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杨瑞龙…

　　意见领袖丨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2021年既是中国疫后经济的元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两个百年目标”、“两个五年规划”的交汇期与战略转换期，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一方面，中国经济从快速复苏到实现常态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为十四五规划的部署实施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回归常态化，中长期力量的逐步显化将再次成为影响2021-2022年宏观经济运行的主导性因素，如何通过改革赋能将重新成为核心议题，并成为影响宏观经济走势和微观主体预期的重要因素。

　　1、区域经济分化较为严重，亟须全面提振北方经济

　　在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环保压力差异加剧的作用下，中国区域经济分化严重，北方经济面临全面下滑压力。虽然近十年来，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下，传统的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得到了极大改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快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出现较快经济增长，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持续的收敛态势，但是，在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大转型的背景下，国内各区域经济分化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存在一些新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三大表现是：1）南北地区经济差距持续加速扩大，区域一体化进程明显分化；2）五大区域性增长极在自身增长和对周边地区带动作用方面均出现显著分化；3）部分地区财政收支及相关社会经济指标面临突出压力。

　　第一，南北地区经济分化呈现趋势性加速性恶化特征。1992年，南方经济（南方16个省市区名义GDP总和）在全国经济中的占比为57%，北方经济（北方15个省市区名义GDP总和）占比为43%，南方经济体量为北方经济的1.3倍；2010年，南方经济占比首次达到60%，北方经济占比降为40%，南方经济体量为北方经济的1.5倍；2019年，南方经济占比快速扩大到65%，北方经济占比缩小至35%，南方经济体量达到北方经济的1.8倍。南北地区经济分化不仅呈现出持续性、加速性的显著特征，而且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首先，从近十年来的增长表现看，南北地区经济差异已经从一般性的分化进入到相对恶化的阶段。2012-2019年间，南方16个省市区名义GDP总和累计增长了92.4%，而北方15个省市区名义GDP总和累计仅增长了63.0%，南方经济增速平均达到北方经济增速的1.5倍，经济体量达到北方经济的1.8倍。

　　疫情暴发以来，南北区域经济分化情况更加严重，北方经济面临全面下滑压力。2021年第一季度，相比2019年同期的两年复合增速，南方省份经济增速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北方省份经济增速大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剔除湖北，排名末位的10个省市区全部为北方省份，经济增速在1.5%-4.5%区间。

　　其次，近十年来，南方经济的区域一体化取得了显著成效，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对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形成了有力的拉动作用，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向高水平收敛的态势。相比全国31个省市区名义GDP总和累计增长80.9%，在南方16省中，仅上海累计增速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累计增长了78.3%，其余15个省市区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湖北、福建、安徽、重庆、云南、贵州、西藏等累计增长都超过100%，四川、江西、海南等累计增长都超过90%。

　　相比之下，北方经济区域一体化的成效则不明显，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没有对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形成有力的拉动作用，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日趋分化。相比全国累计增长80.9%，在北方15个省市区中，只有北京、河南、陕西、新疆、青海增速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余10个省市区累计增速均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辽宁、吉林、黑龙江累计增长不到40%，河北、天津、山西累计增长不到55%，山东、甘肃、内蒙累计增长也仅为60%左右。

　　第二，五大区域性增长极在自身经济增长和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方面均出现显著分化。按照国家相关区域规划和战略目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中部地区，作为五大区域性增长极，应该能够发挥拉动所在区域经济整体性增长的龙头带动作用。但从实际情况看，不仅这五大区域性增长极自身分化明显，而且在带动作用上的效果也存在显著差异。

　　首先，从五大增长极自身增长情况看，成渝地区的增长最为显著，京津冀地区增长情况较差。2012-2019年间，京津冀地区名义GDP总和累计增长了65.2%，长三角地区名义GDP总和累计增长了82%，珠三角地区名义GDP总和累计增长了89.4%，成渝地区名义GDP总和累计增长了97%，中部地区名义GDP总和累计增长了88.2%。

　　其次，从五大增长极对周边地区的增长带动情况看，长三角的辐射带动作用最为显著，京津冀的带动效果较差。2012-2019年间，在京津冀辐射地区中，北京名义GDP累计增长了86.3%，一枝独秀，但河北、天津分别仅增长51.6%、55.4%，山西、山东、内蒙古分别仅增长45.2%、64.2%、64.4%，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仅增长39.3%、35.1%、23.0%。

