阻。（南方周末记者 袁端端/图）

政策红利

如果说第一家康宁不是在温州，一切可能不会那么顺利。

王莲月承认，地方政府支持不可或缺。他们创办医院的初始资金，除了开打火机厂挣的“第一桶金”和东拼西凑的借款，其余都是政府无息贷款。1998年，医院正式投入使用，短短两年便成为温州首批医保定点医院，且是其中唯一的民营医院。这让当时落选的公立医院不满，找市领导反映，“怎么民营医院先有，我们还没有？”

“这是我们争气。”按照王莲月的说法，当时康宁医院已经采用医院管理信息系统（HIS系统）。相比于其他尚无条件的公立医院，电脑联网让医保管理更加规范，也赢得了市医保局的青睐。

2012年9月，国家发改委批复同意温州作为国家社会资本办医试点城市，温州社会力量办医“1+14”政策落地，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符合规定的民营医疗机构，全部纳入社保医疗定点范围，医保报销政策和公立医院一样；从公立医院跳槽到民营医院的医生，按照公立医院标准参加事业单位社会保险，享受同等住房公积金待遇，职称评定、评优评先等全和公立医院一致……

在这之后，康宁医院又获得了浙江省医保定点资格；2017年，成为全国医保异地结算定点单位。

政府支持有其原因：精神疾病易反复发作，治疗周期较长，病人需要长期的住院护理服务，治疗费用相应较高。关锁在家中，家属则需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看管。由于无力负担费用，一些被称为“武疯子”的重症精神病患者会被家属关进自制的铁笼以图省事。一旦流落街头，便将成为社会治安的隐患。

如今，精神病人的绝大部分住院费用都由医保报销，个人只需承担极小部分。“既减轻了家属负担，又解决了政府的后顾之忧，一举两得。”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以下简称上海精总）院长徐一峰评价。

在徐看来，“康宁是有野心的”。草根出身的康宁医院一出生就意识到，想要有别于其他民营医院，就必须在科研、学术、社会服务等方面“多栖”发展。

1997年，康宁医院建成前，王莲月便主动去上海精总进修。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和别人不同，是以管理者而非普通护士的视角去学习，由此也结识了上海精总的相关领导并赢得认可。

徐一峰记得，双方的合作很早就开始了，康宁医院刚一创建，上海精总一批退休专家便去那里工作。1999年3月，运营不到一年的康宁就加挂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协作医院”的牌子。此后，康宁开始和国内多家知名精神科合作。到了2016年，康宁医院与温州医科大学联合创办温州医科大学精神医学学院。

“我们是在为医院的今后储备人才，即便他们毕业后不来康宁，等康宁到当地发展时，这些人都会愿意支持。”王莲月说。

更有别于一般民营医院的是，康宁舍得投入科研。温州康宁医院副院长、抑郁症治疗中心主任叶敏捷原在温州市精神病医院任职，为了“挖动”这位老朋友，管伟立花了整整四年。“我是花钱的人，不是赚钱的人。”叶敏捷说，“我们实验用的斑马鱼养殖了几千条，一条的价格便达数千元。”

“康宁模式”复制遇阻？

天时地利人和，让康宁医院一下打开了市场。1998年投入使用时，不到200张的床位，还住不满人。到了2006年获评三级乙等精神卫生专科医院时，床位数已增至600张。

2011年起，温州及其周边的青田、苍南、永嘉、乐清康宁医院相继投入运营。2014年起，医院网络扩展至环渤海经济圈及西南部等地区。

“来医院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一年接待超过三百批次。”康宁集团的媒体负责人说，和其他民营医院不同，他们对前来参观学习的人“一概欢迎，全部开放”。

2013年后，康宁医院通过资本扩张领地，引进了德福基金和北京鼎晖两家资本机构注资，并于2014年10月完成了股份制改造。

一位接近德福基金的投资人透露，投资方对康宁十分看好，因为创始人都是专业背景出身，管理体系成熟，且精神病医院专业背景壁垒较高，又存在极大需求，竞争优势独特。但他们不准备赚快钱，而是把康宁当成一家值得长期投资的公司。

何日辉则认为，康宁扩张的关键是通过融资不断跑马圈地，把盘子做大。2015年，康宁医院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成为国内“精神病院第一股”。但他强调，国内精神障碍诊疗就是基本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耗费最多的是护理，“要论有多高的技术含量，谈不上”。

“无论是从医疗质量、管理还是医院文化，我们都希望康宁模式是可复制的。”王莲月说。但民营医疗市场最稀缺的资源——医生，成了快速扩张的阻碍。

很少有人知道，比儿科医生更紧缺的是精神科医生。2015年，中国精神专科医院拥有执业（助理）医师仅2.7万余人，其中大部分在公立医院任职。在考察各地的精神病专科医院时，王莲月发现，一家基层精神病医院“四个医生，三个没证，一个还是助理医师”的现象十分普遍。

