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一个道理:一个城市的实力,决定了一个城市的房价。

但一个城市的实力,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估计很多人只有一个模糊、感性的认识,没有深入思考过。

比如说北京实力强,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因素,首都嘛。比如说到深圳实力强,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经济因素,特区嘛。比如说杭州实力强,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环境因素,天堂吗。

好了,如果顺着这个思路理下去的话,我们会列举出很多决定一个城市综合实力的因素。全部穷举的话,大概能有十几项。

不过在这十几项因素中,主要有三个要素,是起到根本性、决定性作用的。

这三个要素:第一是经济实力强弱,第二是行政级别高低,第三是领导情感加持。

我再重复第二遍:第一是经济实力强弱,第二是行政级别高低,第三是领导情感加持。

我再重复第三遍:第一是经济实力强弱,第二是行政级别高低,第三是领导情感加持。

其他的,都是次要的,不起关键作用,或者说是锦上添花的因素。

01 经济实力强弱

中国总体上,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最本质的特征是什么呢?说直白一点就是贫穷。

因此,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第一要务,就是发展经济,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句话,四十年来,一直没有变过。

总设计师还特别说了一句大白话,叫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能不能挣钱。

比如,在第一代企业家圈子里面,就有一个约定俗成,那就是谁钱多,谁就能在聚会场合座第一把交椅,占据主位;谁钱多,谁就最有男人魅力,哪怕你丑的不能再丑。

粗俗一点说就是,谁钱多,谁就dior大。

不服,不服你也比我大?

放到城市里面,就是谁的GDP高,谁纳税多,谁就牛逼。上面呢,就能给你更多的权利。

最典型的有两个城市,一个是十几年前的浙江宁波,一个是今天的江苏苏州。

当年,宁波GDP在浙江是当之无愧的一哥,省会杭州在他面前,都是小弟。

因此,那时候浙江全省开大会,入场时,宁波的一把手,穿着笔挺的雅戈尔进口面料西服,是要走在杭州一把手的前面的。

又比如今天的苏州,虽然只是一个连机场都没有的地级市,但是人家就是能挣钱,就是能赚取白花花的银子给省里花。

不服,不服你先把GDP也干到全国第六再说?

所以,苏州即使只是一个普通的地级市,但是在气场和气质上,完全不输南京,甚至一度以苏南发达地区自居,瞧不起苏北。

02 行政级别高低

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一项特别重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政治经济学》,这个理论,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学》,并称为经济学的两大门派,类似于南乔峰北慕容。

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就是前缀副词,政治两个字。这一点,懂政治的人,都明白。尤其是经历几千年封建等级思想洗礼的中国人,更是刻骨铭心。

古代那叫官大一级压死人。现在就是城市行政级别越高,越能分配更多资源,抢到更好政策,争取更多支持。

目前中国城市的行政级别,依次是首都——直辖市——副省级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非副省级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乡镇——村。

九个等级,居然完美地和古代的九品正中制——重叠了。你说是巧合呢,还是巧合呢?

所以,虽然听起来,山东青岛管辖的县级市平度市,一把手叫书记,直辖市重庆一把手,也叫书记,但是这两个书记,那中间是隔着十万八千里的。

平度的,是七品的县处级,类似于曾经的县令。重庆的,是一品的副国际,类似曾经的副宰相。

而谁能够调动更多的资源,也就可想而知了。

就像当年被宁波一直压着的杭州,最后卧薪尝胆,哪怕是背着“炒地皮”的骂名,也要不择手段做大做强杭州。

就像如今的南京,拿着上面定的“首位度偏低”的尚方宝剑,一门心思把全省资金资源往南京堆,地铁一条又一条,新区一个又一个。

如今,宁波再不敢轻易在杭州面前造次了,苏州也再不能轻言南京是苏北土不拉几了。

这,就是行政级别的力量。也是现代版的官大一级玩死你。

不过,正如当家的一直强调的,在中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没有变一样,在经济强弱和行政级别高低二者之间,总体上还是经济实力的因素要大行政级别的因素。