　　相比之下，在长三角的辐射地区中，上海名义GDP累计增长了78.3%，浙江、江苏分别增长81.7%、83.7%，安徽、江西、福建、湖北分别增长100.9%、92.6%、109.6%、101.1%，从核心到外围形成三级梯队，经济增速依次递增，对整体性增长拉动作用明显，区域协同发展成效显著。

　　第三，在以上两大分化力量的共同作用下，部分地区在财政收支平衡及相关社会经济指标面临突出压力，应对疫情冲击和实现疫后经济修复的能力不足，在超常规政策退出的过程中值得高度关注。

　　总而言之，亟须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全面重塑南北经济格局。南方经济体量达到北方的两倍，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按照现有的发展趋势，这种差异不仅不会自动缩小，反而还会加速扩大。究其根源，据我们对全国地区之间投入产出表变迁的分析，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东南沿海率先融入国际大循环，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两大支点、以长江沿线为界向内陆辐射，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建成相对独立的“南方大循环-国际大循环”，逐渐取代了原来的“北方-南方-国际大循环”体系。如果简单延续现有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南北经济分化的格局还会进一步加深。事实上，近几年来，南方经济区域一体化越搞越好，而北方经济区域一体化则远远不及预期，这背后固然有个别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不足的问题，但在更宏观层面也存在超出一省一地能力范围的大局势问题。

　　2、劳动人口压力急剧加大，生育政策远水不解近火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0-14岁人口占17.95%，15-59 岁人口占63.35%，60 岁及以上人口占18.7%（其中，60-64岁人口占比5.2%，65岁及以上人口占13.5%）。与2010年相比，0-14岁、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1.35个百分点、5.44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79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5.95个百分点。

　　人口结构变化至少带来三方面宏观经济影响。一是总抚养比的持续上升，已从2010年的34.2%提高至2019年的41.56%；二是国民总储蓄率的持续下降，从2010年的50.9%下降至2019年的44.41%；三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剧变，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萎缩，15-59岁人口比重从2010年的70.14%下降至2020年的63.35%，15-59岁人口规模减少超过4600万人。

　　“十四五”时期，劳动力市场恐将发生剧变。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间，中国新出生人口数量经历了两个明显的高峰期和一个漫长的低谷期：第一波高峰期是1962-1973年，期间每年出生人数基本在2500-3000万之间，平均值为2700万；第二波高峰期是1981-1997年，期间每年出生人数基本在2000-2500万之间，平均值为2200万；自2003年至今，中国进入人口出生的低谷期，期间每年出生人数基本在1500-1700万之间，平均值为1600万，相比第一波高峰期，平均每年减少1100万人。

　　从结构性变化来看，“十四五”时期至2035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将发生剧变。一方面，从2022年开始，中国第一波高峰期人口开始达到退休年龄，进入退休高峰，至2030年前后接近尾声；另一方面，从2021年开始，中国在低谷期出生的人口开始成年，接棒进入劳动力市场。高峰期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低谷期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两者在数量级上的不匹配所形成的巨大缺口，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从未经历过的剧变，将对宏观经济和养老金账户产生巨大的结构性冲击。

　　在“十三五”时期，中国酝酿许久的延迟退休方案最终没有出台，但影响不是太大，原因在于，1958-1961年是中国出生人口的一个短暂的低谷期，这期间出生人数平均值为1500万，同时，中国人口第二波高峰期的尾部进入劳动力市场，1998-2002年出口人口均值为1800万。退出和进入属于同一量级，对劳动力市场和养老金账户的影响不大。

　　但是，面对“十四五”时期的剧变，必须及时出台延迟退休政策，以延缓高峰期人口退休，减轻劳动力市场的断层压力，为劳动力市场平稳调整和经济健康发展提供窗口期，同时也可以极大地减轻养老金账户陡增的赤字压力。可以说，十四五是中国出台延迟退休政策的最后良机，越是拖延，政策效果越差。特别地，1962年是出生人口高峰期的开始，从上年的1187万人激增至2491万人，1963年是出生人口峰值，高达3000万人，此后趋势性回落。抢抓劳动人口退休高峰期，可以保证政策效果。否则，随着第一波高峰期人口的全面退休，即使调整国家生育政策、放开生育，或利用最低工资政策、反歧视政策等刺激劳动参与率和提高劳动积极性，恐都难以应对未来5-10年的劳动力人口急剧失衡问题。不仅如此，随着农民工群体平均年龄达到41.4岁，高龄农民工开始退出特定市场，特别是制造业和建筑业，这意味着十四五时期，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3、用工成本与碳成本双增，需要提高制造业竞争力

