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城市中,一所医院的院务发达与否,并不由一二个单纯的因子来决定,而是有赖于许多、不同的、繁复的因素,诸如:医院所位在地区内居民的病率;医院各等病房的价格以及住院费用与居民一般经济力量的比较;医院的声誉;院内医务人员的声誉、学识、及服务精神等等。”
1948年10月5日,震旦大学医学院院长富莱梅在上海法语医师协会发表演讲时,开宗明义地讲了上面这段话。
演讲中,富莱梅列举分析了上海广慈医院1947年至1948年的业务数据。令他感到高兴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1947年上半年住院3520人,1948年上半年住院4801人,增长36%,而总住院日只增加了17%,换句话说,平均住院日明显下降。二是,免费病人数量激增。(详见图表)
表上海广慈医院1947年至1948年业务数据
免费病人激增,富莱梅居然高兴!若以当下国人心态来评判,肯定都认为他脑子进水了。
富莱梅说:“此一广收贫苦病人之政策,不仅救助了许多贫病无依的群众,仰且俾予医学院实习生以更多的机会来见识,研究各种疾病…”
如何评价一家大型医院?这就是当年医界、甚至可以说是主流社会,给出的答案。
如今,经历了文化断层的我们,若要真正理解前人这种平和的心态,可能并不容易。我们还是先了来了解一点点的历史吧。
1907年,法国人姚宗李任江南传教区主教,他在上海金神父路上建造了“圣玛利亚医院”,中文名“广慈医院”,意为广为慈善之意。第二年,医院建起一幢二层共有90个床位的“圣味增爵”楼,专供贫苦男性病员治病。当时,沪上报纸在报道中写到:“该处空旷清静,最合卫生,并用白帽子仁爱会女士调护。除膳宿费外,其余诊治等费均不再取。”
1922年,该院又扩建两幢二层楼房,一幢专收贫苦女性病人,称“圣心楼”,一幢作产房。
对于贫苦病人天天免费、年年免费,那么医院究竟如何运营呢?其实,民国时期所有慈善医院的运作模式,都和中国传统行医方式别无二致,那就是:穷人看病,富人付钱。民国时期,广慈医院的宣传资料中说:“贫富俱收,各视其境遇以付值”;“富者出其膳费、及其指定医师之诊金;贫者只在其能力之内,出其膳费,从无因乏资而被拒绝者”。
慈善模式,对于医院的经营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更加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撑。而对于这两个方面,富莱梅还是很满意的:“至于免费病人数之激增,一方面固然由于医院当局之管理得宜,另一方面也不能不归功于善后救济总署及其他各慈善组织所赐予之物质帮助。”
民国时期,广慈医院的慈善医疗“从未间断”,“故贫者极乐进广慈医院,药费优廉看护周到,身心具泰。”
当年,这家医院不仅是贫苦病人的疗治之所,还是一座风景优美的公园。步入医院,目之所及,便是一派“和谐医疗”的场景。
1925年,沪上杂志刊登了一首诗歌,名为《广慈医院中》。
红廊之前平展草地青青,
四围长路都被藤绿遮荫;
蝉声嘶嘶东断而西续,
凉风偷偷来掀我衣襟。
病客在楼上偃卧,
门外彳亍行人;
片刻小立难得,
小立独自沉吟。
闭上眼睛,想象那时的医院风景,不禁赞叹:广慈,多美的名字呀。
(注:上海广慈医院,即瑞金医院前身)
广慈医院贫苦男子病房,修女的白帽子好大呀…
广慈医院贫苦女子病房,圣心楼
广慈医院花园一角
广慈医院创办人姚宗李
广慈医院的院徽,主要图案为法国国旗,上有法文院名“圣玛利亚医院”Hospital Sainte-Marie的缩写
最后这张画面,很多70后的人们大概都有印象,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看到的一部国产动画片《渔童》,里面的外国神父是个十恶不赦的角色。我们小时候,心里被埋下太多的仇恨。这些仇恨,或多或少地扭曲了我们,也扭曲了我们对医学的理解。当下,我们谈论广慈医院,依然可能有人跳出来说,这是殖民统治。我不想争论什么。很多事情,需要在平和的时期,由历史学家作出结论。我只是想说,医学的本原,在于宽恕和仁爱,不需要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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