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青少年性教育专家焦锋：“性教育是未雨绸缪”

1980年代末，自云南省首次发现艾滋病病例以来，到21世纪初，该省曾长期是全国艾滋病流行的重灾区，经历过一段漫长的防控历史。在当时禁毒防艾的社会风潮下，性教育因此进入云南省的中小学校园。

青少年性教育专家、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焦锋是参与其中的一员。他从事性教育相关的普及工作已有二十余年，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环境项目培训专家、云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宣教中心特聘专家。

焦锋常年在西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云南省129个县，他去过100个。云南、甘肃、青海、山西等中西部地区的教育资源相对匮乏，性教育缺失引发的社会问题尤为凸显。

焦锋致力于开展全面性教育（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简称CSE）。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新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提倡通过高质量的全面性教育（CSE）促进人类健康和福祉。这也是国内许多专家大力倡导的一种性教育理念，它包含生理层面的性，还涵盖社会、心理层面的性。

围绕青少年全面性教育相关议题，焦锋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不管我穿成什么样，你都不能来侵犯我”

南方周末：吴亦凡事件之后，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与我们性教育的长期缺失有关，你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焦锋：性教育我们国家一直在做，但是以往更多聚焦在生理卫生的健康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性教育是一个综合立体的课程体系，我们现在倡导“全面性教育”，英文叫CSE。它里面就包含了性权利的觉醒和性意识的唤醒。性教育是一种个人权利意识觉醒的教育。我们为什么讲人流、防范性侵，实际上也是让每个女孩子学会保护自己。

南方周末：这两年关于亲密关系中的隐性暴力、PUA、性同意等问题也持续被广泛讨论和关注。尤其是在权力关系不对等的亲密关系中，地位更低的一方可能受性胁迫，身心受到伤害。那么在CSE的性教育课程中，在这块是否对青春期的未成年人有更多指导？

焦锋：有的。特别在CSE的框架下，我们会强调独立人格，比如我要跟一个人发生性行为，那肯定是我愿意的，或者说我想要的，不是为了讨好他，为了迎合他而去做这件事。我们会说性是愉悦的，我们是有性权利的，对自己的身体有掌控权。

一些女孩从人格上来说，可能是缺乏独立性的，有依附的意思。她会觉得你是我的偶像，你想怎么着都行，甚至我不否认，有个别女孩会以此为荣。她不知道偶像并不是真的喜欢她，只不过是在玩弄感情。那么在CSE的框架下，我们会注重培养他们成为强大的自我，包括如何交友、如何处理亲密关系、亲密关系是怎么发展才会到发生性行为那一步等等，这些问题都会有引导。

南方周末：如果女孩子没有强大的自我，在亲密关系中可能出现什么问题？

焦锋：我举个例子，现在很多谈恋爱的女孩，她挽留男朋友的一种方式，就是在性问题上妥协。我们在调查和访谈中，也听到过男生说，我跟女孩子谈恋爱，如果谈了几个月还没搞定她，就是还没发生性关系，他会觉得很没面子，因为他的兄弟们都搞定了，他就会使用各种手段。

之前我还接到过一个女生的电话，她在一年之内跟三个同学发生过性关系，但至少有两个是她不愿意的，就是被约出去，然后说今天晚上回不去了，有点胁迫性质，但又没有那么明显，她自己好像也没有判断力，在我看来那就是侵犯。但她自己没有意识到，是过后才觉得不对头。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她接受过一些相关培训，起码在那一刻会明确表示拒绝，并且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我相信那些男生也不至于冒着严重犯罪的风险去侵犯一个女孩。当然我们会在技术上有一些引导，比如怎么回绝男性的性邀约；确实要发生性行为时，如何正确使用合格的安全套来保护自己。

南方周末：如何教导青春期的孩子回绝性邀约，可以举一些更具体的例子吗？

焦锋：谈恋爱时，很多男孩子会跟女生说，今天我爸爸妈妈都不在家，要不然去我家吧？这种邀约很多小女孩不知道怎么回应，她可能就去了，去了她也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她并没有准备好。我做培训时，就会教她们说，今天晚上我爸爸妈妈都在家，要不去我家吧？我们会给青少年一些更睿智的处置决策。你看我认可我们的情侣关系，要带你去见我的父母，同时也暗含一个警告，我爸爸妈妈都在家，你想干嘛？

再打个比方，假设某个明星攒局，有一些小孩可能并不愿意去，但是不会拒绝。特别是未成年的女孩子，如果你预估到了风险，你的好朋友邀约的话，应该怎么去拒绝？如果你是委婉地拒绝，那么他们会不停地来说服你，你可能第一次抵抗住了诱惑，第二次、第三次就未必，它会变成一个可以说服的状态。我们在做生活技能方面的指导时，希望你在面对这种预估到可能有危险的邀约时，明确态度，强硬地拒绝，没有任何商量余地。这些都是我们以往的教育当中相对比较缺失的。

南方周末：在全面性教育（CSE）的框架下，什么内容是对传统教育的补足？

焦锋：如果事情已经发生了，假设你已经被侵犯了，那么作为未成年受害者，应该怎么做，这一块以往的教育有缺失。我们传统文化说家丑不可外扬。我记得若干年前有个地级市的官员，她就是女性，在说到一个女孩被性侵的事件时，甚至说了句，大意是我的女儿如果受到侵犯，我会悄悄找医院处理掉。如果一个女领导都抱持这样的观点，其实是很可怕的，会让一些受害者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很多孩子会被灌输，你被侵犯是因为你太招摇，比如穿着暴露、举止轻佻。这会让一些孩子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我们的教育会跟孩子们一块儿来分析，谁才是受害者。不管我穿成什么样，你都不能来侵犯我，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另外就是应该如何保留相关证据，那么对于事情后续得到公平公正的处理会很有利。