　　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已经成为科技创新和国际竞争的主战场，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竞争力仍亟需提升。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尤需高度关注该领域的国内国际循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制造业进出口快速提升，制造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例从1985年的36.3%增长至2015年的94.3%，并占据了全球制造业出口市场近20%的份额和进口市场近10%的份额，高科技产品贸易占据了全球出口市场近25%的份额和进口市场近15%的份额。但值得注意的是，自2015年以后，中国制造业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出现了明显下滑，同时，高科技制造业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也明显下滑。必须审慎认识中国制造业特别是高科技产品的竞争力变化，科学分析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中能反映本国高科技产业竞争力的成分，切勿因良好的总体规模表象而忽略国际分工背景下本国在高附加值产品或生产技术上可能存在发展瓶颈的结构性问题。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的确面临不断加大的结构转型压力。首先是随着劳动人口结构和就业偏好变化，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逐渐丧失用工成本优势。2020年，中国制造业平均时薪从2016年的4.99美元上涨到6.5美元，累计上涨了30.3%，目前水平是墨西哥制造业平均时薪的1.35倍，是越南制造业平均时薪的2.17倍。

　　更重要的是，用工成本上涨背后反映了劳动人口结构和就业偏好的变化，即制造业企业面临“招工难”的问题。近年来，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数量持续较快减少，2020年较2017年减少1000万人。分析原因，农民工群体平均年龄已达41.4岁，在长期超强度的工厂劳动的情况下，40多岁可能是这一群体参加劳动的最后时期，这一群体的绝对数量将在短时间内急速下降。也就是说，加入世贸组织20多年来，中国制造业最大的劳动力群体即将退出劳动力市场，这是国内制造业第二个显著特征。传统劳动力群体日渐减少，而新一代劳动力群体又没有成规模地形成，特别是青年劳动力不愿成为工厂工人，这使得制造业劳动力市场不断萎缩。据美团数据显示，疫情期间两个月内新增外卖骑手58万人，其中40%来自制造业工人。这实际上表现出，新时代的劳动力宁愿从事低端服务业也不愿意从事低端制造业，由此加剧制造业的“招工难”现象。

　　最后，近期讨论如火如荼的“碳达峰碳中和”，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加剧制造业企业的成本压力和转型压力。国际减排的历史经验表明，发达经济体的“碳达峰”更多地是在其经济高速增长期和结构转型期结束后的“自然结果”，发达经济体的“碳中和”更是在这样的“碳达峰”后仍预留了相隔6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窗口期。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中高速增长时期，就要求10年内“碳达峰”、随后30年内“碳中和”，尤其需要慎重考虑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出台相应的配套支持政策，使企业的综合成本保持在承受范围之内，更不能够简单地一刀切，甚至层层加码。

　　除了各方面成本压力外，近年来，中国出口遭遇的非关税措施也呈现上升趋势。从出口角度看，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平均关税水平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显著削减，2017年已降至2.59%的历史最低水平，未来关税层面的不利因素只会增多而不会减少。另一方面，同期世界各经济体对于非关税措施的使用日益频繁。基于中国出口产品类别被各贸易伙伴进口非关税措施覆盖的数据分析显示，技术性贸易措施和数量控制措施是影响中国产品出口最为广泛的非关税措施，其产品覆盖范围明显扩展，从侧面反映了外部市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倾向。

　　在多重压力之下，未来工业机器人的普及或许是中国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有效路径。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世界机器人报告2020》，自2010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的自动化趋势大大加速了对工业机器人的需求。从地域分布上来看，工业机器人主要部署在亚洲，亚洲工业机器人部署总量远超其他各州，2019年达到2010年的3倍多。中国占据了亚洲工业机器人市场的一半或者说全球工业机器人市场的三成。