招股书披露，截至2017年6月30日，康宁自有医院的床位数共3050张，医务人员863人。王莲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总院的医护人员配比符合三级医院综合评审的规定，但她坦言，基层分院的医护人员短缺严重，“常常会超床”。

湖南邵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易文中曾参与创建过康宁某分院。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2年开业后，病人滚滚而来，最高峰时，他一人要管理80个病人。由于人手缺乏，医疗、护理各个环节都要操心，忙得“小肚子也没了”。大半年时间里，他不敢续签合同，直到两个新医生接手，赶紧撒手离开。

总院创办之初，高年资的医生最为难求。之后，虽然通过成为教学医院、定向委培等方式为医院储备医生资源，但和公立医院的人才差距犹在。南方周末记者查阅招股书发现，康宁医院的主治及以上职称医师大多来自东北和中西部地区，还有很多是其他医院退休返聘回来的。

何日辉分析，这些医生原单位待遇差，大多缺乏职业成就感，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让他们心动，加之康宁已在港股上市，资本较为雄厚，因此愿意挪窝。

“总体医生层次还是不如公立医院，毕竟一般人还是不愿意跳。”负责某进口品牌抑郁症药物的大区经理说，他从走访浙江多家医院的经验看，康宁不如公立医院接受新药的程度高，分析问题没有公立医院的医生客观。

IPO注定失败？

眼看一切顺利，但IPO的失败让康宁措手不及。

根据招股书，2014年至2017年1-6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2.9亿、3.4亿、4.1亿、2.8亿，净利润除了2017年1-6月的为3030万之外，其余年份均在5000万以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3015.45万、-506万、4986万、347.16万。从数额上看，相比国内大型公立精神专科医院，营收并不算多。

康宁是民营营利性医疗机构，可自主制定药品和诊疗服务的价格。但为了确保在与公立医院的竞争中具有充分优势，康宁下属的自有医院均为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因此诊疗服务和药品销售价格主要参照公共医疗保险的定价标准。

在最耗费人力的精神专科，药品、耗材都难以成为营收的主要来源，康宁医院有约20%的床位属于特需服务。此外，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也不纳入医保，由医院自主定价。王莲月反复强调的一个字是“省”，通过降低医疗服务、药品和管理成本，精简行政人员产生收益。

能否持续盈利是投资人的最大担心。一位专做医院投资的投行分析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尽管康宁医院前景不错，但因为大量诊疗和药费都由医保负担，发审会觉得大量医保的钱被拿去在资本市场上运作不妥。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有超过2000个县级市没有精神专科医院，康宁正是抓住了这一市场空白，将很多投资布局在基层。招股书披露，截至2017年6月30日，康宁实际投入运营10家自有医院，并管理8家医疗机构。

社科院公共政策中心主任朱恒鹏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评价：“康宁医院算是个奇迹。”通过改进药品采购流程和管理流程，降低了医疗服务、药品和管理成本，采用合同聘用制，用优胜劣汰的机制保证人员工作效率和医院的生产效益。“在康宁医院的管理下，一些曾经经营不善的温州地方办医院，服务变得优质，患者满意度高——在赚钱的同时，也降低了政府和患者的负担。”

不过，已成为社会办医和公立医院合作普遍采用的管理输出模式，却为此次IPO失败埋下了伏笔。

“总院挺好的，下面的就千差万别了。”广州一位三甲医院的精神科医生说，因为各地情况不同，有些医院被接管后运营得并不好，媒体报道的医疗事故等也多出自下属机构。

2017年，在一家托管医院的员工大会上，王莲月毫不客气问道：“同样的收费标准，温州康宁每年缴税上千万，你们是全额事业拨款单位，为什么反倒亏损？”

在证监会审核结果公告中，发审会开门见山地质询了这种管理模式：“向管理医院提供资金、收取管理服务费用是否属于分红的行为？”“是否涉及科室承包、租赁？”

上述投行分析师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因为非营利性医院不能分红，所以这笔管理服务费，到底是分红还是其他费用名目不明晰。“发审会提出的五个问题，核心都是一个：社会资本如何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合作，并合法合理地获得回报。”

2017年12月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初审，草案严禁政府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与社会资本合作，举办营利性机构；禁止医疗机构对外出租、承包医疗科室；禁止非赢利性医疗机构违法分配营业收入。

这意味着想要上市的康宁医院注定难通过目前的扩张模式盈利。因此也有人鸣不平，“发审委没错，康宁也没错，错在卫生部门”。

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曾表示，一个地方的医疗体制是否具有公益性，其衡量指标是“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医院的营利性与损害公益性并无直接联系，营利性机构正当的逐利行为非但不会损害公益，还会增进公益。康宁医院2015年在香港成功上市，另一家以托管和供应链模式参与非营利医院经营的凤凰医疗登陆港股，都是佐证。

2018年1月24日，康宁医院发布公告称，IPO被否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或运营带来任何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利用内部资源或其他途径为拟由A股IPO所得款项融资的项目进行筹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