“不要回避，不要躲”

南方周末：关于性教育，有人也许会担忧，让孩子们过早地了解性，是否会让他们更想去尝试。但也有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次性行为的时间与是否接受性教育并没有相关性。在你看来，接受性教育的意义是什么？

焦锋：我经常给大学生开玩笑说，希望你们的第一次性行为是“蓄谋已久”的。蓄谋已久是说你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包括经济、思想、知识、技能上的。我最担心的是，青少年性行为是在一种完全懵懂无知的状态下胡乱做出的决定，最后会有一系列结果，怀孕、性传播疾病等等。我们做性教育其实是未雨绸缪，让他们做决定时可以三思而后行。

性教育有一个重要观念叫减少伤害。特别是中小学生，我们说你最好不要谈恋爱。如果谈恋爱，你谈谈就好了，坐到一起聊聊天、讨论学习、探讨人生、聊聊未来都可以，说说情话都OK。你不要去做婚前性行为，如果非做不可，我只有教你怎么保护自己。我们以前有个项目是专门调查未成年人怀孕的，在一个云南的医院做调查时，甚至见过一个女孩，带着三个男孩来做人流，因为她不知道孩子是谁的，就把三个男生都叫来了，他们还一起凑钱给她。在他们看来这事跟去买杯奶茶是一个感觉，我觉得特别可怕。

南方周末：很多80后、90后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老师讲性知识时总有些遮遮掩掩。这种不专业的态度是否反而会让性变得神秘？

焦锋：你会让这个孩子对这个事更好奇，更想知道，而他又没有渠道，你把门给他堵死了，他就只有爬窗户去了。有一次我带研究生在昆明的小学做问卷调查。研究生是个小姑娘，我估计还没谈恋爱。当时在小学五年级班上，一个小男生举手说，他有问题，研究生就过去了。那个男生问，姐姐什么叫遗精。我估计女孩子那一秒钟脸都红了，转过身来对我说，焦老师，他有问题要问你。我当时没有说什么，过去给那个小学生解释什么是遗精。调查完以后，我们出来到学校门口，我就把研究生叫过来批评了一顿。我很严肃地告诉她，如果下次再这样，我就要把你退回去了。因为我认为你做了一个特别不好的示范，我们是代表科学的，要用科学的态度来讨论一个科学问题，不应该回避。我们应该直面孩子对性问题的好奇，有时是我们自己的心思复杂了。

南方周末：为什么说我们自己的心思复杂了？

焦锋：很多年前，我们做过一个农民工的干预项目。农民工因为远离家乡，艾滋病、性病这些问题也比较麻烦。当时还没有微信，只能群发短信。我每个月都会给那些农民工群发三到五条短信，传播健康知识，同时也接受他们的咨询。比如他们告诉我，找了小姐，该怎么办，我也会给一些建议。有一天我接到短信，是一个农民工问我，狗怎么避孕？我当时就很生气，因为我们在讨论人的事，你干嘛问我狗？我就没理他，也没有批评他。几个月以后，我跟他们见面，就有一个农民工站起来说，老师，你们说了要回答我们的问题，我问狗怎么避孕，你怎么不回答？我当时才知道这是个真问题，我问他为什么这样问。他说因为工地上狗特别多，我想知道狗怎么避孕。从那以后，不管别人问多么奇怪的问题，我都会正面回应他。这一点在性教育上尤其重要，我对很多老师、家长都会说，孩子的问题，不要回避，不要躲。

南方周末：我们谈到了很多关于性教育专业化的问题。在你看来，目前性教育专业化推广的过程中存在哪些困难？

焦锋：首先是师资匮乏。因为基层老师本身编制就不够，一个老师可能要上好几门课，根本没有精力兼顾。比如我们的体育课也叫体育与健康课，要承担健康教育的功能，但老师多半是体育专业出身的，他可能擅长体育，却不擅长健康教育。在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师资会更匮乏。另外我们也欠缺教学资源，比如说教材。北京师范大学刘文利教授曾经带团队做研究，开发了一系列教材，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在我看来现在出版起来也比较困难。

南方周末：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性教育，是否经常需要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焦锋：这个不一定。我觉得云南的少数民族相对还好，没有太多来自于文化层面的压力或阻力。比如西双版纳的傣族，那里属于热带地区，其实孩子性成熟比较早。他们对性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敏感。他们更习惯于用传统文化，比如歌曲来传递跟性有关的知识，而不是通过培训和课堂的形式。西北地区尤其是一些有宗教信仰的地方，对性会更隐晦。

南方周末：你长期在西部贫困地区做性教育和健康传播，为什么会对这些地方这么关注？

焦锋：我有段时间做了一个香港的项目，大概有三年，每年至少两个月就要去一次西北。整个西部地区我应该是跑完了。我曾经在甘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经历。2008年，我到甘肃省古浪县黑松驿镇张家河村，给山村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上了一堂健康教育课。第二年我带着项目组又来到这里做专案评估。要离开的前一天，我在教室外面坐着发呆，走过来两个怯生生的西北小姑娘。我就赶紧迎上去，我说你们是找我的吗，两个小姑娘说是的，我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小姑娘说，老师，一个人说话可不可以不算数？我当时脑袋蒙了一下，我说那可不行，人说话得算数。我说我去年是不是给你们说了啥？两个小姑娘就特别害羞地说，你去年走的时候说，如果你再来，会带我们做游戏。我当时听了这话心里特别难受。我站起来给她们鞠了一个躬，说谢谢你们来找我，让我有机会弥补过失。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就是顺嘴一说，没有往心里去，但我没有想到这两个小姑娘记了一年。

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