　　工业机器人是当前中国普及度最高的机器人种类。近年来，中国工业自动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工业机器人在工厂中加速部署，集中在汽车行业、电子电气行业、金属和机械行业等领域。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估计，2019年，中国共有78.3万台工业机器人运转，大于日本和美国工业机器人运转总量之和。

　　尽管中国制造业在自动化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并以每年远高于其他国家的速度加速部署工业机器人，但是相较中国庞大的制造业市场，机器人的使用密度仍然偏低。2019年新加坡平均每万名工厂工人拥有918台工业机器人，韩国为855台，日本和德国分别为364和346台，而中国每万名工厂工人仅拥有187台工业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密度仅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考虑到中国目前较低的工业机器人密度和每年庞大的工业机器人新增量，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潜力极大，工业机器人新增速度将长时间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使工业自动化达到一个较高水平。

　　鉴于疫情期间劳动供给的风险，很多企业已经加快了机器人普及的步伐。2020年6月，工业机器人单月产量突破2万套，2020年12月达到3万套，2021年3月达到3.3万套。1-5月份，工业机器人产量累计同比增长73.2%。

　　4、劳动力需求与供给错配，结构性失业压力将加剧

　　疫情后中国劳动力市场会呈如下五个维度的结构性变化：1）机器人的普及提速并向纵深推进，将加剧技术性失业：一方面，大量的重体力操作性的岗位将消失，低技能劳动力面临失业风险；另一方面，高技能劳动力短缺，很多岗位虚位以待。2）产业间的就业非均衡现象会愈演愈烈：以纺织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排斥劳动力，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也不容乐观；以电气和机械为代表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就业向好，以计算机、IT、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就业形势蓬勃向上。3）地区间就业失衡现象仍会持续，但会发生如下转向，即从过去东中西三地就业形势落差为主转为南北地区的就业落差为主。4）分群体看，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问题是最大的两个焦点。由于农民工大龄化问题愈显突出，4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过半，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达到26.4%，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将无法胜任传统产业的作业要求，如果人力资本不能及时转型，那么将面临较大的再就业挑战。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压力会不断累积，鉴于产业结构升级难题、高等教育供给错位等诸多因素的作用，大学生就业压力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解决。5）疫情加快了全民生活的数字化转型，并催生了新就业形态的发展，传统就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正在让位于以“网约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对传统的劳动规制政策提出了新挑战。作为新生事物，平台与员工之间雇佣关系的弹性化、虚拟化、多重化，造成了劳动权权益保护的真空，正在挑战传统的劳动规制政策。如何保障数千万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劳动者权益，兼顾就业机会和就业质量，正成为一个迫切的时代话题。

　　5、疫情冲击创伤效应仍在，需要着力改善长期预期

　　疫情冲击导致各类市场主体的行为模式发生剧烈调整，总体趋于保守，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和活跃程度不高。居民收入和就业预期恶化对消费需求的压制、企业盈利预期下滑和高度不确定性对投资需求的压制、政府化解债务风险和部分地方政府官员不作为对基建投资的压制，不仅使得总需求不足的矛盾在短期内充分显现，而且使得中期内居民消费行为、企业投资行为、政府支出行为都趋于过度“保守化”，制约经济复苏节奏和高质量发展。因此，如何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活跃程度，总体走出信心不足的局面，依然是下阶段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的一个重点。

　　现阶段，居民消费行为模式趋于保守表现得尤其明显。疫情冲击造成的社会心理变化，叠加经济下行压力带来的失业风险和收入预期下降，使消费复苏持续面临严峻挑战。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4.7%，但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减少1.6%；其中，城镇居民收入增长3.5%，但消费下降3.8%，农村居民收入增长6.9%，而消费也仅增长2.9%。消费增速大幅低于收入增速，反映了居民消费行为趋于保守。从消费支出结构来看，居民消费的保守化倾向更为明显，2020年除食品烟酒和居住类支出刚性增长外，其余六类消费支出均为负增长，导致居民恩格尔系数由降转升，再次退回30%以上。从未来增长潜力看，2020年居民储蓄的增加，客观上有利于避免家庭资产负债表恶化风险，提高未来的消费潜力。然而，要想激发消费潜力，一方面需要通过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也需要提高居民对未来收入的信心。

