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其贵、一开始评的是什么军衔

浴血三八线73

作者：忘情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第三阶段，志愿军180师在一些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遭遇了空前挫折。有资料记载，180师师长郑其贵作出全师分散突围决策，其中一个原因是“担心俘虏兵打黑枪”。事后也有人分析认为，180师“俘虏兵”成分过多，是战败的因素之一。其实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对广大解放战士很不公平。

180师师长郑其贵在抗美援朝战场

解放战争中，辖区内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的西北野战军，早在1947年初，其补充兵员来源就从战争之初的动员翻身农民参军，变成了动员俘虏成为“解放战士”为主了。1947年8月，贺龙在绥德分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称：“现在俘虏兵占了80%。”当年11月，彭德怀、张宗逊在发给总指挥部的电报中称：“部队补入俘虏，有些已超过80%，有些60%，平均当在70%左右。”

到1949年2月，彭总在发给总指挥部的电报中，称西北野战军“现有九万五千人……俘虏兵约占全军80%。连队中比例更大，班长绝大多数是俘虏兵，排长副排长亦近半数，连长指导员各军中均有个别。”

在人烟稠密的华东战场上，1947年7月，陈、粟、谭在给总指挥部的报告中称：“去年俘虏44万中，参加野战军最低估计10万，与自愿参军数相等或超过，野战军俘虏兵比例百分之40到80。”

1947年年底，陈毅在《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中说：“我们补兵员十分之三是翻身农民，十分之七是解放战士。”淮海战役开始时，华野全军共编15个步兵纵队和1个特种兵纵队，总兵力约36.9万人。在这场空前惨烈的南线大决战中，华野共计伤亡10.5万人，但战役结束时华野兵力不降反升，达到55.1万人。这其中除了补充了几个地方团共计数千人之外，其他都是在战役过程中吸收的解放战士。粟裕曾说，第一阶段打黄百韬兵团时俘获的解放战争，因为他们有技术，有战斗经验，因此到总攻杜聿明集团时，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升至班长，少数为排长，个别的甚至升为连级干部了。

中原野战军自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因为在新区扩军困难，所以在1947年底，由第二批向大别山跃进的10纵、12纵带来2万从根据地动员的新兵后，此后兵员补充主要靠解放战士。淮海战役结束后，中野改称二野时，其部队中解放战士的成分达到60%。渡江后二野攻略新区，部队扩充很快。到1949年7月，即打响大西南战役前，二野中解放战士比例已升至80%。

东北野战军因为兵源来源不愁，因此在辽沈战役前，部队中解放战士比例只占10%左右，为各大野战军中比例最低的。但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从入关打响平津战役，到南下湖广，扬威衡宝、席卷广西，一年时间内部队里解放战士比例急剧升高。

华北野战军在战争初期，战绩和兄弟部队相比略显逊色，因此部队中解放战士比例只占20%左右。但随着他们奔袭清风店，攻打石家庄，逐渐走出了低谷，部队中解放战士比例也随之水涨船高。到华北全境解放时，该部新补入部队的翻身农民和解放战士比例，大体保持在4：3的比例。

由此可见，到解放战争后期，我军各大野战军中，解放战士的比例已经相当高了。1950年6月，也就是在朝战爆发前，总理在全军精简整编会议上曾指出：“目前部队中，解放战士占到了百分之70至80。”

伟人曾指出：“解放战士其实是很好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出身于贫困阶层，只要加以教育，提高其觉悟，他们就能迅速转变成为人民而战的勇敢战士。”这其中，让这些解放战士从“当兵吃粮”、“长官叫打谁就打谁”的盲从状态，转变为自觉为人民而战的关键，在于必须对其进行教育改造。

关于改造解放战士，各大野战军在实践中都摸索、总结出不少方法。最终大家殊途同归，总结出“诉苦运动”加“三查三整”的最佳改造方法。

所谓诉苦，就是让解放战士们当众诉说自己当兵前，所受旧社会的苦。当兵后，在蒋军里所受的官长欺凌之苦。这种诉苦方式，往往刚开始由解放战争中的积极分子带头，但一旦讲开了，就会在全体战士中引发强烈共鸣。这时候再加以引导，就会激发起解放战士对旧社会的仇，让他们很快转变立场。

当然，诉苦只是改造的初级阶段。各部队在整训期间，会在诉苦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进行“三查三整”。其主要内容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通过深入开展“三查三整”，不仅解放战士的觉悟会上一个大台阶，对部队老战士和以翻身农民为主的新战士，同样也是一场心灵洗礼，整个部队的素质都会有个飞跃。顺带还能清查出隐瞒身份，混迹于解放战士中的极少数潜伏特务，进一步纯洁队伍。

我军对解放战士从无歧视。哪怕是俘虏兵执意不肯参加我军，我军也会悉心治疗其伤病，待其康复后发给路费和路条，遣其回家。各地土改时也一视同仁，对这些归家的俘虏兵一样分地。我军10位元帅，大多曾在旧军队当军官的经历。在面对诸多解放战士时，他们在不同场合，曾不止一次地称自己为“老解放”，并以自身经历，来勉励大家放下包袱，为人民立功。

接收东北的蒋军

数以百万的解放战士中，后来有不少人成为将领。如果说开国中将谭甫仁早年是广东北江农军小战士，后潜伏敌营在井冈山被俘算是归队的话。那么开国中将王铮是1931年第一次反“围剿”被俘后才加入我军的解放战士，这是不争的事实。在上甘岭一战成名的志愿军第15军45师师长崔建功，则是1935年直罗镇战役后加入红军的解放战士。而1948年10月底沈阳解放时，时任东野2纵6师16团尖刀连连长的黄达宣，将一个名叫徐惠兹的解放战士带到了革命阵营中。到上世纪80年代初，黄达宣升至39军副军长。而军长却是他曾经的俘虏徐惠滋。徐惠滋后来官至副总参谋长，仍念念不忘老连长黄达宣当初的“引路之恩”。俩人的经历遂成一段佳话。由此也可看出，我军对解放战士从无歧视，只要表现好，一概大胆任用。

回到文章开头，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入朝参战的志愿军部队，又有哪一支不是解放战士占相当数量？同样是被隔绝敌后，为什么27军、12军91团的负责人，就不担心“俘虏兵打黑枪”？

解放大西南之战，于1949年年底基本结束，到1950年3月份开始集结入朝，180师有一年多的时间来教育解放战争末期吸收到队伍中的解放战士，甄别混在其中的敌特。和淮海战役中的华东野战军相比，时间充裕得很。如果说在第五次战役第三阶段，180师指战员中，确有潜藏的特务借机生事的话，那板子也不能打到解放战士这个群体身上。要怪，就只能怪特务甄别工作没做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