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部长,他具有超人的魅力,面对一些不怀好意记者的提问,他总能轻松应对,甚至在得体应答之时,还能给其回击。

比如一位美国记者问总理身为中国总理,为什么要用美国生产的派克钢笔。实则说我们中国落后。而总理微微一笑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他的,是抗美援朝中缴获的战利品,他本不想收,但是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当作我们中朝两国人民打败美帝野心狼的见证!那位记者听完之后面红耳赤,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听起来是比较温和的语气,但是不仅回答了记者不怀好意的问题,也进行了有力的回击,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总理。其实身为政要少不了要面对记者,怎么样应对得体,十分重要,在一位意大利记者访问邓小平的时候,曾经问了好多敏感和刁钻的问题,都被邓公一一化解了,我们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总理

上世纪意大利有一位著名的记者,叫法拉奇,全名是奥莉娅娜·法拉奇,她是二十世纪新闻女王,世界第一女记者,以及国际政治采访之母,可以说在当时的新闻界她有着超然的地位。

她曾担任过战地记者,采访过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具有丰富的采访经验,而令不少外国政要十分头疼,她的采访直接、尖锐甚至咄咄逼人,不少外国政要被整得十分尴尬,甚至是愤怒,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曾说一生中做得最愚蠢的事”就是接受法拉奇的采访。

让不少外国政要如此忌惮,法拉奇足可以骄傲了,她曾经几次申请要财富邓小平,但是提交了多次申请都没有被批准,最后一次,邓小平亲自说让她来吧,就这样法拉奇获得了采访邓小平的机会。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会见了法拉奇。这一次会见也给了法拉奇“特权”,在场的中国记者都离开了,当时在场的只有邓小平、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翻译施燕华一名记录员,以及法拉奇。

法拉奇不愧是一名著名的记者,在采访邓公之前,她做足了功课,她以祝邓小平生日快乐为谈话的开头,因为第二天就是邓小平的生日。邓小平都感到诧异,他也知道这法拉奇是有备而来,事实上这一次采访法拉奇真的是有备而来,她问了很多问题都是围绕毛主席展开的。

第一个正式问题,就十分敏感。她之前来过中国,当时中国处在那个年代,她能看到很多地方挂着毛主席像,但是这一次来,就不一样了,而且她只看到挂在紫禁城(故宫)入口处。于是她问邓小平:“以后你们还会保留毛主席像吗?”

为什么说这问题十分刁钻敏感呢?当时已经进入到80年代,正在进行拨乱反正以及解放思想,怎么对待伟人成了一个问题,从毛主席像上就能看出来很多问题,但是邓小平知道法拉奇的意图,斩钉截铁说道:“永远要保留下去!”

法拉奇

紧接着法邓小平又说,毛主席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这显然不是法拉奇想要的答案,她接着说,很多中国人说道那个四个人的时候,伸出五个手指,这个问题其实更加刁钻也更加敏感,她想说的是,伟人和那四个人的错误是一起的。

这个问题就相当唐突了,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回避,他直接说道:

““必须清楚地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罪行,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邓小平这样回答等于肯定了伟人的地位,可是法拉奇根本不会轻易放下这个话题,再一次提起毛主席和那四个人的错误问题,这一次邓小平丝毫没有犹豫回答道:

“我要对你说,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当然,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但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做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主席有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这些都被法拉奇记录下来,但是法拉奇更关心下一步,中国会不会向苏联的赫鲁晓夫一样对待斯大林,这个问题一问出来,邓小平的脸严肃许多,他说道:

“我要告诉你,我们绝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而且邓小平要求法拉奇一定要将这句话记录下来,在整个采访中,邓小平一共有三次要求法拉奇一定要记录下来他的说的话,可见他十分重视这些东西,此后法拉奇又问了几个关于毛主席的问题,都被邓公给轻松化解,而法拉奇也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她以为邓公会像其他外国政要那样!)

接下来法拉奇又问了很多问题,比如曾问邓小平为什么总处在二把手的位置,言下之意,邓为什么不当主席,但是邓小平说这不影响他工作,而且他们这些老干部都要退居二线,多让年轻干部上等等问题,

无论法拉奇问得多敏感和刁钻都被邓公一一给化解,而法拉奇也见识了一位不一样的外国政要,法拉奇对邓评价很高,而她估计也明白,邓公是借助她向世界传到这样一个信息:

中国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支持发展中国家维护独立的斗争。同时向中国人民表明,必须客观评价毛泽东的功过,保持团结稳定的局面。

毕竟当时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对毛主席的评价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如果评价毛主席成为国家稳定团结的大事,也关系到我们是能否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问题,同时西方的媒体也大肆扩大中国问题, 邓公接受法拉奇访问,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参考资料:施燕华《我的外交翻译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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