　　从另一个角度看，居民消费行为保守也与中国社会发展相对于经济发展还比较滞后有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一些民生领域反映比较突出，安全网还不够牢靠。在这方面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要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二是要全面加强全国的统筹性。由于地区差异、部门差异过大，再分配工具反而可能成为不公平的源头。“十四五”发展目标提出，民生福祉要达到新水平。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十四五”时期，需要围绕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积极作为，特别是补齐社会发展的“短板”。“十四五”时期，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而要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除了创新驱动，必须要在收入分配、民生建设、公共服务等一系列领域有突破性进展，在加速城镇化、社保体系改革尤其是养老体系改革等方面推出新举措。

　　6、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平等，需要系统推进财税改革

　　近20年来，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长期位于0.45-0.5的高位，2019年仍达0.465，累积形成的财富差距更为明显，不仅使得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愈发不足，甚至使得青年一代的奋斗意愿下降，各种形式的“躺平”成为网络热词。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的研究报告《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中国资产排名前10%的城镇家庭占有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的47.5%和净资产的49%，资产排名后60%的城镇家庭仅占有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的19.1%和净资产的17.7%，财富不平等程度已经较为严重。

　　疫情冲击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其经济影响可能还在逐步显化。继2020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低于平均数增速0.9个百分点，2021年一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低于平均数增速1.0个百分点，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可能在持续恶化。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与均值之比从2015年的87.8%持续下降至2021年第一季度的82.4%。

　　从居民可支配收入构成来看，自疫情暴发以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增速持续显著低于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增速。这些结构性变化表明，虽然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财政转移支付对最低收入群体收入进行了有效补充，同时资产价格上涨使得高收入阶层收入没有受损，但工薪阶层和个体经营收入受损严重。在培育形成以国内市场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过程中，中等收入群体是未来支撑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的核心力量。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变化，特别是与高收入群体的分化，在政策层面应当予以高度关注。

　　收入再分配环节产生日益严重的逆反方向调节问题。近20年来，中国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整体走低，从1996年的67%持续下降至2010年的57%，然后才逐步回稳至2018年的61%。在此过程中，中国收入再分配环节不仅调节力度不足，而且出现了日益严重的逆反方向调节，使得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的占比进一步下降。具体来说，经过再分配环节，在1992-1998年平均提高住户部门收入比重2.0个百分点，在2001-2006年转为平均降低0.6个百分点，在2007-2016年平均降低1.5个百分点，2017-2018年平均降低1.9个百分点。其结果是，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从1996年的69%显著下降至2010年的56%，至2018年也仅回稳至59%。这从根本上制约了中国最终消费率的提升潜力，也加大了宏观动态平衡的难度。在今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年平均实际增速，低于实际GDP增速0.5个百分点，再次说明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出现进一步下降。

　　因此，关乎全局的收入分配攻坚战，亟须真正改善目前在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两极化现象，缩小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差距，使中等收入阶层能够明显扩大，从而激发潜在的消费能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再分配改革分为几个层面：其一，初次分配的改革，就是要调整目前个人工资收入、企业利润、政府税收这三者之间的比例格局，改变穷居民、富企业、强政府的格局，在工资形成机制、利润分配机制和税收体系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其二，再分配体系的改革。首先是不同收入阶层的改革，必须对高收入阶层、对资本利得、对房地产等财产进行征税，并以此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其次，要完善整个社会福利体系，使更多中低收入阶层能够享受到有效的、充足的社会保障。最后，再分配体系中，还要对税收工具进行深化改革，特别是要在财产税等方面做大文章，从目前的流转税向财产税、所得税进行转移，提升递进的层级。收入分配改革是一个系统性的超级工程，是触动深层次利益结构的改革，在快速增长过程中进行改革所带来的冲击或压力会相对缓和。要实现2035年的远景目标，现在就要在战略上进行全面设计。

　　总之，“十四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五年，是在两个百年交汇期进行战略深化和战略转型的关键五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变期和中华民族崛起的关键期决定了我们必须统筹发展与安全，必须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以新发展格局为战略基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平稳健康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好局、起好步。

　　注：除标注数据来源外，本文中的数据皆出自Wind数据库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测算

　　本文节选自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1年中期）——开启常态化进程的中国宏观经济，执笔人为刘晓光、刘元春、闫衍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