就像重庆虽然贵为直辖市,行政级别比苏州高两档,但是没有谁会傻到认为重庆实力比深圳彪悍一样。

当然,如果经济实力相当,或者差别不是很大的情况下,那么行政因素就能起到决定性的关键作用了,典型的就是前面提到的杭州反超宁波。

03 领导情感的加持

首先声明一点,这个因素有点敏感,因此只能比较含蓄地点到为止,不能写的太直白,也不能分析的太深入。

能理解的就理解,一知半解或者不能理解的,也别在后台留言了。如果好奇心实在比较强,可移步知识星球,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提问交流,能回答的,尽量给大家回答。

如果说经济强弱和行政级别是属于看得见、可比较、能精准衡量的要素的话,那么领导情感的亲疏,就是一个不能量化、不能衡量、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又及其微妙,却对少数城市起着决定命运的要素了。

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一切听天命、看缘分。

最近几年,贵州的经济增长非强劲,GDP增速好几年排名前三,一度力压GDP狂魔重庆,在西部独占鳌头,可以说风头无二。

贵阳的房价也得益于全国大行情和自身经济的发展,翻了接近一倍。

明眼人都知道,贵州近些年的发展,关键在于其“十二五”期间贯穿全省的高铁建设,成功激活了整个经济的活力。

尤其是高铁“贵广”线,直接把贵州这个四面环山的内陆穷省,搞成了有出海大通道的准沿海省份,区位优势即刻凸显,瞬间不输成渝。

目前,贵州的高铁优势在西部仅次于成都,略胜过重庆。

那么贵州的高铁,应该归功于谁呢?很多人说应该归功于从广东过去的那位老省长。在他超高的政治智慧和工作狂魔般的干劲推动下,贵州硬是完成了跨越三省的大手笔大战略高铁建设。

据说,在这位工作狂魔省长治下的那几年,贵州的公务员怨声载道,工作强度和压力太大了。干得不好,是可能当场下课的。不过回过头来看,正是有了这样的政治强人,才有了今天的贵州涅槃。

对于贵州,广东的那位老省长,确实功不可没,而且是摆在台面上的第一功,但是又有谁知道,在更后面,在更上面,还有另外一位对贵州发展来说,影响更大的老书记呢?

对于广东广西,贵州算是兄弟省份,可以通过政治智慧去斡旋。但是对于主管高铁建设的几大部委,那可是贵州的顶头上司,广东过去的省长,能力再强、智慧再高、魅力再大,也是然并暖的。

这个时候,另一个人该出现了。老书记!

广东过去的省长在一次开会间隙,向老书记汇报说:

我是从东部沿海最发达地区最发达城市过去的,来到贵州,看着很多贵州人民,都二十一世纪了,还穿着补丁上再打补丁的衣服。有些人家,依然只能过节才能吃上猪肉。孩子们上学,还要光着脚爬十几里的山路。说实话,我心里不好受。老书记,贵州的交通,尤其是高铁的建设,迫切需要提速。

听了老省长的汇报,老书记良久低头不语。我想,他一定是回想起了十几年前,他离开北京,来到贵州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回想起了在贵州和他一起共事的领导班子,回想起了地无三尺平的贫瘠土地,回想起了在这片土地上日夜耕作但收入微薄的贵州人民,也一定想起了四十年前他下乡插队在农村的艰苦生活。

会后,老书记召集分管高铁建设的几大部委负责人,商讨贵州的铁路建设。有部委负责人说,“十二五”高铁规划已经做完了,现在要改,不太合适吧。而且如果改了,其他省份会不会有意见?

老书记沉默了很久,若有所思地说:我看过规划,超过百分之六十的高铁项目都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超过百分之八十的高铁都集中在中东部经济发展较好地区,只有不到百分之十五,规划在西部欠发达落后地区。

难道非得中东部大鱼大肉,而西部却只能吃糠咽菜、甚至连口汤都喝不上吗?你们仔细讨论讨论,想一想,这个规划,能不能调整一下。

最终,贵州铁路,半路“插队”十二五规划,开启了开挂式的建设,也才有了七八年后,贵州经济的快速发展。

贵州之前,有拿着尚方宝剑的天津。而贵州之后,有穿着黄马褂的杭州。

一座城,遇上一个人,是运、是命、是缘,可遇不可求。

04

好了,该分析的、能分析的,都分析完了。

如何选择依然值得重点关注的城市,大家对着上面三个要素,然后再加上一条:城市房价在这一轮大行情中,涨幅不超过1倍的对号入座,基本就心里有数了。

(友情提示:适用以上条件的城市,仅指胡焕庸线以东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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